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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往事（605-758）：隋唐大繁华背后的暗伤 1.凶险还是不期而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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稍懂弈道之人都明白，下棋时每落一子至少要看到下面的两步以上。同理，那些有远见的帝王在为皇室的长治久安考虑时，总会将立嗣问题摆在第一位。龙生九子各不同，不同的性格决定了不同的命运走向。这年正月，一则令人不安的流言在长安城的大街小巷悄悄流传。流言说的是太子李承乾已然失宠，魏王李泰可能会取而代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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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世民执政的前半期，家庭生活相对平静，直到贞观十年（636年），他的妻子兼密友文德皇后长孙氏去世才有了波折。他的长子李承乾、四子李泰、九子晋王李治都是长孙皇后所生。在等级森严的后宫，生母的地位往往决定子女的地位。皇位的继承多数采取嫡长子继承制，这就是宫廷内部所奉行的“出身论”，一个人的血统和出生顺序决定了他的地位。武德九年十月，八岁的长子李承乾就被立为太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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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来到世上就像上天播下一粒种子，在那里发芽，在那里成长，如果非要改变它的人生轨迹，需要付出高昂的社会成本。李世民对此深有体会，玄武门之变虽然成就了他的霸业，但也伴随着千万人头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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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承乾是李世民的嫡长子，毫无意外地成了传统意义上的太子，理论上的接班人。李承乾比他的父亲李世民幸福多了，他几乎什么都没有做，就已经赢在了人生的起跑线上。如今，太子失宠的流言像春天的流感在长安坊间口口相传、肆意播散，最后越过大明宫高高的城墙抵达李世民的耳中，惹得君王勃然大怒。这是一次有预谋的挑拨离间，他的内心隐隐生出一丝不祥的预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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贞观十七年正月十五，在元宵佳节的朝会上，一脸阴霾的李世民当着文武百官的面做出了严正声明：“听说坊间的官员、百姓认为太子有足疾，而魏王颖悟，又时常随朕出游，所以议论纷纷，甚至有投机之徒已经开始攀龙附凤。今天，朕要明白告诉诸卿，太子的脚虽然有毛病，但并不是不能走路。而且《礼记》说：‘嫡子死，立嫡孙。’太子的儿子已经五岁，朕绝对不会让庶子取代嫡子，开启夺嫡之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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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命，天注定，虽然说这是宫墙内的皇子们默认的生存法则，但这种听天命撞大运的做法实在让人难以接受。武德年间的李世民也是以此为突破口，为自己弑兄杀弟、篡权夺位打开了方便之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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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过境迁，等到他成为当国者，现在所秉持的，正是他当年所打破的。李世民坚信，只要自己坚持嫡长制不动摇，其他人就无法改变现实，太子李承乾就可以在皇权的接力赛上稳稳当当地接好下一棒。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人比他更能体会皇权交替所带来的痛楚，他绝不允许武德九年那场兄弟相残、父子反目的悲剧在自己的王国里上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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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被当作未来皇帝培养的孩子，又何尝不是被这个王朝绑架了的人质。很多时候，他失去的是自由与快乐，目的是换取家天下的永续和安宁。这和一个家庭差不多，身为独子往往需要背负整个家庭的期望，有时候是整个家族的。不同的是，太子的处境将这种模式更加极端化。一个王朝一个家，天下虽大都姓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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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世民担心的事还是发生了，到底是谁放出了“太子失宠，魏王代之”的流言？奇怪的是这些像病毒一样的流言不是先从宫廷之内向外蔓延，而是先在长安城的大街小巷里四处乱窜，这让李世民感到惊恐和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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贞观十七年正月十七，李世民最为倚重的股肱大臣之一、一代名臣魏徵与世长辞。听到噩耗的那一刻，李世民如遭雷击，哀恸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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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魏徵，我们最熟悉的莫过于贞观年间那场漫长的进谏与纳谏游戏。以魏徵为首的官员们极力想要压抑皇帝的私欲，希望能够将其纳入“内圣外王”的正确轨道。李世民也的确做到了逢谏必纳，对进谏者大加赏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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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溯起来，这种改造与被改造是从玄武门事变后开始的。事变后的李世民，急于获得社会舆论的认可，自然就和怀有“内圣外王”理想的儒家知识分子们一拍即合。李世民的自我改造运动，最终演变成了单纯的进谏和纳谏活动，而且完全流于形式主义。他不断地纳谏，不断地奖赏进谏者，但对于执行进谏的内容，却一直都兴趣索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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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形式主义的游戏玩久了，有时候也令人感到无比厌倦。贞观十一年（637年），李世民就对魏徵发牢骚说：“进谏的人都指责朕游猎过于频繁。但朕以为虽然如今天下无事，但武备是不能松弛的，朕时而与左右之人在后苑狩猎，又没有劳民伤财，这又有什么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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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徵很少有这样无奈的回答：“陛下既然让大家进谏，也应该让大家畅所欲言。如果说得对，陛下采纳了，对国家自然有好处；如果说得不对，陛下不予理会，也没什么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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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徵的回答里流露出了强烈的悲观情绪，他从皇帝的牢骚里，已经感受到一种发自内心深处的抗拒情绪。他直言不讳地将自己心底的感觉告诉了李世民，他说：“陛下如今不再喜欢直言了。虽然还能勉强接受，但早已没有了往日的豁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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贞观十六年（642年），魏徵染病卧床，李世民多次登门看望。他抚着魏徵的手臂，问他还有什么心愿未了。魏徵不改往日谏臣本色，说道：“臣不要任何东西与抚恤，臣只担忧国家的兴亡。”不久，魏徵病逝于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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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世民为魏徵举行了一场庄严而隆重的葬礼，命朝廷九品以上的文武百官全部去给魏徵送行，并赐予“羽葆鼓吹，陪葬昭陵”的特殊待遇。在当时，这是人臣所能享有的最大哀荣。在随后的日子里，李世民一直沉浸在绵长的哀思之中。魏徵的离世不仅让他失去了一个臣子，更让他失去了生命中最重要的一位良师益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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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难以排遣的寥落和寂寞中，李世民不禁对身边的侍臣发出了一番感叹：“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朕常保此三镜，以防己过。今魏徵殂逝，遂亡一镜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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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没等李世民从魏徵之死的哀伤中完全解脱出来，一些令人不安的坏消息又接踵而至。先是鄠县（今陕西户县）县尉游文芝密告代州（今山西代县）都督刘兰成谋反，有关部门经过调查，证实刘兰成谋反罪名成立，随即将其逮捕并腰斩。紧接着，新任洛州（今河南洛阳市）都督张亮入宫辞行时，突然向李世民密告，兵部尚书侯君集有意谋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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玄武门之变时，在诛杀太子李建成和齐王李元吉的行动中，侯君集和长孙无忌、尉迟恭、房玄龄、杜如晦、秦叔宝诸人为李世民立下汗马功劳。等到李世民登基，侯君集迁左卫将军，以功进封潞国公，赐邑千户，接着又拜为右卫大将军。贞观四年，迁兵部尚书，从此拥有了参议朝政的重大决策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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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为侯君集是此等重要人物，他的问题要比刘兰成一案严重得多。更何况，告密之人是张亮，一个开国功臣状告另一个开国功臣谋反，帝国高层的权力江湖究竟藏着怎样的阴谋？到底是张亮在诬陷，还是侯君集真的要造反？虽然重用侯君集，但是李世民对他始终怀有警戒之心，他总觉得此人是个将一己私欲看得高于一切的小人。李世民还记得三年前侯君集出任西征统帅，率部平定高昌后所发生的事。侯君集在未征得他这个皇帝同意的情况下，擅自做主将一些无罪之人发配边塞，同时将高昌国宝物据为己有，手下将士们知道后也开始疯狂盗取金银珠宝。上梁不正下梁歪，侯君集害怕自己被揭发，便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敢治将士们的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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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件事闹得沸沸扬扬，李世民不得不站出来治他的罪，未等班师回朝就将他下了诏狱。碍于他是功臣大将，并没有让他承受多少屈辱，不久又将其释放。人身虽然恢复了自由，但平定高昌的功勋却消逝于无形，没给他摆庆功宴，也没给他加官晋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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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忍如山，深藏如海，君王的心思是最难猜的。在侯君集看来，李世民打压自己，不过是在玩弄他那高超的帝王术，借惩贪之名敲打他们这些开国功臣。从那以后，侯君集像是霜打的茄子，变得“志殊怏怏”，对李唐朝廷和太宗李世民的忠诚度一落千丈。与此同时，一个大胆的念头开始在他的心中悄然酝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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贞观十七年二月，太子詹事张亮被调出朝廷，改任洛州都督，侯君集故意讥讽于他：“是什么人排挤你？”张亮苦笑道：“如果因为公务在外做官就是遭到排挤，那么谁才是最冤枉的？”侯君集反倒被张亮激怒，他直接叫嚣道：“老子讨平一个国家回来，却碰上比一间屋子还大的憎恨与猜忌，这不是排挤是什么？”他越说越激动，最后居然卷起袖子大声说：“这样实在让人活不下去，你要是敢造反，我就和你一起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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