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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往事（605-758）：隋唐大繁华背后的暗伤 1.非常规打造“权力清道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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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道元年（683年）十二月初四，唐高宗李治驾崩，临终遗诏太子李显柩前即位，军国大事有不决者，兼取天后进止。高宗的遗诏，无疑是留给武则天的一把“尚方宝剑”，成为她日后临朝的法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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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则天在帝国编织了一张无所不在的情报网，这张网由下至上。武则天深知，如果在帝国权力上层强行树立自己的帝王合法性，显然是不足取的。中华帝国的君权理论发展到李唐王朝，已经形成天命与民意两大核心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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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算强势如武则天，在权力的世界里可以做到蔑视传统，自我作古，却不能不顾忌天下汹汹的舆论，不能不了解民意。她的上位之路分两步走：一是强化皇权，在全国范围内树立起自己的权威；二是大造社会舆论，在整个帝国掀起一场接一场的造神运动，宣扬自己才是真正的天命所归，君权神授，让整个社会调整心态，逐步接受女主正位的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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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李治驾崩、武则天尽揽大权开始，直至她正式登基为帝，这段铺垫过程，武则天足足用了六年时间。六年，是一个互相磨合和适应的时期。权力有时候如同婚姻，实施权力的人和受制权力的人，同样需要一个彼此适应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翻阅史册，上下几千年，我们见识了太多拿着鸡毛当令箭的权力者，根基还没有扎稳就开始做起皇帝梦。六十岁的武则天还愿意花六年的时间来成全自己的王者之路，我们不能不对她的沉着冷静和非凡耐心感到惊讶。诚如马基亚维利在他的《君主论》中所说：“君主既然必须懂得善于运用野兽的方法，他就应当同时效法狐狸与狮子。由于狮子容易落入猎人的陷阱，而狐狸则不能够抵御豺狼，因此，君主必须是一只狐狸以便认识陷阱，同时又必须是一头狮子，以便使豺狼惊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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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则天在通向权力之巅的道路上，需要来自民间的舆论力量的支持。这也正好应验了一个真理——历史是由人民书写的。对于武则天而言，只要能够得到天下人的认可，她就算大功告成。在这样一种背景下，武则天自然会大肆鼓励民间上言，帝国也由此拉开匦检制度的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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匦检制度并不是武则天首创的，《封氏闻见记》记载：“汉时赵广汉为颍川太守，设缿筩，言事者投书其中，匦亦缿筩之流也。梁武帝诏于肺石、谤木之旁各置一函，横议者投谤木函，求达者投肺石函，即今之匦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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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和梁武帝相比，无论是规模、技术含量还是影响力，武则天都要大大超越前者。提议设置铜匦的人是侍御史鱼承晔的儿子鱼保家。按照他的设计，铜匦分为四格，用来收受天下表章，一旦投入其中便无法收回，除非用铁器强行将箱子撬开。四格的开口正对着东西南北四个方向，并援引五行学说，配以四季并涂上不同的颜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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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为青色，是为延恩匦，“怀才抱器，希于闻达者投之”。也就是说，如果你觉得自己有才干被埋没了，可以投匦自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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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为红色，是为招谏匦，“匡政补过，裨于政理者投之”。用来接受人们对于朝政和时事的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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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为白色，是为申冤匦，“怀冤受屈，无辜受刑者投之”。用来受理冤案申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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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方为黑色，是为通玄匦，“进献赋颂，涉于玄象者投之”。为想表达对女皇爱戴之情、进赋献颂者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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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匦类似我们今天的检举箱。对于大众来说，检举箱并不是稀罕的玩意儿，今天很多政府机构和事业单位的门前都会放置那么一个箱子，鼓励人们检举揭发腐败分子的腐败之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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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则天偶尔会在朝堂上用眼神的余光扫向密匦，这个敞着阴险怀抱的古怪玩意儿，肚子里塞满了官员、商人、文士、地主以及农民的密件。告密就像权力系统内部在玩一场扫雷游戏，不知道哪一天哪一个雷会爆，会殃及哪些人，每个身处权力经纬里的人都在拿命赌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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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上朝前，像与家人进行一场生离死别，写好的遗书随时铺展在案上，要交代的后事每天都要说一遍。看着官员们脸上惶恐的表情，武则天不免为自己这一伟大发明而得意。心怀恶念之人，借着告密大肆攻击与自己有过节的人；那些无意卷入其中的官员，本着进攻是最好的防守的原则，也拿起告密的武器。他们为了各自的利益将偌大的朝堂变成了一座权力者的狂欢派对，整个帝国也因此陷入亢奋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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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保证这一制度的公正性，武则天还设立了多名匦使，以谏议系统的官员谏议大夫、补阙、拾遗一人充当知匦使，以监察系统的官员御史中丞、侍御史一人为理匦使。所有投放其中的诉状，都要在天黑之前由知匦使送达。紧要事情即刻处理，剩下的转呈中书省和理匦使处置，然后再根据轻重缓急上报武则天。如此一来，帝国的谏议制度，就在原有的廷议和上封之外多了一项投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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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将铜匦的功能简单视为告密，这未免将帝国的检举制度看得过于简单化，后果是在具体的操作过程中，使之慢慢偏离了设立这项制度的初衷。如果检举制度建立在国本稳固、社会关系缓和的政治生态基础上，那么发动群众参政议政，就有政治民主化的倾向。不过可惜的是，这项制度设立于以周代唐的前夕，对于武则天而言，这是政治权力博弈最为关键的时期，权力的运行都要朝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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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剧性的是，这项制度的第一个牺牲者是铜匦的设计者和铸造者鱼保家。铜匦摆放于朝堂上时间不久，一封人民来信便塞进了通玄匦。这封密信揭露铸造者鱼保家曾经为徐敬业叛军制作兵器。鱼保家因此遭到诛杀，血祭铜匦。铜匦其实和底层民众并无多大关系，很多时候还是官场内部权力斗争的道具，用来发动官员揭发官员，发动官员诬陷官员。对于官员来说，可怕的不是制度本身，而是保障制度得以贯彻执行的严酷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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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变得一发不可收拾，告密的函件纷至沓来。连武则天也没有料想到，这项制度的效果会如此明显。于是她接连颁布鼓励告密的诏令，这无异于打开了帝国的告密之门。按照最初的设立要求，还有青红白三色铜匦，可是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其他三色统统化为阴森肃杀的黑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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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项检举制度完全成为揭发别人隐私或短处的告密制度，其直接后果就是导致社会道德体系的崩溃，人性沦丧，社会的长治久安也随之化为泡影。我们分析那些告密者的真正动机，无外乎以下四种情形：一是认为被告者的行为大逆不道；二是被告者的言行可能导致连坐，为保护自身做出选择；三是与被告者有私怨，借机报复；四是完全因为利欲熏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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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种情形相对来说比较温和，其他三种情形却让人心冷胆寒。当然第一种情形也有可能是告密者从己方利益出发所做出的判断。比如1898年的一个深夜，手握清廷重兵的袁世凯经过一番思想斗争，跑到天津荣禄的住处，进行了一次隐秘的投机活动——告发维新派。这次盛大的告密活动直接改写了中国的近代史：戊戌变法失败，六君子被杀，袁世凯擢升飞黄腾达，并逐步走上复辟道路。极权制度是制造告密者的肥沃土壤，统治者希望社会单元里的每一个人都是告密者，而每一个人又都处于被告发的状态。唯有如此，才有利于帝国权力集团的监控，执政者才能有效打击异端，及时剪除异己分子，以巩固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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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则天为什么推行这样的制度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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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并不缺乏才智过人、果敢深沉的女政治家，尽管数量有限，她们还是在历史上留下了属于自己的印记。比如西汉时期的开国皇后吕后、北魏的文明太后冯氏、清初的太皇太后孝庄。她们对于权力的热衷，以及所持有的政治手段都可圈可点。但与武则天相比，她们都没有实现皇帝梦，成为统治男人世界的一代女主；她们一生都以后妃的身份干预政治，却始终没有踏出通往权力顶峰的最后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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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则天能够完成权力的终极梦想，除了由唐王朝开放包容的时代性所决定，还与权力者的心性有很大的关系。何为“心性”，用专业的心理学术语来讲就是“情商”，也就是一个人在情绪、情感、意志、受挫折等诸多方面所表现出来的特质。心理学家认为，情商水平的高低对一个人能否取得成功有着直接的影响。对于武则天而言，当时的政治、人物、社会的包容态度在很大程度上左右着她的人生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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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生的某些关键点上，一个人精神爆发的能量的高低往往会决定成败。同样是遭遇情感危机，吕后为刘邦的用情不专而心生怨恨，武则天则利用李治的性格弱点和愧疚心理，谋求政治上的更高地位；同样是作为幕后的参政者，北魏文明太后通过怀柔政策，消除皇帝对自己擅权专政的怀疑，而武则天则采取高压政策，让名义上的皇帝成为自己手中的傀儡，让这些傀儡失去与自己对抗的能力；同样是面对亲情与权力的冲突，孝庄太皇太后一直举棋不定，试图在家庭关系与政治利益的平衡木上保持稳定，而武则天则毫无顾忌，让天平倒向政治的一面。只要有利于自己，丈夫、儿子、女儿和其他亲人都可以作为一张牌无情地打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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