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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往事(605-758):隋唐大繁华背后的暗伤 2.赤裸裸的施恶白皮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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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告密之风裹挟而至的是酷吏的狠辣作风,三木之下,何求不得?如果说告密使得整个帝国的权力阶层陷入一种人人自危的白色恐怖状态,那么酷吏就是开启瓶子后化作一缕青烟逃脱的撒旦,是真正的魔鬼的化身。既然告密是一种见不得光的行为,那么酷吏就要将那些捕来的风,捉来的影化为现实中的罪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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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武则天来说,告密与酷吏是她在特殊时期运用的特殊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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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问案,尤其是这种从密匦派生出来的政治性案件,根本谈不上什么调查取证,宁可错杀一千,不可使一人漏网。只有不断地扩大打击面才能提高命中率,谁也不能保证捕风捉影不会成为板上钉钉。正是在这种心理驱使下,一旦有人通过告密揭发了你,想要洗脱罪名就很难了。密匦横行多年之后,虽然那些真正反叛的人,或者曾经参与反叛、同情反叛的人能被检举揭发出来,但是更多的则是被冤枉的人。冤狱带来的结果,就是人们几乎成为没有思想、没有语言、只能服从的机器人,当权者用既定的程序编码取代他们的主观能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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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则天设置密匦制度,就是为了营造这种人人不可信,人人皆自危的恐怖气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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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这样一个讲究差序格局的熟人社会,人与人的亲疏远近,是这个社会赖以维系的基石。这种亲疏关系是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哪怕你是皇帝,也无法打破这种牢不可破的网络格局。如果逆势而行,就有可能遭到强烈地反弹。武则天的密匦制度,名义上是鼓励全民参与,可是对于那些整天扛着锄头土里刨食的农民来说,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并不关心政治的风向,他们只关注天气情况,庄稼的收成,赋税的厚薄。密匦制度最适用于权力结构的上层,用于权力集团内部的博弈,用于消弭上层的反抗。如果武则天非要强行将这项制度推向社会底层,肯定会引发整个社会的动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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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哪个皇帝都没有这个本事,可以把政权体系立体化,贯彻到社会每个角落,贯彻到每个家庭。人性固然有阴暗的一面,但人性不能一直处于高压状态。如果长期处于高压态势下,精神压力得不到释放,再正常的人也会被逼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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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阎罗的狂欢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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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匦制度对于武则天来说,有两大用途:一是打压异己分子,二是发现特殊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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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则天没有失望,她很快就相中了一些能够为自己所用的特殊人才。索元礼、侯思止、来俊臣和周兴等人从无数的告密者中脱颖而出,成为中国历史上鼎鼎大名的酷吏一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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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单纯从酷吏的职业特点来说,武则天的用人之道是值得肯定的。所谓物尽其用、人尽其责,作为酷吏中的大佬级人物,这几个人都有着超拔于常人的特质,这种特质由冷血、残忍、暴虐等多种成分混合而成。酷吏赖以生存的手段,就是酷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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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中宗李显复辟后列出过一张二十七人的酷吏名单,索元礼、周兴、侯思止、来俊臣……每一个名字,都背负着很多条人命。他们是武则天权力征途上最忠实高效的鹰犬,只要主子给一个眼神、一个暗示,他们就会像饿狼、疯狗一样扑向目标,对武则天的政敌或潜在政敌实行肉体消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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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是死神的代称,那森冷阴鹜的黑色之翼鬼魅似的划过帝国的暗夜长空,就连地狱里的阎罗鬼判也会为之颤抖。有人说,这是一个最好的年代,同样也是一个最坏的年代。历史迎接新的权力格局时,难免腥风血雨,更何况这一次迎接的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女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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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忍不住感叹,人类在残害同类这件事上,几乎将想象力用到了极致。贝卡里亚说:“纵观历史,目睹那些自命不凡、冷酷无情的智者所设计和实施的野蛮而无益的酷刑,谁能不触目惊心呢?目睹帮助少数人、欺压多数人的法律有意致使或容忍成千上万的人陷于不幸,从而使他们绝望地返回原始的自然状态,谁能不毛骨悚然呢?目睹某些具有同样感官因而也具有同样欲望的人在戏弄狂热的群众,他们采用刻意设置的手续和漫长残酷的刑讯,指控不幸的人们犯有不可能的或可怕的愚昧所罗织的罪,或者仅仅因为人们忠实于自己的原则,就把他们指为罪犯,谁能不浑身发抖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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睿宗文明元年(684年)秋天,帝国迎来了一场叛乱,叛乱者是初唐名臣李勣(徐茂公)的孙子徐敬业。按传统史家的观点,“诸武用事,唐宗室人人自危,众心愤惋”,徐敬业等为自保而叛乱。这是一场旨在反对武则天称制的叛乱,这场叛乱因骆宾王的《为徐敬业讨武曌檄》而闻名于史。“伪临朝武氏者,性非和顺,地实寒微。昔充太宗下陈,曾以更衣入侍。洎乎晚节,秽乱春宫。潜隐先帝之私,阴图后庭之嬖。入门见嫉,蛾眉不肯让人;掩袖工谗,狐媚偏能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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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武则天在看完檄文后不仅没有震怒,反而惊呼骆宾王的惊世文采。她半真半假地指责帝国官员选拔人才不力,居然错漏如此天才良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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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敬业起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武氏家族势力增长,朝中的权力格局发生变化只是其中之一。徐敬业借题发挥不过是为了赢得天下民心,如果没有一个正统合法的理由,这场叛乱就是一场祸国殃民的篡逆,谁也不会跟着一个不得人心者闹革命。虽然闹革命是裤腰带上别着脑袋的事,可人人都想革别人的命,留自己的命坐天下。篡逆则不同,它是先天缺乏正统性和道德原则的事,不符合当时已经深入人心的儒家传统思想和部分士人集团的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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叛军的首领之一薛仲璋是当朝宰相裴炎的外甥,许多人因此推断扬州之乱有更为复杂的背景。不知是不是故意试探裴炎,武则天找来裴炎商量平乱之策。裴炎虽然知道背后有人捅自己刀子,可还是反过来劝说武则天要顺应天意民心,及早还政于李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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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裴炎自己往火坑里跳,那些平日结下冤仇的官员也就不客气了,他们据此诬告裴炎,暗通叛军,意有所图,一句话——裴炎想谋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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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帝王来说,谋反是高压线,触及必死。武则天即命御史大夫骞味道、御史鱼承晔(铜匦的发明者鱼保家的父亲)审讯裴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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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很多大臣纷纷上奏营救裴炎,但武则天始终不为所动。行刑前,有人曾劝裴炎,要他向御史大夫们说些好话,或免一死。裴炎慨叹说:“宰相下狱,焉有更全之理?”裴炎其实死在他的原则立场上,作为帝国最高级别的官员,他显然不可能参与一个局部的地方叛乱。裴炎只是希望借助这样一场叛乱,逼迫武则天还政于李氏。他试图通过这场叛乱两面取利,可是自身的回旋余地实在太小,最终被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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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高层刚刚经历一场惊心动魄的权力博弈,只坐了三十六天皇帝的李显被自己的母亲赶下皇位,贬离京城。在这次事件中,裴炎是武则天的忠实拥护者。李显欲将其岳父韦玄贞提拔进宰相班子,一石激起千层浪,裴炎为了保住自己的权相地位,与武则天结为政治同盟。但是这种合作只是暂时的。裴炎有自己的政治底线,他不能眼睁睁看着武则天突破他的底线,取李氏而代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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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时期是武则天权力迅速膨胀的时期,没有人可以阻挡她前进的步伐。裴炎一案中,那些参与营救或为他说好话的大臣几乎都受到株连。凤阁侍郎胡元范,被流放到琼州(今海南岛)并死在那里;单于道安抚大使程务挺也被处决;纳言刘齐贤被贬为吉州长史;郭待举由礼部侍郎贬为岳州刺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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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系列事件中,武则天敏锐地感觉到:皇帝虽然性情懦弱,但毕竟是成年人,如果自己再以皇帝年幼、太后辅政的名义只手遮天,那些深谙儒家思想的帝国官员是不会坐视不理的。裴炎曾经是武则天最为信任的股肱大臣,武则天万万没料到,这个“自己人”会出卖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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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自己人”都能随时出卖自己,谁才是可信任的支持者,总不会是那些反对派吧?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武则天,她不能坐等反对派发展壮大,以汹涌之势将自己苦心经营多年的局面吞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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