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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往事（605-758）：隋唐大繁华背后的暗伤 1.为盛世敲丧钟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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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宝十载[1]（751年）二月，安禄山向玄宗皇帝提出了一个请求——兼任河东节度使。在外人看来，这绝对是一个非分的请求，权力的世界从来就没有“满足”两个字。让人难以理解的是，李隆基居然满口答应下来，并随即将当时的河东节度使调回朝中，任左羽林将军，然后很快将该职务交到了安禄山的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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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东镇，与朔方镇互为掎角，共同防御突厥，统辖天兵、大同、横野、岢岚四军及云中警备区，屯驻忻、代、岚三州之境，总部设在太原，兵力五万五千人。此时的安禄山已一人身兼河东、范阳、平卢三镇节度使，辖下的总兵力已有十八万五千人，足足占了全国藩镇总兵力的三分之一。除了三镇节度使，安禄山还兼任河北采访使，受封上柱国，赐爵东平郡王。大唐开国一百多年，外姓武将封王者，也只有安禄山一人。安禄山究竟是何许人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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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禄山是营城柳州人（现辽宁省朝阳市），他的父亲是西域康姓胡人，母亲是突厥巫师。安禄山是两个少数民族的混血儿。安禄山从小就混迹边疆，懂得九种少数民族语言，于是在边境的贸易市场上做了“互市牙郎”，也就是周旋于胡人与汉人之间的经纪人。复杂的社会阅历造就了安禄山善揣人意、利益至上的本性。有一次因为偷羊遭追捕者围打，范阳节度使张守珪要按律法处死他，他大声呼喊道：“大夫不欲灭奚、契丹两蕃耶？而杀壮士！”张守珪见其言貌不凡，收在部下。此人表面上装得呆头呆脑，内心却狡黠异常，作为胡人的他更懂得“大智若愚”的汉人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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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也没有料到，一个憨头憨脑的胖子会“包藏祸心，将生逆节”。史称，安禄山每次入宫，“常经龙尾道，未尝不南北睥睨，久而方进”。 这个昔日的偷羊贼站在大明宫前的龙尾道上，以一种睥睨天下的姿态南北眺望，久久不愿离开……他笑起来一条缝的眼睛里能看见什么？他圆鼓鼓的脑袋里又能想些什么？史书的回答是“凶逆之萌，常在心矣”。到底是谁撩动了安禄山的野心，答案只有一个——唐玄宗李隆基。正是他对安禄山毫无原则的宠信、无休无止的纵容，才孕育了安禄山觊觎皇位的野心，助长了安禄山睥睨天下的欲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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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历史的指针正指在天宝十载，距离安史之乱爆发还有四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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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禄山与史思明的异军突起需要感谢一个人——宰相李林甫。作为玄宗一朝任职时间最长的宰相，李林甫虽然表面上风光无限，可实际上内心始终处于一种紧绷状态。庙堂并非易居之地，这是权斗的杀场，人性的阴暗暴露无遗，人性的异化也最为凸显。阳奉阴违，结党营私，相互倾覆坑陷，乃是庙堂的自然生态。在李林甫看来，权力世界就是一座危险的丛林，每一个角落都有可能射出夺命的利箭、蹿出一头嗜血的猛兽，他必须时刻小心提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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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李林甫任期内，李隆基越来越关心自己的家事，日益沉溺于道教和密宗佛教中，逐渐不再起积极的政治作用。在这种情况下，身为首辅的李林甫对朝廷的支配远比他的几个前任更加深入和全面，从736年起至752年李林甫死亡时止，朝政基本处于李林甫的“独裁”阶段。之前，姚崇、宋璟和张说当宰相时，刚刚登上帝位的李隆基正处于人生最美好的阶段，首辅宰相是在一个积极参与政务的皇帝手下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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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林甫的行政改革使帝国政府的运转比以往更加顺利和有效，政权是繁荣的，对外连续取得辉煌的胜利。此外，他没有在官僚集团内进行任何清洗。贵族们取得了稳固的权力，官僚中的儒家学者被精心地排斥而不能担任任何有真正权势的职位。到了天宝中后期，由于权宠过盛，树敌太多，李林甫的儿子李岫经常有一些不祥的预感。有一次，父子俩在后花园散步，李岫指着那些正在埋头修葺亭台楼阁的工匠杂役，忧心忡忡地对李林甫说：“父亲大人，您久掌大权，怨仇满天下，倘若哪天灾祸降临，恐怕连做一个像他们这样的杂役都不可得了。”李林甫当即面露不悦之色，说：“势已如此，将若之何？”此时的李林甫绝对不会想到，儿子李岫的这句话竟然会一语成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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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结怨太多，李林甫总担心有刺客暗杀他。于是，白天出行总要带上一百多名步骑兵，分左右两翼护卫，而且命令巡防京城的金吾卫提前开道，数百步外的前行卫队所到之处，就算公卿百官也要赶紧回避，更不要说普通百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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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经常处于警觉状态，李林甫不仅白天紧张兮兮，连夜里也总是无心睡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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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上，李林甫的府邸四周总是岗哨林立，而且宅邸中到处设有重门复壁和暗道机关。每天夜里，李林甫都要换好几个地方睡觉，以至连他的妻妾子女都不知道他在什么地方。换言之，李林甫晚上的大部分时间都不是在睡觉，而是在换床，频繁地换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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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大唐开国以来，许多有能力的朝臣都是先外放为边帅，取得战功后再入朝为相的，玄宗一朝尤其如此。李林甫开始很早就意识到，如果不封死这条“出将入相”的通道，自己就很难长久把持朝政。为了应对权力集团内部的党派斗争，稳固自己的执政地位，李林甫开始对朝廷高层进行组织机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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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开元后期，李林甫就曾向李隆基提出一条重大的人事建议，他说：“文臣为将，不敢身先士卒地抵挡敌人的弓箭炮石，不如起用那些出身寒微的胡人为边防将帅。这么做有两个好处：其一，胡人勇猛善战，远比文臣更适合驰骋沙场；其二，这些胡人没有显赫的门第，势单力孤，难以在朝中交结朋党。因此，陛下若能以恩义感召他们，他们必定能为朝廷效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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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开元末年至天宝年间，一大批胡人迅速被提拔为帝国的高级将领。李隆基追慕太宗李世民，怀有征服四夷的雄心，在节度使的任用上和以往有了较大变化。一是节度使任期过长，多年不予调换，安禄山就担任了十四年平卢道节度使。二是节度使常一人兼统多镇，兵权开始集中。王忠嗣曾兼河西、陇右、朔方、河东四镇，统兵二十六万七千人；安禄山兼范阳、平卢、河东三镇，统兵十八万三千人。三是重用番将，诸道节度使中有安禄山（康国人）、安思顺（安国人）、高仙芝（高句丽人）、哥舒翰（突骑施人）四个番将。此前唐廷对于番将虽然百般笼络，但极少让他们担任地方大员。四是节度使权威过大，除了独掌兵权外，还握有地方财政和民政大权，助长了其对中央的离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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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连高力士都曾经向李隆基表示对边将拥兵过重的忧虑，李隆基没有太在意，而实际上此时哥舒翰和安禄山两人一共拥兵三十三万一千五百人，战马五万六千匹，分别占边疆地区十镇兵马的67%和70%，而且离都城长安距离很近，李唐王朝就像坐在一个巨大的火药桶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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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唐玄宗之前，朝廷为了防范胡将，一般都会用德高望重的名臣来加以控制。如突厥降将阿史那社尔、契苾何力等人，虽然骁勇善战、对大唐忠心不二，但朝廷还是没有委以大将之任，而是“多以重臣领使以制之”，足见对胡人的防范之严。除此之外，朝廷还有三条不成文的规定制约边帅，即不能在一地长久任职，不能在朝中遥领远地，不能由一人兼统多镇。这就像绑在边帅身上的三根绳索。有了这三根无形的绳索，帝国就不会有强枝弱干之虞，朝廷也不会有尾大不掉之患。谁也不会想到，到了开元、天宝年间，唐玄宗李隆基却突然解开了束缚边帅的这三根绳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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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元后期开始，边防将帅在一地长年任职的已经比比皆是、不胜枚举，而朝中宰相遥领远地的也已屡见不鲜。李林甫的自私和弄权，加上唐玄宗的自负和麻痹，导致了“诸道节度使尽用胡人，精兵尽戍北边，天下之势偏重”的危险局面，使得中央与地方的军力对比产生了严重失衡——从“居重驭轻”“强干弱枝”一变而为“外重内轻”“强枝弱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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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个意义上说，导致安史之乱爆发的罪魁祸首，无疑就是李林甫和唐玄宗。李林甫改革，让帝国各处的军政领导者都成了安禄山这样的胡人，为帝国边乱埋下了伏笔。李林甫专权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李隆基执政后期耽于酒色而日渐昏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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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隆基在位已逾三十年，先前的进取精神已经不复存在，懒于过问政事。一个男人的苍老除了岁月的侵袭，还有酒色的浸泡。就在一年前，皇帝身边最为亲信的宦官高力士就曾经提醒过“边将拥兵，祸发恐不可收拾。”这个聪明的宦官，有时候比皇帝还要清醒。站在封建正统的角度分析，高力士应该算是宦官中的好人，一生尽职守忠，倒也没有做出专权祸国、图谋废立等不轨行为。《新唐书》上说他“生平无显显大过”，算是对他较为公允的评价。没想到，高力士说的这番话竟然言中时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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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进入暮年的唐玄宗对帝国的政事已经不再充满热情，甚至表露出隐身幕后的意愿。他对宦官高力士说：“既然天下无事，我想做一个无为而治的皇帝，将政事全部交给李林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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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天显然不愿意轻易放过对他的考验，安禄山造反，是李隆基始料未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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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候，帝国的政治局势已经悄无声息地发生了变化。李林甫在帝国的权力中枢全力编织着自己的天罗地网，尽管如此，还是有两条大鱼闯入帝国权力中枢，成为权力斗争的漏网之鱼。这两条漏网之鱼改变了帝国的命运走向。“杂胡”安禄山是李林甫的漏网之鱼，李隆基的非正宗小舅子杨国忠也算一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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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隆基对于李林甫的骄横跋扈抱有宽容之态，他在西逃蜀地的途中对陪伴在身边的官员谈及李林甫，“李林甫之材不多得”，只是“妒贤嫉能”。当问及李隆基为何久任李林甫以至误国时，老皇帝“愀然不乐”，似有难言的苦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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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林甫大权独揽，在帝国高层形成了以他为核心的权力网络。李隆基后来已经有所感觉并欲清除，无奈李林甫的势力已经发展到难以控制的程度。到了这个程度，唐玄宗在择相问题上所持的制衡政策已经不复存在。只能让李林甫一人独大，无人可以挑战其权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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