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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史寻踪 “近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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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1919年五四运动的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常称作“近代”。祖国的这段历史既坎坷、崎岖，又光辉、悲壮。说它坎坷、崎岖，因为自从外国资本主义打开中国的大门之后，中国不断受侵略，被欺凌，割地赔款，丧权辱国，国家濒于豆剖瓜分的灭亡危机，中国社会贫穷、落后、黑暗、腐败，人民群众遭受深重的苦难，这是一段伤心、屈辱的历史。说它光辉、悲壮，因为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在帝国主义侵略下，中国人民逐渐觉醒，起而抗争，投身战斗，探索救国救民的真理，爱国主义精神高度发扬，许多志士仁人为祖国的独立、民族的复兴贡献了自己的生命，在近代历史上谱写了一曲又一曲英勇慷慨、气壮山河的乐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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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十年，在历史长河中只是很短暂的一段，但中国近代的八十年却丰富、曲折得多。它的蕴涵，它的光彩，它的意义，比得过任何历史时代，比得过国破家亡的乱世凄凉，也比得过威烈壮丽的盛世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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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是时代的心声，时代决定了文学的内容、形式和意义。中国近代文学的突出特点就是爱国主义的昂扬，成为时代的主旋律，正气磅礴，充塞表里。你在阅读这套丛书时，必能感受到作者的忧患之感、经世之志、愤悱之情。正是这种爱国精神使中华民族得以支撑过艰难岁月，迎来了新生。对于今天的青年人来说已得不到一百年前那种国步日艰、风雨如磐的切身感受。但读读这些文章诗词也可以体会到我们先辈面对的巨大灾难，体会到他们的思想感情与希望追求。一部中国近代史可以描绘出八十年中国的大概历程，而阅读这些名人名家撰写的名著名篇还可以带引你进入那个刚刚逝去的时代，聆听他们的心声，体察他们的喜怒哀乐与所思所求，更深刻地认知我们国家和民族走过的这段路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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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然，由于本套丛书所选文章的作者们的阶级地位、生活经历、个人性格、艺术修养不尽相同，他们的作品也必然会深深地打上时代和阶级的烙印。比如像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胡林翼、彭玉麟等所谓“中兴名臣”，就是为维护清朝封建统治，在镇压农民起义的过程中步入他们事业巅峰期的。而在抵御外来侵略中，除左宗棠、彭玉麟等少数人尚能“锋颖凛凛”向敌外，往往奉行“曲全邻好”的妥协政策。译注者们在选文时充分注意到了这一点，因而着眼于挖掘他们诗文中的积极因素，对其负面影响相信读者会自己去鉴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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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的文章当然是从古代文章演变来的，但其体裁之多样、风格之变异、描摹之宽广、情感之激越，已非古代文章所能比拟。中国近代，反帝反封建的浪潮奔腾澎湃；中西文化，冲突交融，百川汇海，恣肆汪洋，变化万状，蔚为大观；传统的价值观、历史观、审美观都在嬗变；这样一个新旧交替、承前启后的时代，必定勇于创新、富于创新。从当时的文章诗词中显示了时代的精神、时代的闪光。我们既看到了对蕴蓄丰厚的传统文化的继承，又看到了对现代文化新领域、新路径的开辟。名家辈出，百舸争流，风格各异，精彩纷呈。龚自珍的瑰丽、魏源的务实、章太炎的古奥、林则徐的赤忱、孙中山的宏伟、康有为的骛远、梁启超的清隽、谭嗣同的犀利、秋瑾的激昂、严复的卓远以及曾国藩的通博、左宗棠的雄浑、胡林翼的笃沉。八十年短短的历史画廊中挤立着如许众多的人物，我们聆听其心声，目窥其手裁，品评其论说。如闻其声，如见其形。至于这套丛书中的实业文、法制文、报刊文、外交使节文、海军海防文都已超轶了中国古代文体的范围，是中国文学史上的新事物，而游记、笔记、序跋、日记之类的古老文体，也注入了新内容，充满了爱国忧时、经世致用的光彩。我相信，近代的文史名著是可以传之后世的精神财富，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必须继承的取之不尽的宝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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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译“近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我们希望能比较全面地展示一百多年前的文史优秀成果。由于作品众多、内容丰富、体裁多样，选文难度较大。我们从不同的视角进行了选编，既从著名人物入手，如选编了康有为、梁启超的诗文，孙中山的文章；或者几人合编一册，如严复、林纾合编，黄兴、宋教仁、朱执信合编，龚自珍、魏源合编，黄遵宪、丘逢甲合编；也有以人物群体合编，如戊戌六君子、辛亥烈士、晚清词人等；又有以事件为中心，把反映近代史上某个重大事件的诗文汇集在一起，如鸦片战争、太平天国、中法和中日战争等等；还有以文章的体裁、流派、类别汇编成册，如笔记文、游记文、序跋文、报刊文、桐城文等等。我们的想法是尽量搜集近代八十年优秀的代表作，反映这个时代文学的丰富多样。但这样选录，内容较为庞杂，各种文章不免发生交错，因此我们基本上按照作者的年代、写作时间排列，力求避免重复选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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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译过程中，我感到欣慰的是组织了一个团结和睦、认真负责，又具有权威性的编委会。这个编委会集中了十几位在京的著名文史专家，同时还包括巴蜀书社四位经验丰富的高级编审人员，可谓是群贤毕聚、人才荟萃。编委们不仅学识渊博，而且责任心强，工作十分努力，对编辑这套丛书采取了非常严肃的态度。我们在选题确定后，约请了京内外数十位研究有素的作者编选、注释，并译成白话，译注者们兢兢业业，数易其稿，付出了艰辛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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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部初稿完成后都要经过几位编委认真审读再经全体讨论，确定采录与否，并提出修改意见，真是一典之原，反复查核，一名之立，旬日踟蹰，个中甘苦，唯亲历者知之。然后又经过巴蜀书社编辑先生们的字斟句酌，反复推敲，才奉献于读者面前。编选和翻译古籍是一项艰难繁重的工作，这部丛书必定还会有缺点和错误，但我与编委们共同工作了一段时间，为他们认真负责的精神所感动，也从他们那里学习到了许多新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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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皓首学术随笔·戴逸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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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史寻踪 《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文献丛刊》总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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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〇〇二年八月，国家批准建议纂修清史之报告，十一月成立由十四部委组成之领导小组，十二月十二日成立清史编纂委员会，清史编纂工程于焉肇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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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史之编纂酝酿已久，清亡以后，北洋政府曾聘专家编写《清史稿》，历时十四年成书。识者议其评判不公，记载多误，难成信史，久欲重撰新史，以世事多乱不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央领导亦多次推动修清史之事，皆因故中辍。新世纪之始，国家安定，经济发展，建设成绩辉煌，而清史研究亦有重大进步，学界又倡修史之议，国家采纳众见，决定启动此新世纪标志性文化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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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为我国最后之封建王朝，统治中国二百六十八年之久，距今未远。清代众多之历史和社会问题与今日息息相关。欲知今日中国国情，必当追溯清代之历史，故而编纂一部详细、可信、公允之清代历史实属切要之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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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史要务，首在采集史料，广搜确证，以为依据。必借此史料，乃能窥见历史陈迹。故史料为历史研究之基础，研究者必须积累大量史料，勤于梳理，善于分析，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进行科学之抽象，上升为理性之认识，才能洞察过去，认识历史规律。史料之于历史研究，犹如水之于鱼，空气之于鸟，水涸则鱼逝，气盈则鸟飞。历史科学之辉煌殿堂必须岿然耸立于丰富、确凿、可靠之史料基础上，不能构建于虚无缥缈之中。吾侪于编史之始，即整理、出版《文献丛刊》《档案丛刊》，二者广收各种史料，均为清史编纂工程之重要组成部分，一以供修撰清史之用，提高著作质量，二为抢救、保护、开发清代之文化资源，继承和弘扬历史文化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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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之史料，具有自身之特点，可以概括为多、乱、散、新四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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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曰多。我国素称诗书礼仪之邦，存世典籍汗牛充栋，尤以清代为盛。盖清代统治较久，文化发达，学士才人，比肩相望，传世之经籍史乘、诸子百家、文字声韵、目录金石、书画艺术、诗文小说，远轶前朝，积贮文献之多，如恒河沙数，不可胜计。昔梁元帝聚书十四万卷于江陵，西魏军攻掠，悉燔于火，人谓丧失天下典籍之半数，是五世纪时中国书籍总数尚不甚多。宋代印刷术推广，载籍日众，至清代而浩如烟海，难窥其涯涘矣。《清史稿·艺文志》著录清代书籍九千六百三十三种，人议其疏漏太多。武作成作《清史稿·艺文志补编》，增补书一万零四百三十八种，超过原志著录之数。彭国栋亦重修《清史稿·艺文志》，著录书一万八千零五十九种。近年王绍曾更求详备，致力十余年，遍览群籍，手抄目验，成《〈清史稿·艺文志〉拾遗》，增补书至五万四千八百八十种，超过原志五倍半，此尚非清代存留书之全豹。王绍曾先生言：“余等未见书目尚多，即已见之目，因工作粗疏，未尽钩稽而失之眉睫者，所在多有。”清代书籍总数若干，至今尚未能确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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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不仅书籍浩繁，尚有大量政府档案留存于世。中国历朝历代档案已丧失殆尽（除近代考古发掘所得甲骨、简牍外），而清朝中枢机关（内阁、军机处）档案，秘藏内廷，尚称完整。加上地方存留之档案，多达二千万件。档案为历史事件发生过程中形成之文件，出之于当事人亲身经历和直接记录，具有较高之真实性、可靠性。大量档案之留存极大地改善了研究条件，俾历史学家得以运用第一手资料追踪往事，了解历史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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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曰乱。清代以前之典籍，经历代学者整理、研究，对其数量、类别、版本、流传、收藏、真伪及价值已有大致了解。清代编纂《四库全书》，大规模清理、甄别存世之古籍。因政治原因，查禁、篡改、销毁所谓“悖逆”“违碍”书籍，造成文化之浩劫。但此时经师大儒，联袂人馆，勤力校理，尽瘁编务。政府亦投入巨资以修明文治，故所获成果甚丰。对收录之三千多种书籍和未收之六千多种存目书撰写详明精切之提要，撮其内容要旨，述其体例篇章，论其学术是非，叙其版本源流，编成二百卷《四库全书总目》，洵为读书之典要、后学之津梁。乾隆以后，至于清末，文字之狱渐戢，印刷之术益精，故而人竞著述，家娴诗文，各握灵蛇之珠，众怀昆冈之壁，千舸齐发，万木争荣，学风大盛，典籍之积累远迈从前。惟晚清以来，外强侵凌，干戈四起，国家多难，人民离散，未能投入力量对大量新出之典籍再作整理，而政府档案，深藏中秘，更无由一见。故不仅不知存世清代文献档案之总数，即书籍分类如何变通、版本庋藏应否标明，加以部居舛误，界划难清，亥豕鲁鱼，订正未遑。大量稿本、钞本、孤本、珍本，土埋尘封，行将澌灭。殿刻本、局刊本、精校本与坊间劣本混淆杂陈。我国自有典籍以来，其繁杂混乱未有甚于清代典籍者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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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曰散。清代文献、档案，非常分散，分别庋藏于中央与地方各个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教学研究机构与私人手中。即以清代中央一级之档案言，除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一千万件以外，尚有一大部分档案在战争时期流离播迁，现存于台湾故宫博物院。此外，尚有藏于辽宁省档案馆之圣训、玉牒、满文老档、黑图档等，藏于大连市档案馆之内务府档案，藏于江苏泰州市博物馆之题本、奏折、录副奏折。至于清代各地方政府之档案文书，损毁极大，但尚有劫后残余，璞玉浑金，含章蕴秀，数量颇丰，价值亦高。如河北获鹿县档案、吉林省边务档案、黑龙江将军衙门档案、河南巡抚藩司衙门档案、湖南安化县永历帝与吴三桂档案、四川巴县与南部县档案、浙江安徽江西等省之鱼鳞册、徽州契约文书、内蒙古各盟旗蒙文档案、广东粤海关档案、云南省彝文傣文档案、西藏噶厦政府藏文档案等分别藏于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甚至清代两广总督衙门档案（亦称《叶名琛档案》），英法联军时遭抢掠西运，今藏于英国伦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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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流传下之稿本、钞本，数量丰富，因其从未刻印，弥足珍贵，如曾国藩、李鸿章、翁同龢、盛宣怀、张謇、赵凤昌之家藏资料。至于清代之诗文集、尺牍、家谱、日记、笔记、方志、碑刻等品类繁多，数量浩瀚，北京、上海、南京、广州、天津、武汉及各大学图书馆中，均有不少贮存。丰城之剑气腾霄，合浦之珠光射日，寻访必有所获。最近，余有江南之行，在苏州、常熟两地图书馆、博物馆中，得见所存稿本、钞本之目录，即有数百种之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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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些书籍，在中国大陆已甚稀少，在海外各国反能见到，如太平天国之文书。当年在太平军区域内，为通行之书籍，太平天国失败后，悉遭清政府查禁焚毁，现在中国，已难见到，而在海外，由于各国外交官、传教士、商人竞相搜求，携赴海外，故今日在外国图书馆中保存之太平天国文书较多。二十世纪内，向达、萧一山、王重民、王庆成诸先生曾在世界各地寻觅太平天国文献，收获甚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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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曰新。清代为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之过渡阶段，处于中西文化冲突与交融之中，产生一大批内容新颖、形式多样之文化典籍。清朝初年，西方耶稣会传教士来华，携来自然科学、艺术和西方宗教知识。乾隆时编《四库全书》，曾收录欧几里得《几何原本》、利玛窦《乾坤体仪》、熊三拔《泰西水法》《简平仪说》等书。迄至晚清，中国力图自强，学习西方，翻译各类西方著作，如上海墨海书馆、江南制造局译书馆所译声光化电之书，后严复所译《天演论》《原富》《法意》等名著，林纡所译《茶花女遗事》《黑奴吁天录》等文艺小说。中学西学，磨荡激励，旧学新学，斗妍争胜，知识剧增，推陈出新，晚清典籍多别开生面、石破天惊之论，数千年来所未见，饱学宿儒所不知。突破中国传统之知识框架，书籍之内容、形式，超经史子集之范围，越子曰诗云之牢笼，发生前所未有之革命性变化，出现众多新类目、新体例、新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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