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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史讲义 [:170688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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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定西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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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本名唐古特，亦作土伯特，盖即唐、宋时所谓吐番，元、明始谓之乌斯藏，距印度近，俗喜浮图法，经教至多。元世祖封其高僧八思巴为帝师大宝法王，以领其地。后嗣世袭其号，西藏遂为佛教宗主。明承元旧，其始亦借其教以化俗，尊中国，为行政之便宜而已。中叶以后，所授西天佛子、灌顶国师错居京师，颇亦乱政。然中国封号，为藏僧承袭，朝贡互市，保世职为土司，终明世不为边患，则驭控之本意亦未为有失。其实藏中佛法，在明时已成末路，所持密宗，为吞刀吐火以炫俗，彼土自行宗教改革早在明中叶以前。僧宗喀巴者，生永乐十五年丁酉，由西宁入藏，得道于甘丹寺，年六十二，成化十四年戊戌示寂。初亦红衣习旧教法，既以改革师巫流弊为己任，即会众自黄其衣冠，乃分别旧教为红教，而新教称黄教焉。死时遗嘱二大弟子，世世转生，称“呼毕勒罕”，演大乘教。呼毕勒罕，华言化身也。二弟子：一曰达赖喇嘛，二曰班禅喇嘛。喇嘛华言“无上”。其以二喇嘛传法者，易世互相为师，有所传授也。呼毕勒罕，盖皆死而自知其所往生，常在轮回，本性不昧，弟子辄迎而立之。观清一代喇嘛之史实，则亦可知其为国家之作用矣。达赖一世敦根珠巴本为王子，受宗喀巴衣钵，若如来之舍位出家，法名为罗伦嘉穆错，既得道，仍以教主作人王，为藏众所宗仰。二世以下，分设理事之佐曰“第巴”等，助教之弟子曰“胡土克图”。时当明正德中，名闻中国，谓能知三生事，人称活佛，帝慕愿见之，命中官刘允乘传往迎，阁部、科道交谏不听，珠琲为幡幢，黄金为供具，铸金印，具犒赏，罄竭库储，携盐、茶数十万石，行内江船舶亘二百余里，沿途支官廪驿马，供张将士千余人，所过疲困，往返期以十年，为迎取供养之地。既至藏，达赖避不见，将士怒，胁以威，为其众所败，宝货器械尽失，死伤狼藉。允奔还，戒部下勿言，以空函驰奏，而武宗则已崩矣。世宗既立，旋且奉道而毁佛，世又以喇嘛为有先见。三世锁南嘉穆错《明史》作锁南坚错。由顺义王俺答迎奉至青海，劝其自通中国，时当万历初，中国始知有活佛，于是红教旧封诸法王皆俯首称弟子，改从黄教。诸部数万里，熬茶膜拜，视若天神，诸王徒拥虚位，号令不行，实权在宗门。而河套、青海、蒙古亦守其戒，不为钞暴，西边安枕五十余年，亦佛教之效。清初太宗崇德间，由归服之蒙古居间通使，乌斯藏东界连青海，亦唐古特同族，明为西番地。明末厄鲁特蒙古和硕特部顾实汗以兵吞青海，并及乌斯藏之喀木地。喀木今称西康。达赖居前藏曰卫，而旧袭王位曰藏巴汗者居后藏。时为达赖四世云丹嘉穆错，其第巴复乞兵于青海顾实汗，击藏巴杀之，顾实汗遂以班禅居后藏，而遣长子达延居藏辖其众，号鄂齐尔汗，第六子多尔济佐之，号达赖巴图尔台吉。世祖统一中国，二喇嘛迭来贡献，顺治九年来朝，奏请在归化城或代噶觐见，盖欲帝远迎。下廷臣议，满大臣请无失蒙古心，汉大臣争以为不可，世祖从汉大臣议。十三年，西藏阐化王来贡，询系第巴冒称。阐化王自明初为唐古特国主，为藏巴所破，已隶于藏巴，藏巴又被戕，乃由顾实汗以阐化王给第巴。诏诘第巴罪，时主藏事者实为顾实汗之子鄂齐尔汗。康熙九年，鄂齐尔汗卒，子朋素克嗣，号达赖汗。十三年，吴三桂既叛，谕达赖喇嘛：“若三桂窜藏即擒献。”喇嘛奏称：“若欲征兵，可召青海达赖巴图台吉相援。”达赖巴图台吉即达赖汗也。清廷为传谕滇、蜀备青海兵到供应，而青海兵不赴，达赖反为三桂乞裂土罢兵，圣祖拒之，此达赖在日，政由第巴。自明末召青海兵入戕藏巴而握全藏实权，至是皆喇嘛昏庸，第巴专擅之时代也。二十二年而达赖示寂，以后遂为第巴讳不发丧，称喇嘛名号行事，残喀尔喀，袒噶尔丹，以至噶尔丹就灭。凡朔漠之役，清廷命达赖和解而益决裂，噶尔丹辄挟达赖以要索土谢图汗及哲卜尊丹巴喇嘛，达赖有所奏请，皆不便于事，敕责之。达赖寻奏乞给第巴爵，诏封第巴为唐古特国王。三十五年亲征噶尔丹，俘降众，得第巴奸状，敕责第巴，第巴疏称“达赖喇嘛尚存”，而别令其使尼麻唐呼图克图密奏：“达赖示寂，恐唐古特生变，故隐之，今第六世继体已十五年，乞勿遽宣。”帝遣使往视新达赖喇嘛，严诘第巴罪，第巴具服。帝谕奖达赖汗，达赖汗遣使贺捷，并遣子拉藏内附。未几，达赖汗卒，拉藏嗣。第巴恶拉藏，计毒之不死，拉藏执杀第巴。奏至，敕封拉藏辅教恭顺汗，谕献第巴所立达赖喇嘛。使至，策妄阿喇布坦亦遣人往迎。拉藏两不遣，帝谕近臣：“蒙古奉佛，有达赖喇嘛名，皆皈向之，倘为策妄迎归，则蒙藏皆向彼矣，然拉藏必终执献朝廷也。”既而果执献，而此喇嘛道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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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妄阿喇布坦自噶尔丹既死，尽收准噶尔故地，圣祖以其有绝噶尔丹后路功，画阿尔泰山以西予之。策妄乃尽效噶尔丹所为，渐图吞四卫拉特为一，先取土尔扈特阿玉奇汗女，而离间其父子，其子携众万五千户至，没入之，复阻其贡道，禁其入藏熬茶，阿玉奇遂全部投俄罗斯而土尔扈特归策妄矣。杜尔伯特本与准噶尔同族，皆明时也先之后，分牧而为所属。复潜师入藏，袭杀拉藏汗，又并在藏之和硕特部，时在康熙五十六年，而西藏又为准部所据矣。是时乃有达赖喇嘛之真呼毕勒罕发见。当四十五年，拉藏汗之献伪喇嘛而死于道也，藏中复立博克达山之阿旺伊什嘉穆错为达赖喇嘛，而其时里塘有名索诺木达尔札者，生子名罗卜藏噶勒藏嘉穆错，幼而慧，唐古特众及青海诸台吉敬事之。拉藏汗以已执献一达赖，又扶立一达赖，不欲复有达赖出，将杀之，索诺木达尔札襁负走免。青海诸台吉争言拉藏不辨真伪，拉藏挟班禅喇嘛共证其所立之达赖为真，且谓青海诸台吉所共信，请给册印，诏即封之，事在四十九年三月。青海台吉白拉藏辞诬，争不已，清廷乃谕徙罗卜藏噶勒藏嘉穆错置内地，以其父护之，居西宁宗喀巴瘗胞衣地之黄教祖寺。及五十六年，策妄阿喇布坦袭杀拉藏，禁所立之达赖于札克布里庙。明年，事闻，诏西安将军额伦特赴援，侍卫色棱宣谕青海蒙古以兵来会。甫入藏，为准噶尔兵潜出大军之后，截饷道，师遂溃，尽覆焉。于是青海蒙古惮进藏，怂恿罢奉达赖罗卜藏噶勒藏嘉穆错，奏言随地可安禅榻，兴大兵恐扰众，王大臣皆惩前败，不决进兵议。圣祖命皇十四子固山贝子允为抚远大将军，四川巡抚年羹尧为四川总督，仍管巡抚事，旋谕议政大臣等：“新胡必尔汗此从《东华录》，即呼毕勒罕。奏称：‘各处俱有禅床，皆可安设，若为我兴兵，实关系众生。’此或是新胡必尔汗之意，或是青海台吉等密属具奏。傥新胡必尔汗与青海台吉同意，此胡必尔汗不可送往青海；若无此意，必将新胡必尔汗送往，安设禅床，广施法教，令土伯特之众诚心归向，则策零敦多卜策妄所遣将兵入藏之台吉。自畏势逃遁。我师进藏定立法教之后，或留兵一二千暂行看守，或久住，则藏众即我兵，纵策妄、策零发兵前来，彼劳我逸，即可剿灭。今若照众大臣议，惟自守我边，则自西宁至川、滇边内外，皆土番杂居，与藏番俱是一类，藏为彼据，则藏兵即彼兵，边疆土番，亦不能保为我有。尔等所议不合，著另行周详定议具奏。”又谕：“往年用兵三藩，用兵外蒙，皆有不主进兵之亲贵大臣，随时撤回，幸不失机会。兹众喀尔喀及青海等俱服风化，而策妄霸占藏地，毁其寺庙，散其番僧，青海台吉理应奋勇致讨，乃口称维持黄教，却无实心效力之人。策零敦多卜领兵在藏，我兵隔远不能救，伊等步行一年，忍饥带馁，尚能到藏，我兵独不能赴乎？今满、汉大臣咸谓不必进兵。此时不进兵安藏，贼无忌惮，或煽惑沿边番部，将作何处置耶？安藏大兵，决宜前进。”是时已在五十九年正月，既决策，由抚远大将军允遵旨传集青海王、台吉等会议进兵安藏及送新胡必尔汗往藏，皆无异言，覆奏并请封新胡必尔汗。以五十九年二月癸丑，封为“宏法觉众第六世达赖喇嘛”，赐金册印，定派满、汉官兵及青海兵送入藏，内外蒙各部并泽卜尊丹巴胡土克图等亦遣使会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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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时西藏于宗教之信仰则尚甚坚，圣祖以独断安边，恰中肯綮，乘青海之有信心，又和硕特与准噶尔之有仇恨，藏众则喇嘛被禁，法器被迁，亦望新胡毕勒罕如望岁。是时以大军之声威，鼓吹青海之信仰，号召内外蒙及泽卜尊丹巴喇嘛之景从，册印新颁，此真彼赝，情势自定。又发两路兵，以靖逆将军富宁安出北路，由外蒙阿尔泰山；振武将军傅尔丹、征西将军祁里德等出南路，由甘肃边外巴尔库尔即巴里坤。分入准噶尔境。南路兵以本年七月初一日起程，北路兵以六月十六日起程。以护军统领噶尔弼为定西将军，都统延信为平逆将军，率青海及内外蒙、西套蒙古兵护达赖喇嘛行。阿尔泰及巴尔库尔兵攻准部，前进迭有擒斩，策妄不暇救藏。而噶尔弼自四川进拉里，稍有战事，所至第巴、喇嘛纷纷迎降，拉藏遗臣康济鼐从中起而相应。延信自青海进卜克河，策零敦多卜迎战，累败之。抚远大将军领大兵驻西宁边外理入藏诸军饷，奏言：“八月二十三日官兵进藏，探知策零敦多卜等已遁还准部，请撤驻防兵。”盖清军已平藏。执附准部喇嘛百余，斩其渠五人。达赖喇嘛以九月壬申入拉萨圣地坐床，第五辈达赖示寂几四十年，第六辈达赖始定。明年，叙藏人迎降功，封第巴康济鼐、阿尔布隆固山贝子，隆布鼐辅国公，理前藏务；颇罗鼐札萨克一等台吉，理后藏务：皆拉藏时遗臣。藏安而西宁、青海、川、滇之边举安，以宗教为纲领而提挈之，初不甚费兵力，盖处之得其道也。惟准部尚在，西域未平，尚在雍、乾两朝之继述。然在康熙时则为中国所拓之藩篱，较汉、唐盛时已驾而上之，更无论宋、明两代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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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史讲义 [:170688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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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节 移风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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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关之初，以兵事为重，其于政务，但期规复明代纪纲，即不至凌乱无序，故以引用明季旧臣为急。旧臣之肯效用，皆后世所定为贰臣，其人风骨自不足言，用其明习故事，而以满洲重臣驱策之，士大夫之风范，未有闻也。世祖朝所任宰相，初年则范文程、宁完我，稍知政体，亦不足开一朝风气。至后来引援用者，若冯铨、金之俊、王永吉、谢升、刘正宗之徒，人材卑下；又如陈名夏、陈之遴辈，稍稍用事，恩礼不终，亦不足甚惜。至傅以渐、吕宫为开国首两科一甲一名进士，用为阁臣，不过以状元宰相歆动汉人，争思入彀，其为公辅之器与否，非所计也。各部院大臣，顺治五年以前，无汉尚书缺。四年以前，都察院止有满人为承政，后始以汉人为左都御史，所用亦多为贰臣。督抚在兵事时，任用亦未如法，皆所谓过渡时代。惟清廷自入关即痛抑苛敛，有献聚敛之议者力斥之，若苏抚土国宝之流是也。故根本不朘民生，不失为开国气象。若云君明臣良，有师济之风，则犹有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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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祖嗣位，初政属在辅臣，未见起色，熊赐履以忤鳌拜意，屡欲谴之，帝即从中保全，至鳌拜败，遂以倾害赐履为罪状之一。赐履虽非醇儒，然知尊重儒术，为圣祖讨论宋儒经说所自始。康熙初为弘文院侍读，上万言书：“请甄别督抚，以民生苦乐为守令之贤否，以守令贪廉为督抚之优劣，而本原之地在朝廷，尤在立纲陈纪用人行政之间。一曰参酌古今，勒为《会典》，则上有道揆，下有法守。一曰修举职业，肃官箴而奋士气。力指当时忧愤者谓之疏狂，任事者目为躁竞，廉静者斥为矫激，端方者诋为迂腐，闻有读书穷理之士则群指为道学，诽笑诋排，欲禁锢其终身而后已。一曰庠序之教，在读书讲学，求圣贤理道之归，不使高明者或泛滥于百家，沉沦于二氏；下之则惟揣摩举业，为弋科名掇富贵之具。一曰明诏内外，一以俭约为尚，自王公以及士庶，凡宫室车马衣服，规定经制，不许逾越。痛陈礼坏俗奢为饥寒之本原，盗贼讼狱凶荒所由起。末言根本尤在皇上，生长深宫，春秋方富，宜慎选左右，熏陶德性，隆师傅之礼，选侍从之贤。讲幄非事虚文，经筵非应故事。考六经之文，监历代之迹，体诸身心，为敷政出治之本。佞幸不置于前，声色不御于侧。非圣之书不读，无益之事不为。内而深宫燕闲，外而大廷广众，微而言动起居，维持此身，防闲此心。主德清明，君身强固，直接二帝三王之心法，自足措斯世于唐虞，又何吏治之不清，民生之不遂？”此疏即为鳌拜所恶，请以妄言罪之，而帝不许，转迁侍读学士。复疏言：“朝政积习未除，国计隐忧可虑。”鳌拜传旨诘问积习、隐忧实事，以无据妄奏沽名议镌级，帝又原之。以迄于鳌拜逮问，复疏举经筵，即擢国史院学士。未几复设内阁，设翰林院，以为掌院学士。举经筵，即用为讲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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侍圣祖讲学最亲且久者，莫如李光地。光地天资敏锐，读书析理能入细，御纂诸经皆光地居校理之名，当即光地主其事。故虽有伪道学之间为圣祖所觉，而恩眷仍隆。观光地自撰《语录》，诈亿不信，是其所长，不似学道人浑厚之态。圣祖尊宋学，所纂集经说，乃欲集宋学之成，故徐乾学以藏宋经学家言之富，假手于权相明珠之子性德，刻《通志堂经解》，以供搜采。乾学与性德，溺于词章，能刻《经解》，不能充道学；光地与熊赐履则愿以纂经解、治道学自任。熊、李有师生之谊，李入翰林，熊为教习庶吉士官，且于上前力保之。然以争宠相轧有隙，熊始倚修书，后移其事任于光地，熊甚憾李，李亦深谤熊，二人盖以道学为得君之专业，故人品皆不纯。然上有好者，下必甚焉，天下不敢以佻达之见菲薄道学，而真儒遂得用世，不以迂拙朴僿见摈，则熊、李犹金台之郭隗，当居招致之功，要为人君好尚之标帜耳。熊、李虽皆有伪道学之疵病，然官至极品，以清廉终，李稍任封疆，亦有政绩，究尚自爱其鼎，未尝敢尽逾道学之闲。提倡道学，究能养成士大夫风气，此亦其征验也。今略叙熊、李伪道学之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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赐履于康熙十四年由内阁学士超授武英殿大学士，兼刑部尚书。十五年，陕西总督哈占疏报获盗，开复疏防官，下内阁，赐履误票三法司核拟，既检举得旨免究，赐履改草签，欲诿咎同官杜立德，又取原草签嚼而毁之。立德以语索额图，事上闻，吏部议赐履票拟错误，欲诿咎同官杜立德，改写草签，复私取嚼毁，失大臣体，坐夺官归。此为《清史稿》本传文。光地《语录》述此事，穷形尽相，据言赐履既误票，帝诘问，未辨为何人所票也，赐履回阁取误票之本，插入他阁臣票本内，以同官中杜立德较粗疏，故插杜票本中，而易其一本归己，誊写所票签，取其原签嚼毁之。立德审误票之本，非己所曾阅，签上字迹，问代写之中书林麟焻，亦不认，检用过之签条，亦较本数少一条，立德向首相索额图喧争，一满学士觉罗沙麻言：“今日来过早，在南炕倒著，见熊阿里喀达即中堂。检本，口内嚼一签。”索遂与杜同启奏，熊落职回。既回寓江宁，帝犹以经义与相通问，至二十九年再起，而光地已向用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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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地以康熙三十三年督顺天学政，闻母丧，命在任守制，光地乞假九月，回里治丧，御史沈恺曾、杨敬儒交章论劾。上令遵初命，给事中彭鹏复疏论光地十不可留，目为贪位忘亲，排诋尤力。乃下九卿议，命光地解任，在京守制。此亦《清史稿》光地本传文。史馆旧传载鹏疏原文，足使光地置身无地。略言：以三年之通丧，请为九月之给假，于礼则悖，于情则乖，于词则不顺。又言：光地有不可留者十：一则上谕十六章，首敦孝弟。二则太皇太后之丧，圣躬哀瘠。皆斥光地不能体贴则效。三则闻光地哭母甚哀，勉强衡文，必多恍惚。四则闽变时以忠贞闻，今使人疑不孝未必能忠，并议其后而叹其先。五则谈理讲道于平日，为珪为璋，倏忽瓦裂。以上五端尚与他人言略同。其六谓九月大功服，人皆谈言微刺。其七谓生童匿丧，褫革严处，万一犯者诘侍郎衰绖何以在此，何辞以对？其八谓学校之堂曰明伦，以不祥之身俨然而登，奈桥门环视何？其九谓本年正月，上谕诸臣，申礼义廉耻难进易退之意，光地今日，礼乎义乎？进退难易之谓何？悖圣训而失本心。其十谓光地必曰君命何敢辞。古人丧中辞起复，曰金革之变礼不可施于平世，纲目累书以予之。皇上教孝教忠，固辞必无不允，而光地不辞而请假九月。凡此十不可留，贪位忘亲，司文丧行，宜重其罚。疏入，传旨询问，鹏又疏言：“皇上令光地在任守制，或以此试光地耳。光地深文厚貌，道仁道义，言忠言孝，一试诸此，而生平心术品行，若犀燃镜照而无遁形。皇上所以留之之意，臣鹏愚戆不能知，使光地而亦不知，贪恋苟且而姑为此给假九月之请，外以欺人，则为丧心；使光地而早已自知，诡随狡诈而姑为此给假九月之请，内以欺己，则为挟术。夫为人子而甘于丧心，为人臣而敢于挟术，两者均罪，光地必居一焉。以此赴任不可，以此回籍尤不可，盖回籍则母死有知，恨其不诚，当必阴厄，而赴任则士生至性，愤其衔恤，谁甘面从？嗟乎！光地当闻命而绝不一辞，则忍于留矣，皇上即罚其忍，使之在京守制，以动其市朝若挞之羞。光地忘通丧而假易以暂，则安于久矣，皇上即罚其安，使之离任终丧，以为道学败露之耻。臣与光地，家居各郡，然皆闽产也。今若此，人人切齿，桑梓汗颜，伏乞皇上察光地患得患失之情，破光地若去若就之局，不许赴任，不许回籍，《春秋》诛心，如臣所请。万一光地依然督学，则光地得信其术，故哀其辞曰：‘九月且不获命，况三年乎？’而蚩蚩者亦曰：‘是欲终之而不可得也。’下售其术，上受其名，臣鹏实拊膺疾首。前疏光地十不可留，如稍有涉私，是责光地以不孝，而先自蹈于不忠，所以跪听传旨，一一沥鸣，以头抢地，呜咽而不能自已也。”疏入，得前旨，此五月朔日事。至闰五月初四日试翰林官，乃以理学真伪论命题，不可谓非为光地发矣。其后恩遇终始独隆，自缘经传汇纂，深当帝指，非重其道学门面。彭鹏两疏全文，蒋氏《东华录》载之，故旧传亦载，而王《录》删之，未知其故？《史稿》亦不载，或只凭王《录》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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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鹏第二疏谓上令光地在任守制或以此试光地，此实得圣祖之情。光地子钟伦于此时侍父在任，寄诸叔父书曰：“此月初一日，部覆彭无山参本，奉旨：‘李光地不准回籍，著解任在京守制。’彭前后共两疏。前疏著九卿会议，旨问彭鹏：‘尔与李光地同乡，意欲相为，适所以害之，我留他在任，自有深意，不然，朕岂不晓得三年之丧古今通礼。我所以留李光地之意，恐一说便难以保全。九卿如要我说，我便说；不要我说，我便包容。彭鹏，尔参某欲令其回籍，此正合著他意思，尔此言岂不是奉承他？’于是彭第二本乃有在京守制之语，中间穷极丑詈矣！九卿闻旨有‘要我说不要我说’之语，皆云：‘皇上包容臣子，臣子如何必要皇上洗发出来，还求皇上包容为是。’今旨已下，便只得在京行三月哭奠，朝夕鸣号，以暂泄哀情。杜门省罪，罅隙渐消，乃可相时乞归营葬。在今且当浮游随分，小抗之则大创在睫，所关非特平常也。阿爹此番撄此大故，惨折之余，加以震动，晦冥不测，气体大为衰羸，脾胃不能消纳，腹多痛。侄在此真百身难分，翘首南望，心肝如焚！”此书报当日实状，所谓包容，谓不说破试出假道学耳。不准回籍，解任在京守制，悉如鹏疏所请，岂非深恶此时之光地？后来光地孙重编《光地年谱》，并将此等家书载入，未知何以不讳亲恶竟至于此？全祖望以负友、夺情及外妇之子三事深讥光地，此不能多及，略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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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李以道学逢君，事未足训，然清世士大夫之风，实自道学挽之，只可云圣祖能尊道学，而世必以光地终始眷遇奉为清代道学之宗师，不但耳食者为此言，识《清儒学案》者亦盛推熊、李，则以其著书立说，尊程、朱，崇正学，辨道统，致力甚勤耳。儒者在野，效用不及在朝之大，明季讲学之风不替，然偶一登朝，则废死戮辱，身罹其祸。清初朝士，若二魏蔚州魏象枢、柏乡魏裔介。亦道学中人，而以道事君，未成风气。《史稿·魏象枢传》：“康熙十一年，母丧终，用大学士冯溥荐，授贵州道御史。入对，退而喜曰：‘圣主在上，太平之业方始，不当以姑且补苴之言进。’乃分疏言：‘王道首教化，满、汉臣僚，宜敦家教。督抚任最重，有不容不尽之职分，有不容不去之因循，宜责成互纠。制禄所以养廉，今罚俸例太严密，宜以记过示罚，增秩示恩。治河方亟，宜蓄人才，备任使。戒淫侈宜正人心，励风俗宜修礼制。’圣祖多与褒纳。”盖帝之好善乐道，道学家有以察之。其后以达官而从祀文庙者，清世共三人，皆康熙朝名臣，则陆陇其、汤斌、张伯行是也。其讲道学而未入两庑，然治有奇绩、守有异操者，亦皆在康熙朝，若于成龙、陈鹏年、赵申乔诸公，皆入《清儒学案》。于公最不可及，赵则以刻核太过为累。年家子戴名世与赵子熊诏同为四十八年己丑科鼎甲，熊诏状元，名世榜眼。五十年十月，赵忽举发名世为诸生时，恃才放荡，语多悖逆，今列巍科，犹不追悔前非，焚削书板，名世以此弃市。此世所谓《南山集》案者也。名世以时方修《明史》，对南明以为犹昭烈之于汉，应存纪、传等文，《南山集》中有《与余生书》一篇，论及此事。此何所谓大逆，在圣祖本为有道之君，然私天下之一念，深忌明后之尚系人心，实为不免，盖亦种族之顾忌所促成。时当朱三太子案甫结，而太子被废，诸王竞谋继统，国本岌岌可危，赵所举发，殆适中当时之忌，遂处以大辟。而赵之事不干己，逢君之恶，实可痛恨。道学家往往有此类不情之事，则亦不可讳言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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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学决不负人国家，读陆陇其、汤斌、张伯行诸人传状，其德量、操守、政事，皆足令人神往。其余纵不如是纯粹，而奇特或更过之，如于成龙诸人皆是。一时公卿，儒雅谨厚，布在朝列，不可数计，此皆所谓熏德而善良者。帝于道学之外，亦重文艺，公卿多以述作名世，其间若徐乾学、高士奇，则以招权纳贿闻，此即不讲学者之有才不免无行，帝亦明知之而不深究，使于文史得尽其长，但不令在朝久处禁近而已。康熙朝之达官，几有北宋士大夫之风，而道学之一脉，历雍、乾两朝，名臣迭出，以《学案小识》所载，考其渊源，皆自康熙朝理学诸臣所传播种子。盖圣祖种其因，而后代收其果。及至季世，母后当权，宦官宫妾，败坏纲纪，而后士大夫之风扫地以尽，至今以为服官即是奔竞以得之，驱淫以享之，一入利禄之途，便为罪恶之首。移风易俗，必有好善乐道之人，居最高之位以倡之，清圣祖所作养，后代享之而不尽，盖风气不易成，既成亦不易毁灭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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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学专家，以程、朱，陆、王为门户，而以程、朱为正统，若能诋陆、王，便足卫道。清儒亦然。但清之理学，实以帝王好尚为有力之提倡。帝王为求有益于政俗，但得躬行实践之儒，不问门户。且圣祖虽尊道学，而于道学家故习厌武备，斥边功，皆不乐从，亦未尝有失败。三藩之变，魏象枢谓：“舞干羽而有苗格，不烦用兵，抚之自定。”则意在与三桂连和也。台湾之平，李光地谓“隔海难守”，指以与红毛为可，则何厚于异族而仇于本族之郑氏也？圣祖虽不从迂腐之说，而所有武功，又皆因势利导，非专涂人肝脑以自为功，屡奏大效，而终身不受尊号，不生侈心，勤勤讲道谈经，至老不辍，不改尊重道学面目，是圣祖之讲学，高出于诸臣上也。文庙从祀之典，汉儒以外，为道学所专享，尤以程、朱之学为正宗。清代增祀，则自康熙五十四年，增宋范仲淹。雍正二年增县亶、牧皮、乐正子、公都子、万章、公孙丑及汉诸葛亮，宋尹焞、魏了翁、黄幹、陈淳、何基、王柏，元赵复、金履祥、许谦、陈颢，明罗钦顺、蔡清，本朝陆陇其。道光二年，增明刘宗周。三年，增本朝汤斌。五年，增明黄道周。六年，增唐陆贽、明吕坤。八年，增本朝孙奇逢；后又增宋文天祥、谢良佐。咸丰初，增公明仪及宋李纲、韩琦。七年，增公孙侨及宋陆秀夫、明曹端。同治二年增毛亨及明吕栴、方孝孺。七年，增宋袁燮及本朝张履祥。光绪初元，增本朝陆世仪；继又增汉许慎、河间献王刘德，宋辅广、游酢、吕大临，本朝张伯行。三十四年，增本朝王夫之、黄宗羲、顾炎武。较其所增，不限于道学，事功、气节、学问、政事，其卓绝者每预焉，颇以用世为蕲向，清之食报于理学名臣者正特厚，非颛颛为道学持门面也。至程、朱，陆、王门户，识《学案》者谨守之，国家原不必局于此，陆九渊、王守仁、陈献章，明代早从祀，特《学案小识》所摈不齿数之孙奇逢则从祀，所尊为翼道之李二曲，则道光九年御史请祀，部已覆准，而特旨不从，此则好尚大异。夫唐氏之摈孙先生，谓其入清朝年已七十，不应讲学，此于门户之外，别加罪状，理极不通，道学家之横生意见往往如此。江藩《宋学渊源录》又去其有位于朝、国史应立传者不载，则似理学为隐逸者所专，而“天民”、“大人”之说荒矣，汉学家言宋学，固自隔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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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史讲义 [:170688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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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节 兴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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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祖朝已有御制敕纂诸书，如《人臣儆心录》、《资政要览》、《内则衍义》、《孝经衍义》、《易经通注》、《孝经注》、《道德经注》等书，具在《四库》。世祖享年不永，虽雅意右文，未能大昌文化。圣祖亲政以后，勤学好问，早岁已然。三藩作难，天下汹汹，而经筵日讲，不懈益勤。大势稍定，即开鸿博之科，网罗才俊，既修《明史》，并肄诸经。既而南方大定，益治益安，四部诸书，繁重不易整理者，悉诏儒臣因前代之旧审订修补，以便承学之士。唐之贞观，宋之太平兴国，明之永乐，皆同此宏愿，而享国之永，举不及圣祖。又其用才各当，辨析心性，贯串古今，各有专学，如李光地、徐乾学辈，君臣师友，讨论从容，万几之暇，日以心力注之，不但若前代开馆承修，称制勒定而已。经则成《易》、《书》、《诗》、《春秋》四纂，字学则成《字典》及《音韵阐微》，舆地成《皇舆表》、《皇舆全图》。类纂之书，则以《朱子全书》及《性理精义》为最精粹。其供人搜讨故实，百世承用不能废之《佩文韵府》、《渊鉴类函》、《分类字锦》及《图书集成》等巨大类书，下至时令、艺术、谱录、志乘，《全唐诗》、《古文渊鉴》、《历代赋汇》、《唐宋元明四朝诗选》等总集。又有康熙间纂修未毕，刊行于雍、乾两朝者，若《明史》，若《通鉴辑览》，若《子史精华》，若《骈字类编》皆是。下至咏物题画诸诗，亦集其大成，选为巨帙，裨益学人，可谓美富矣。古帝王于一代之中，成就学林沾溉之书，多至如此，虽文治极盛之朝，未易相匹。而从古帝王所未提倡之绝学，为圣祖之特长者，更有天文、算学一事。初，历法在明末，用徐光启言，引西洋人法改新历，未及行而明亡。摄政王入京，修历西人汤若望即上言：“所订历推得本年八月朔日日食图象，乞届期遣官测验。”遂改用《时宪历》名，颁行天下。既而回回科秋官正吴明炫攻讦新法，又有新安卫官生杨光先叩阍纠汤若望之谬，言《时宪书》面题“依西洋新法”五字，尤不合。时皇子荣亲王即董鄂妃所生而殇，若望以官钦天监，选择葬期，光先等纠其山向年月俱犯忌杀。历与星命并为一谈。廷臣不解历法，惟知排外，于康熙四年，议若望罪至凌迟，科官斩决，敕若望免，余依处斩。于是复用明《大统历》旧术，以光先掌监务。光先初不甚解推步，康熙七年颁明年历有闰，既又自知有误检举，谕天下停止闰月。时若望已死，其徒南怀仁言所颁各法之谬，测验皆合。于是斥光先，用怀仁为监副，恤若望。自九年始，复用新法。于是圣祖始逮治鳌拜，实行亲政，于新旧历法之纠纷，盖有意究其故矣。圣祖习算学，今宫中尚往往得当时算草，而与梅文鼎之学最契。有杨文言者，亦精天算，为诚亲王允祉撰《律历渊源》，其中《数理精蕴》一种有借根方术，据文鼎孙瑴成言，圣祖亲以此术相授，而后悟金、元时之天元一术。文鼎书中所未言，然则得诸《数理精蕴》，疑为文言所传习也。借根方为西人算学，乃代数术之旧名，亦其初境，而当时以为西名“阿尔热八达”乃东来法之意，然则由东方之天元一术，转为西方之借根方。借根方者，借一根为未知数，与立天元一同，辗转求之，恒得带纵各乘方式，开方而后得数，故谓之借根方。始借根以入算，后借方以得数也。此与天元一术无异，与普通代数术亦无异，圣祖学算之所造如是。而步天测地，用经纬线以绘舆图，皆自康熙朝创之。算术已沟通中西，帝王之学，儒者专门习之，仅与相副，此实好学深思之效，若再假以年，更为国中学人鼓倡，或早与西人科学之进步相提携矣。清一代算学，以梅氏为功力最深，亦与圣祖之学为最有声气，节录梅氏祖孙本传文证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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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稿·梅文鼎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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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巳，康熙二十八年。至京师，谒李光地，谓曰：“历法至本朝大备矣，而经生家犹若望洋者，无快论以发其趣也。宜略仿元赵友钦《革象新书》体例，作简要之书，俾人人得其门户，则从事者多，此学庶将大显。”因作《历学疑问》三卷。光地扈驾南巡，驻跸德州，有旨取所刻书籍回奏，光地匆遽未及携带，遂以所订《历学疑问》谨呈。求旨：求当作奉。“朕留心历算多年，此事朕能决其是非，将书留览将发。”二日后，召见光地，上云：“昨所呈书甚细心，且议论亦公平，此人用力深矣。朕带回宫中，子细看阅。”光地因求皇上亲加御笔，批驳改定。上肯之。明年癸未春，驾复南巡，于行在发回原书，面谕光地：“朕已细细看过。”中间圈点涂抹及签误作龠。贴批语，皆上手笔也。光地复请此书疵缪所在，上云：“无疵病缪，病字当衍。但算法未备。”盖其书本未完成，故圣谕及之。未几，圣祖西巡，问隐沦之士，光地以关中李永、河南张沐及文鼎三人对。上亦夙知永及文鼎。乙酉二月，南巡狩，光地以抚臣扈从，上问宣城处士梅文鼎焉在？光地以尚在臣署对，上曰：“朕归时，汝与偕来，朕将面见。”四月十九日，光地与文鼎伏迎河干，清晨俱召对御舟中，从容垂问，至于移时，如是者三日。上谓光地曰：“历象算法，朕最留心，此学今鲜知者，如文鼎真仅见也。其人亦雅士，惜乎老矣。”连日赐御书扇幅，颁赐珍馔，临辞，特赐“绩学参微”四大字。越明年，又命其孙瑴成内廷学习。五十三年，瑴成奉上谕：“汝祖留心律历多年，可将《律吕正义》寄一部去令看，或有错处，指出甚好。夫古帝有‘都俞吁咈’四字，后来遂止有都俞，即朋友之间，亦不喜人规。观此皆是私意，汝等须竭力克去，则学问长进。可并将此言写与汝祖知之。”恩宠为古所未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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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鼎孙《瑴成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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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算家不解立天元术，瑴成谓立天元一即西法之借根方。其说曰：“尝读《授时历草》，求弦矢之法，先立天元一为天，而元学士李冶所著《测圜海镜》亦用天元一立算，传写鲁鱼，算式殊不易读。明唐荆川、顾箬溪两公，互相推重，自谓得此中三昧。荆川之说曰：‘艺士著书，往往以秘其机为奇，所谓天元系，如积求之云尔。’漫不省其为何语。而箬溪则言：‘细考《测圜海镜》，如求城径，即以二百四十为天元半径，即以一百二十为天元，即知其数，何用算为？似不必立可也。’二公之言如此。余于顾说颇不谓然，而无以解也。后供奉内廷，蒙圣祖仁皇帝授以借根之法，且谕曰：‘西人名此书为“阿尔热八达”，译言东来法也。’敬受而读之，其法神妙，诚算法之指南。窃疑天元一术之颇与相似，复取《授时历草》观之，乃焕然冰释，殆名异而实同，非徒似之而已。夫元时学士著书，台官治历，莫非此物。乃历久失传，犹幸远入慕化，复得故物。东来之名，彼尚不忘所自，而明人视若赘疣而欲弃之。噫！好学深思如唐、顾二公，尚不能知其意，而浅见寡闻者又何足道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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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史讲义 [:170688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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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节 盛明之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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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祖即位之年，明裔始亡，遗民无可归向，乃移而属诸隐遁之故明皇子。其时朱三太子实在民间，虽莫能迹其确址，风声自不可尽泯。吴三桂起事之年，京师亦有朱三太子事开始。自是隐约出没，恒挂人口。至康熙三十八年南巡，谒明太祖陵，敕访明后，备古三恪之数，且举元后蒙古之恩礼不替为证，天下未尝不闻而义之，然决无人敢冒死希此荣宠。在朱三太子自身，或真有亡国之恨，光复之愿，则虽屈于无力，亦决不欲出臣清朝；而其它故明疏属，亦莫有入网罗者。则满洲人之深忌华夏故主，诚中形外，人尽喻之，可想见矣。至四十七年乃卒泄漏朱三太子真相，审理既确，卒以假冒诛之，尽杀其子孙。此事余别有述，不备载。夫历代帝裔，得保全者原少，清以为明讨伐叛乱入关，有国亦已六七十年，拟乎杞宋之封，或出由衷之语。夫曹魏代汉而山阳有国，其亡乃在晋永嘉之乱；司马代魏，陈留就封，其卒亦在晋惠太安之初。曹、马世称篡窃之凶，犹能容前代之君如此。圣祖不能容明裔，亦胸中自有种族之见，惟恐人望之有归，此则后来排满，亦自种之因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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