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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史讲义 [:1706882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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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节 雍、乾之学术文化（上）——禅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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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祖以宋儒性理之学为宗，用以培养士大夫风气，其于致用，则提倡科学，实为中国帝王前所未有，后亦莫之能及。故康熙间学术，德性与学问并重，而稽古右文，公卿风雅，天下翕然，知所向往，其气象已略述于前矣。至世宗而独以禅学鸣。雍正八年以前，于兄弟间意所不慊者，排除已尽。十年以后，多刻佛经，又自操语录选政，自称圆明居士，亦随诸大师之后，列为语录之一家。其传播语录，自是禅宗派别，然挟万乘之尊，自我作古。所选语录，首为姚秦之肇法师，在达摩未到禅未成宗之日，其下共选十余家，似皆禅宗，而又杂出一佛门以外之紫阳真人，禅门以外之净土宗莲池大师，己则以居士厕禅宗诸师之后。又认章嘉胡土克图为恩师，则又错入西藏密宗喇嘛教。所记章嘉口语，亦有似乎禅和；己之顿悟禅机，亦有似乎夜半传衣之秘。喇嘛何知，此必世宗之作用耳。世宗选历代禅师语录，分前后集，后集又分上下。其后集下序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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朕少年时，喜阅内典，惟慕有为佛事。于诸公案，总以解路推求，心轻禅宗。谓如来正教，不应如是。圣祖敕封灌顶普慧广慈大国师章嘉呼土克图喇嘛，乃真再来人，实大善知识也。梵行精纯，圆通无碍。西藏、蒙古中外之所皈依，僧俗万众之所钦仰。藩邸清闲，时接茶话者十余载，得其善权方便，因知究竟此事。壬辰春正月，延僧坐七，二十、二十一随喜同坐两日，共五枝香，即洞达本来。方知惟此一事实之理。然自知未造究竟，而迦陵音乃踊跃赞叹，遂谓已彻元微，侗称许。叩问章嘉，乃曰：“若王所见，如针破窗纸，从隙窥天，虽云见天，然天体广大，针隙中之见，敢谓偏见乎？佛法无边，当勉进步。”朕闻斯语，深洽朕意。二月中，复结制于集云堂，著力参求。十四日晚，经行次，出得一身透汗，桶底当下脱落，始知实有重关之理。乃复问证章嘉，章嘉国师云“王今见处虽进一步，譬犹出在庭院中观天矣，然天体无尽，究未悉见。法体无量，当更加勇猛精进。”云云。朕将章嘉示语，问之迦陵音，则茫然不解其意，但支吾云：“此不过喇嘛教回途工夫之论，更有何事？”而朕谛信章嘉之垂示，而不然性音之妄可，仍勤提撕。恰至明年癸巳之正月二十一日，复堂中静坐。无意中忽踏末后一关，方达三身四智合一之理，物我一如本空之道，庆快平生。诣章嘉所礼谢，国师望见即曰：“王得大自在矣。”朕进问更有事也无？国师乃笑，展手云：“更有何事耶？”复用手从外向身挥云：“不过尚有恁么之理，然易事耳。”此朕平生参究因缘。章嘉呼土克图国师喇嘛，实为朕证明恩师也。其它禅侣辈，不过曾在朕藩邸往来，壬辰、癸巳间坐七时曾与法会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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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世宗自言其得道，在禅门，为已得正果；在喇嘛门下，亦为已成呼土克图。其得道在壬辰、癸巳间，是为康熙五十一、二年间，正太子复废之会。世宗在其时亲近沙门，当是表明其无意逐鹿。及后屠戮兄弟既尽，又追述其事，并重张其焰，以自身直接历代高僧，著书立说，自成一人王兼作法王宗派，居之不疑。此当是掩盖平生之残忍，故托慈悲。观其佞佛，绝无为释子眩惑之弊，英明固自天赋，要亦其对于宗教实非迷信，读史者可得而推考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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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宗不认禅宗名德为本师，而认章嘉佛。清廷之尊黄教，本以驭藩，喇嘛在所必尊，则即用以为学佛之标帜，亦一客不烦二主之意。缁流攀附，无所影响，至其不伦不类，则王者自有大权。《大藏》中于世宗选辑之书及其自著语录，皆赫然著录，万世宗门，引为荣幸，孰议其宗派之歧？其严绝禅钻之路，时时见于佞佛说中，如《历代禅师后集》下序中，深抑性音，防其以蒙召之故，高自位置。又于世祖时敬礼之二僧，以玉林屏绝虚荣，木陈稍参世法，一则扬之升天，一则抑之入地，以示其防杜攀缘之峻。在序文中即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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朕身居帝王之位，口宣佛祖之言。天下后世理障深重者，必以教外别传之旨未经周公、孔子评定，怀疑而不肯信，然此其为害犹浅。若夫外托禅宗，心希荣利之辈，必有千般诳惑，百种聱讹。或曾在藩邸望见颜色，或曾于法侣传述绪言，便如骨岩、木陈之流，捏饰妄词，私相纪载，以无为有，恣意矜夸，刊刻流行，煽惑观听。此等之人，既为佛法所不容，更为国法所宜禁，发觉之日，即以诈为制书律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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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宗既谈禅，又拒绝释子，则恐语言文字无所附丽，徒恃刊刻二十八经，选辑历代语录，尚觉乏味，乃又开堂授徒，以天子为一山之祖。集其徒众，自相倡和，命曰《当今法会》。其所择之人，必取其不敢禅钻者，而又以旨意严示之。观所撰《当今法会序》，可想其防禁之密。序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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朕自去腊阅宗乘之书，因选辑从上古德语录，听政余闲，尝与在廷之王大臣等言之。自春入夏，未及半载，而王大臣之能彻底洞明者，遂得八人。夫古今禅侣，或息影云林，栖迟泉石；或诸方行脚，到处参堂。乃谈空说妙者似粟如麻，而了悟自心者凤毛麟角。今王大臣于半载之间，略经朕之提示，遂得如许人，一时大彻，岂非法会盛事？选刻语录既竣，因取王大臣所著述，曾进呈朕览者，择其合作，编为一集，锡名《当今法会》，附刊于后。朕惟如来正法眼藏，涅盘妙心，如杲日在空，有目共睹。迷者自迷，悟者自悟。诚于此一直超入，则经纶万有，实为行所无事。朕一日二日万几，诸臣朝夕不懈于位，莫非平治天下之为。而即于此深尝圆顿甘露之味，可知此事之为实际理地，而非狂参及解路所可得而托也。朕居帝王之位，行帝王之事，于通晓宗乘之虚名何有？况此数大臣皆学问渊博公忠方正之君子，一言一行，从无欺妄，又岂肯假此迎合为谄谀小人之事？朕又岂肯默传口授作涂污慧命之端？诚以人果于心性之地，直透根源，则其为利益自他，至大而至普，朕之惓惓于此，固非无谓而然也。卷中言句，所谓“师子只三岁，便能大哮吼”，可以启人弘信，广布正灯。是选之传，或于宗风不无小补。至在内焚修之沙门羽士，亦有同时证入者六人，其所作亦附刊焉。是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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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会中又有羽士在内，而历代禅师语录内亦有紫阳真人，竟无宗教门户。《四库》书目亦有《释家》，而世宗御选御制之书竟不收入。尤异者，《宫史》御刻御制之书亦不涉及。外间传刻转惟《释藏》。清之尊用佛教，绝非本心，视宗教为一种作用，不足与大经大法相混。《四库》定自高宗，《宫史》亦乾隆间所修。世宗之舞弄佛教、钳制佛教如彼，高宗之拒外佛教如此。更证以乾隆末年《御制喇嘛说》，则于清代之约束西藏活佛，更可知以政驭教，决不以教妨政之真相矣。《喇嘛说》作于廓尔喀既平之后。廓尔喀与西藏纠葛，引兵侵藏，中国讨之，并声西藏构煽廓尔喀各喇嘛之罪，事定后作此说以谕众也。其说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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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法始自天竺，东流而至西番，其番僧又相传称为喇嘛。予细思其义，盖西番语谓上曰喇，谓无曰嘛。喇嘛者谓无上，即汉语称僧为上人之意耳。喇嘛又称黄教，盖自西番高僧帕克巴旧作八思巴始，盛于元，沿及于明，封帝师、国师者皆有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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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注：元世祖初封帕克巴为国师，后复封为大宝法王，并尊之曰帝师。同时又有丹巴者，亦封帝师。其封国师者不一而足。明洪武初，封国师、大国师者不过四五人。至永乐中，封法王、西天佛子者各二，此外灌顶大国师者九、灌顶国师者十有八。及景泰、成化间，益不可胜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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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朝惟康熙年间只封一章嘉国师，相袭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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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注：我朝虽兴黄教，而并无加崇帝师封号者。惟康熙四十五年，敕封章嘉呼土克图为灌顶国师。示寂后，雍正十二年，仍照前袭，号为国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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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之号，不过沿元、明之旧，换其袭敕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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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注：黄教之兴，始于明番僧宗喀巴。生于永乐十五年丁酉，至成化十四年戊戌示寂。其二大弟子：曰达喇赖嘛，曰班禅喇嘛。达赖喇嘛位居首，其名曰罗伦嘉穆错。世以化身掌黄教，一世曰根敦珠巴，二世曰根敦嘉穆错，三世曰索诺木嘉穆错，即明时所称活佛锁南坚错也，四世曰云丹嘉穆错，五世曰阿旺罗卜藏嘉穆错。我朝崇德七年，达赖喇嘛、班禅喇嘛遣贡方物。八年，赐书达赖喇嘛及班禅呼土克图，盖仍沿元、明旧号。及定鼎后，始颁给敕印，命统领中外黄教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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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中外黄教，总司以此二人，各部蒙古一心归之。兴黄教即所以安众蒙古，所系非小，故不可不保护之，而非若元朝之曲庇谄敬番僧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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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注：元朝尊重喇嘛有妨政事之弊，至不可问，如帝师之命与诏敕并行，正衙朝会，百官班列，而帝师亦专席于坐隅。其弟子之号司空、司徒、国公，佩金玉印章者，前后相望。怙势恣睢，气焰熏灼，为害四方，不可胜言。甚至强市民物，捽捶留守，与王妃争道，拉殴堕车，皆释不问。并有“民殴西僧者截手，詈之者断舌”之律。若我朝之兴黄教，则大不然。盖以蒙古奉佛，最信喇嘛，不可不保护之，以为怀柔之道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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