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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4：发现大明 2. 为什么不设宰相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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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的政府组织，与此前的历代朝廷有个显著的不同之处，即它不设宰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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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开国之初，沿袭元朝旧制，朝廷是有宰相的。洪武十三年，宰相胡惟庸谋反伏诛，朱元璋顾忌宰相职高权重，废去宰相一职，并且严厉告诫子孙不得复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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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古三公论道，六卿分职。自秦始置丞相，不旋踵而亡。汉、唐、宋因之，虽有贤相，然其间所用者，多有小人专权乱政。我朝罢相，设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等衙门，分理天下事务，彼此颉颃，不敢相压，事皆朝廷总之，所以稳当。以后嗣君并不许立丞相，臣下敢有奏请设立者，文武群臣即时劾奏，处以重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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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元璋此举是对相权膨胀的一个过激反应，他本可以学习汉、唐，分削相权，大可不必矫枉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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宰相是皇帝的辅助者，其权力的大小，与皇帝的个人能力呈此消彼长之势。一般而言，宰相都由才识卓越的饱学之士担任，而皇帝的个人能力则不确定。假如皇帝英明，宰相的权力就会受到遮蔽；假如皇帝暗弱，宰相的权力就容易扩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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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解决相权威胁皇权的问题，自汉朝始，即逐步发展出一套制约相权的机制，具体说来，大致形成了外朝、中朝与内朝。外朝由宰相统领，中朝由领尚书事统领，内朝由中书令等宦官统领。外朝的宰相统领百官，处理政府的日常事务；中朝的领尚书事预览分拣各种给皇帝的奏章，充当皇帝的顾问；内朝的宦官则是皇帝的生活与政治秘书。假如遇到重大事情，皇帝可以通过御前会议，召集宰相与中朝官员商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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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唐时期，为了规范管理，设计形成了三省六部制。外朝变成了尚书省、中朝与内朝变成了中书省，另设了一个门下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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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书省下辖吏、户、礼、兵、刑、工六部，是个执行机构，没有决策权。朝廷的决策权在中书省，原则上，朝廷的政令都出自中书省；但是中书省并不能一家独大，因为它有个制约机构，那就是门下省。中书省拟定的所有诏书敕令，必须送达门下省审议；如果门下省不同意，可以涂归封还——即便这道命令已经预先经过了皇帝签字，也照样白费。在具体实践中，这种相互制约的权力安排，容易形成相互扯皮现象，效率往往会大打折扣。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唐朝采取了变通的手段，规定朝廷在下诏敕之前，中书与门下两省要召开联席会议，预先统一意见。如此，便形成了政事堂议事制度。尚书、中书、门下三省的长官，虽然名义上都是宰相，但假若尚书省的长官不被允许出席政事堂会议，就不能算真宰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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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的时候，赵匡胤、赵光义兄弟又有创新。他们干脆将三省合并为一，设置“中书门下平章事”一职，充当宰相，相权空前扩大。为平衡宰相的职权，他们又把宰相的财权与兵权单独抽出，设立三司与枢密院，因此三司使被称为计相，枢密使被称为枢相。计相与枢相不归宰相统辖，实际上等于分割了宰相的事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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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朝开基，大体承继了宋朝的体制，将权力归于宰相主管的中书省，另外设立尚书省理财，设置枢密院管兵。可是在实际操作中，尚书省与枢密院的职权被逐步弱化，中书省一家独大，宰相权力达到了最高峰，以致常常能够左右皇帝的废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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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朝灭亡后，朱元璋总结前朝的经验教训，感到相权过分扩张弊大于利，而且会威胁到皇权。因此，他刻意借胡惟庸谋反这个由头，索性废去宰相。可是宰相虽废，宰相的那一大摊子事，还需有人继续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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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解决这个问题，朱元璋采取了两个办法，第一个办法是把宰相的事权下放，加强吏、户、礼、兵、刑、工六部的权威，让六部尚书把宰相的事权给分了；第二个办法是把宰相的决策权上收，全部集中到皇帝一人手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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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很快老朱就有了新的烦恼，朝廷的事务太过庞杂，他从早忙到晚，犹不能处理利索。据统计，洪武十七年九月十四日至二十一日，仅八日间，内外诸司报到朱元璋案头的奏章，就多达1160件，涉及3291件事；平均起来，他每日要批阅奏章145件，决断411.4件事。这个前皇觉寺的和尚，尽管明达世故，精力旺盛，体格强健，也感到疲惫，难以应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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迫不得已之下，朱元璋参考宋朝的翰林制度与知制诰制度，给自己组织了一个秘书班子，称之内阁——置华盖殿、武英殿、文渊阁、东阁诸大学士，让他们分拣奏章，备作顾问，并依照皇帝的吩咐，拟写圣旨。实际上等于恢复起了汉代的中朝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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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中朝制度的弊端是：假若皇帝英明，它不过相当于皇帝的私人秘书处；而假如皇帝孱弱，它则会自然侵夺皇帝的决策权。朱元璋深知其中的利害，他不敢保证他那些生长在深宫妇人之手的后代子孙们，能有他这个游方和尚的阅历与才略。为防止内阁未来膨胀，他有意将诸大学士的品级定得很低，官衔只有五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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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老朱千算万算，最后还是失算。他废除宰相的目的，本是为了加强君主独裁，可后来的演变恰恰相反，他的子孙不仅没有独裁起来，反而将更多的权力失给了臣下，这不能不说是一大讽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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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宣德年间（公元一四二六年至公元一四三五年），鉴于政事的繁多与复杂，朝廷不得不允许内阁预览各部门报送的奏章，且要求他们草拟处理意见，报皇帝裁夺。这样久而久之，皇帝对具体的政事越来越生疏，他们既没有能力事事探究原委，也难以理解事情的曲直，遂渐渐成了画押用玺的工具，将自己半虚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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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汉朝时，宰相或领尚书事处于三公的位置上，地位极高，他们与皇帝有一定的分权，而且不离皇帝左右，常与皇帝坐而论道，共同裁决政事，因而君臣一体，既能为皇帝分担一部分责任，又能让皇帝得到足够的锻炼，所以汉朝的皇帝日常必须真参政，他们想偷懒都比较难。另外，汉朝的领尚书事与宰相、御史大夫，同属事实上的宰相，他们分署办公，某种程度上可以相互监督制约，而明朝没有这种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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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皇帝上朝理事，表面上非常勤奋，早朝、晚朝就像按点上班一样，一丝不苟，但是形式重于实质，几乎沦为了例行的礼仪——内阁依照一定的定额，提前一天选出紧要上奏的事务，票拟出处理意见，报给皇帝，上朝时皇帝走过场，依照内阁的意见颁传圣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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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汉朝时，假如国家出现灾事，皇帝一般会让宰相承责，汉武帝以后的西汉宰相，很多都是谢罪自杀而亡的。明朝没有正式的宰相，名义上皇帝独断乾纲，这自然衍生出这样的一种逻辑：皇帝要对国家的一切负有直接责任，无可推脱；可实际上，皇帝躲在深宫中，缺乏历练，对政事又不够专业，无力真正承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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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便出现了一种怪现象，明朝中后期的皇帝，除正常在朝堂上礼节性地与臣下见面外，都怕与大臣们坐以论道——他们一是担忧在臣下面前露拙出丑，二是担忧被大臣们责难。明宪宗朱见深在位二十三年，只在公元一四七一年冬天，因为彗星反常出现，不得不与内阁大臣议过一次政。在会见大臣之前，他非常紧张，亲近宦官不得不反复叮咛鼓励说：“初见之时，倘若感情还不甚融洽，请不要多说话，姑且等到日后再作计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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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宗的儿子，也就是正德天子的父亲朱祐樘，以仁智著称，他在执政十年后，也就是公元一四九七年暮春，才在文华殿会见过一次大臣，当时被视为盛事。那是三十年间明朝皇帝第二次与大臣坐而论道，而且会面的时间非常短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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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皇帝虽然不愿直接处理政事，但并不等于他甘愿把所有权力都转移到内阁，形成后来英国那样的虚君责任内阁制。英国的内阁制，其理论前提是：内阁的权力来源于议会，议会的权力来源于人民，而人民的权力来源于神。明朝的内阁制，其理论前提是：内阁的权力来源于君，君的权力来源于上天。明朝人的上天，不是基督教那种人格化的神，它指的是自然宇宙的法则——朱熹所说的天理，上古圣贤所言的天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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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明朝皇帝的事权虽然有弱化的倾向，但他是人间所有权力的来源，理论上拥有着至高无上的量裁权。只是这种量裁权并不能随心所欲，因为他要受天道的约束，而天道的具体体现，就是古老的礼法与祖宗设定的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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