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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象异域：读李朝朝鲜汉文燕行文献札记 [:1706896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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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有待整理的资料库：以《燕行录全集》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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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这些文献需要进一步整理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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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朝鲜的汉文燕行资料为例。大约从2000年开始，我用了一些时间来阅读这些李朝朝鲜有关中国的各种见闻记录，这些文献很早有人注意，也不断编有一些丛书，撰有一些目录。丛书如1960年代韩国成均馆大学大东文化研究院编的《燕行录选集》两册（首尔，1962）、1976年韩国民族文化推进会编的《国译燕行录选集》十二册（首尔，古典国译丛书95—106，1976）、1978年台北的《朝天录》四册（《中韩关系史料辑要》，珪庭出版社，1978），一直到前面多次提到的，由韩国林基中教授和日本夫马进教授分别编辑的《燕行录全集》一百册和《燕行录全集日本所藏编》六册（首尔：韩国东国大学校，1990），以及最近由成均馆大学大东文化研究院编纂的《燕行录选集补遗》三册（首尔，2008）。目录如中村荣孝1930年所编的《事大纪行目录》(47)、张存武《清代中国对朝鲜文化之影响》中的附录(48)、夫马进《日本现存朝鲜燕行录解题》等等(49)。不过，其中还是有不少问题，尤其是本书主要使用的文献之一即林基中所编《燕行录全集》，夫马进教授曾经指出过其中的一些问题(50)。我看过大部分文献后，感觉有以下问题需要特别注意(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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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类是年代先后与编次先后问题。现在的目录是以作者生年为序的，这固然是一个权宜方法，但是，似乎不如以使燕年次为序更加合用。随意举一个例子，比如金昌业（1658—1721）于1712年出使北京，与同样留下了燕行记载的崔德中是同一使团，如果以出使时间为序排列，两者邻近，便可以互相参照，对那次的出使情况更能明晰了解。但是，现在的《燕行录全集》以生年为序，则一种在第三十一至三十四卷，另一种在第三十九至四十卷，使用相当不便；同时，有些撰者的年代或出使的年代可考却未考，有的年代还有错误，比如第三十五卷所收权以镇（1669—1734）《燕行日记》，《燕行录全集》的目录作“癸巳燕行日记”，但其第一页即说到，自己于癸卯十一月除谢恩副使，甲辰赴燕，则当为雍正二年（1724），并不是十年前的康熙五十二年（癸巳，1713）；第九十四卷所收徐庆淳《梦经堂日史编》，目录上其生年为1894年，但是，书中已经说明，他是咸丰五年（朝鲜哲宗七年乙卯，为清咸丰五年，1855年，书中误作咸丰“六年”）五十三岁时出使北京的，那么，他的生年应当在1803年，整整差了几乎一个世纪。再如，第七十六卷中题为朴齐仁的《燕槎录》，目录标注为“生卒年不详”，而出使年则定在1800年即嘉庆四年，这显然是因为卷首有“庚申二月”的字样，但实际上这庚申不是那庚申，整整差了一个甲子六十年，因为朴齐仁这部日记中，既提到咸丰皇帝，又说到洋匪，还记载了太平军之乱，显然不可能是嘉庆朝的事情，特别是这个使团是为贺皇帝三十周岁圣诞而赴北京的，咸丰皇帝奕生于1831年，庚申即咸丰十年（1860）他正好三十岁，所以《燕行录全集》编者所定的年代有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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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是重出、失误和误收问题。举一些例子，首先，如第三十六卷所收的赵荣福《燕行录》，其实，就是第三十四卷所收的闵镇远《燕行录》，不仅重出，而且张冠李戴。其次，前面提到的朴齐仁《燕槎记》，已经收在第七十六卷，而第九十二卷又收录了佚名《燕行日记》，其实它就是朴齐仁的《燕槎记》，只是因为书名稍稍有异而重出。再次，第七十五卷原题柳厚祚的《燕行日记》，如果仔细考察，则恐非柳氏所撰，因为卷前小序中，以他人身份提及柳氏，下面说“余……陪行”，显然是随从人员的口吻。同样的情况还有第六十九卷郑元容（1783—1873）撰《燕行日录》，其实此书绝非郑元容所撰，因其序文首句“辛卯冬至正使郑元容，副使金参判弘根，书状李校理鼎在。余与洪友敬渊、李主簿悌赫，陪上使作行”一句可证，显然，这是道光十一年至十二年（1831—1832）出使北京使团中，一个陪同郑元容前往的随员所写。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这部《燕行日记》既收入第六十九卷，又重复收于第八十六卷，目录却称撰人“未详”，其实就是同一部书，而1962年成均馆大学编《燕行录选集》下册题郑元容所撰《燕行日录》，其实也是这一部，《选集》题郑氏撰，显然也是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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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个问题，是出使清国的朝鲜使团，除了少数负有特殊使命者之外，大多是沿着同一路线（从京城出发，过鸭绿江经栅门、沈阳、山海关，从东门进入北京），在同一季节（十月下旬出发，十二月下旬到达，在北京停留四十天）到达北京的，而且朝鲜使者在出使之前，常常会阅读前人的燕行日记和诗文，并把这些现成的文献、典故、感受，不仅记录在他们为自己准备的素材中，而且会写在相同的经历和见闻中，既表现他们的知识，也炫耀他们的文采。尽管他们在写燕行日记的时候并没有“发表”和“首创”的问题，但是，由于这些文字不仅重复相当多，甚至有大段乃至整篇雷同，如果我们把这些见闻和感受当作“当时当地”的资料，可能会有问题(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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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象异域：读李朝朝鲜汉文燕行文献札记 [:17068967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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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以邻为镜：不仅仅可以正衣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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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下一章起，我将会讨论到十七世纪中叶以后，东亚各国特别是朝鲜和中国之间，至少在文化上渐行渐远，彼此开始滋生了奇怪的傲慢与偏见，也在有意识地拿着放大镜彼此对望，在观看对方的时候，一方面自我表彰，一方面贬低对方。可是，正是在这样对异域的观察、想象和贬斥中，凸显了对手的隐掩的另一面，也反过来轮廓清晰地呈现了自身。例如，当朝鲜人看到清国人“丧礼用乐”而表示鄙夷的时候，表明他们严格恪守的是古代中国的传统丧礼；当朝鲜人讽刺清国人“男女无别”的时候，他们在为自己固执地捍卫理学“女无再醮”的道德严厉主义而自豪；当朝鲜人愤然面对清帝国的佛寺和关庙，感叹孔庙如此颓败的时候，可以看出，两班士人仍然在坚持着对儒家学说近乎宗教信仰般的维护；而当朝鲜人非常不屑地批评清国人“官员经商”的时候，说明那个原本同样崇尚“中华”的国度，仍然在传统儒家“何必言利”的轨迹上。然而，那个原本是“中华”的巨大帝国，这个朝鲜的邻居，在满族入主之后，是否已经悄悄地改变了原先纯粹的儒家传统？李朝朝鲜和大清帝国之间，两者的文化差异难道还不够大，难道彼此还不能互相作为观察的镜子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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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日本、朝鲜文献中有关中国的资料，就可以成为反观中国的镜子。镜子是需要一层不透明的黑膜才能映照图像的，文化之间的相互比较，也需要有彼此不同的差异才能对照和比较。所谓“揽镜自鉴”，用现在时髦的话来说就是“通过他者认识自我”，这是文化反思的一般途径，如果没有一个有差异的“他者”，也无法借助差异来认识“自我”。只不过，过去中国的自我认识，常常太倚重西方这个“他者”，却不大习惯用似乎“本是同根生”的朝鲜、日本、越南、蒙古以及印度这样一些周边文化来作为参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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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很奇怪，当我们谈论“中国”和“西方”文化的时候，常常会不自觉地突显彼此之“异”，可是，“东方文化”、“同文同种”、“汉字（或儒家）文化圈”等概念，似乎常常影响我们的历史观察和文化认识，总是无意中模糊了彼此的“异”而浓墨重彩地凸显了“同”，这使得我们在谈论“中国”和“东方”的时候，却总是在强调我们的“同源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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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在很长的时期里，东方诸国尤其是朝鲜人、日本人和中国人确实曾经共享过一个来自汉、唐甚至宋的历史、传统与文化，也许，真的可以称为一个“文化共同体”，也可以成为一个研究的“历史世界”。但是，从丰臣秀吉侵朝到明清易代之后，文化上的彼此分道扬镳，已经使得几个民族、文化和国家之间渐行渐远。正是这些渐渐发生并滋长的文化差异，促成了彼此互相观看之际的感情变化、价值差异和视角分离，而这种感情变化、价值差异和视角分离，使得各自通过对方，看到了彼此细微却深刻的不同。透过原本混沌的“同”和看似细微的“异”，也许更能使彼此看清各自文化，也体会到这些细微的文化差异，是如何经由历史和时间的放大，渐渐演变成现在东亚诸国深刻分离而难以弥合的文化鸿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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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胡适致傅斯年》（1938年9月2日），王汎森辑《史语所藏胡适与傅斯年来往函札》，载《大陆杂志》第九十三卷第三期，11页，1996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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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金毓黻编《辽海丛书》（大连：右文阁，1934—1936）第一集、第八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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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吴晗编《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北京：中华书局，1962），自1354年起，至1894年，共十二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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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近年来，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在陆续整理和出版朝鲜汉文史料中的中国资料，如有杜宏刚等编《朝鲜文集中的明代史料》（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影印十三册。又如赵兴元等编《〈同文汇考〉中朝史料》（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3），也已经出版三集。参看本书【附录3】的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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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关于这一问题，请参看葛兆光《想象的和实际的：谁认同亚洲？》（台湾大学历史系：《台大历史学报》第30期，2003年12月），收入葛兆光《宅兹中国：重建有关“中国”的历史论述》（北京：中华书局，2011）第二编第五章，169—19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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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关于这一问题，请参看葛兆光《重建关于“中国”的历史论述》，原载《二十一世纪》2005年8月号，总第90期。收入葛兆光《宅兹中国：重建有关“中国”的历史论述》（北京：中华书局，2011）1—3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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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我参与整理出版的，如《越南汉文燕行文献集成》（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25册和《韩国所藏汉文燕行文献选编》（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30册。又，这里特别感谢清华大学历史系的刘国忠教授，他在2003年赴韩国访问期间，为我收集了很多与《燕行录》有关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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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同文汇考》（台北：珪庭出版社，1978），郑昌顺等编。据吴晗编《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下编卷十一《李朝实录·正祖实录》卷二（正祖十二年、乾隆五十三年）记载，当年（1748）九月编成《同文汇考》，“旧法，事大交邻文字，承受分属皆由承文院，其贰本三年一印，藏于掌故，著在经国大典……上之八年，命承文院提调李崇佑等裒辑各年诏咨表奏及使臣别单、译官手本，汇为一书。原编二十五目，别编十四目，补编五目，附编十四目”（4798页）。但是，后来陆续又有多次补充，一共成为十编，记事下讫1881年；《承政院日记》是朝鲜承政院每日事务的记录，原有韩国国史编纂委员会所编本，校点本由韩国古典翻译院标点，正在陆续出版中；《备边司誊录》（韩国国史编纂委员会，1982）为十六世纪后期到十九世纪之间，李朝朝鲜备边司的官方日志汇编，为记录当时朝鲜国内国际各种事务的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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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朝鲜金锡胄（1634—1684，曾担任燕行使团的官员）曾经在《以马岛来问中国事情事移礼部咨》说到前一年夏秋之间，东莱倭馆的翻译曾经得到日本人从商人那里传抄的《吴三桂檄文》，但是金锡胄似乎很不相信，说“决是卉服伎俩，不类汉人文字，既已毁弃勿留，亦不敢烦闻大朝”，这一年，对马藩主平义真又派人送来檄文，他仍然觉得这是“卖弄哄人”的东西。这一段记载相当有趣，可以考见中国禁止不传的《吴三桂檄文》在东亚之间的流传情况，见《息庵先生遗稿》卷十九（《韩国历代文集丛书》第605册，首尔：景仁文化社影印本，1999），323—324页；其实，清代初期这样的文献在中国被禁绝，但在日本、朝鲜保留不少，比如自称明遗民的何倩甫的《大明论》、林上珍的《清国有国论》，均撰于康熙十四年（1675），见《华夷变态》（东京：东方书店，《东洋文库丛刊》第十五种上，1975）上册，111—1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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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参看本书第二章《时代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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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李《燕途纪行》下，《松溪集》卷七，《燕行录选集》（首尔：成均馆大学校，1962）下册，240页。以下所引《燕行录选集》均同，不一一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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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韩泰东《两世燕行录》，林基中编《燕行录全集》（首尔：东国大学校韩国文学研究所，1981）第二十九卷，252页。以下所引《燕行录全集》均同，不一一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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