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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象异域：读李朝朝鲜汉文燕行文献札记 [:17068967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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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按兵不动：等待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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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时候仿佛捷报频传，西边的吴三桂好像声势不小，东海的郑氏似乎也有所动作，辨不清真假的消息接踵而至。一会儿使臣传言，说吴三桂、耿精忠和郑锦舍“连横合势，湖广、四川、陕西等地，不动一兵，传檄而定，声势日振，南方郡邑太半归顺”；一会儿探马来报，说吴三桂有苗奴五六千，“泹齿漆膝，白布裹头，其目深而黑，其剑长而广，其勇如飞，其战无敌”；一会儿又听人说，吴三桂地险兵利，坚壁不出。据说，清兵虽有四亲王十大将率八万兵，但“上年粮绝，人相食，猎獐鹿，并其毛食之”(17)。纷至沓来的消息，搞得朝鲜君臣有些心痒难耐，有人上书进言说：“清人与吴三桂相持已累年矣，天下中分，干戈抢攘，国内虚耗，兵民愁怨”，如果“我以全盛之国，士卒精锐，当此之时，声大义，率大众，乘虚直捣，则乃彼国灭亡之日也”(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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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毕竟“吹绉一池春水，干卿底事”？中国兴亡又不是朝鲜兴亡，所以，这些年里他们始终在观风向、走钢丝。一些大臣如南九万就说，别信道听途说，也别轻举妄动，要想复仇，先得忍辱负重，卧薪尝胆，“设令国家真有克诘戎兵，转弱为强之事，亦且隐闭藏匿，不使敌人有所窥测，况于初无一事之措处，而先出治兵之虚声哉？”虽然有人（如水原儒生李启祥）自告奋勇，要代朝鲜国王和郑氏联络沟通，但被当朝大臣（领议政许积）斥责为不负责任而罢。虽然清朝使团曾经到朝鲜来要挟，让国王给皇帝送“数百柄鸟铳”，以博大清欢心，并说这样一来“皇帝必大喜”，但朝鲜大臣（右议政权大运）却反对这种做法，说：“岂可只信渠说而轻送重器乎？”(19)你从这里可以看出，他们始终在小心翼翼地观察，并不为外言所动。有一次，日本对马岛主平义真来问“华戎兵事”，居心叵测地鼓动他们有所行动，他们听了以后也只是笑笑(20)，因为他们深知，“倭性狡猾，而此书辞，明是卖哄荧惑之言，窥伺之态，有不可测知”(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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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是，尽管痛恨清朝而眷念大明的朝鲜文人心存幻想，但毕竟他们对吴三桂开门揖盗的行为仍然记忆深刻。康熙十六年（1677），当吴三桂还在南方和清廷对峙的时候，沙河驿原来四时上供的吴氏父祖坟墓，就已经被清朝官方捣毁。这一年，出使北京的韩泰东在日记里记载，“云南举事之后，（清廷）发葬磔尸，以戮辱之。其父冢则只纳一部空榇，不获其尸，但掘毁而已”(22)。他觉得，吴三桂不仅引清兵入关，把大明江山拱手送人，而且一方面拒不赴李自成之召，害得父亲丢了性命，一方面又举事造反，让祖父尸体被清人弃骨扬灰，真是既不忠又不孝。所以，他在日记中重重地记了一笔，“始则纳腥膻，秽乱区夏，末乃豪据一隅，身僭大号，盖未尝有为朱氏扶立血胤、规复旧物之意，实中华乱贼，清虏叛臣”(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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久久等待之后，康熙十八年（1679）三月，终于传来了吴三桂兵败身死的确实消息，渐渐他们也知道了，“三桂即位于衡山之阳，国号大周，改元弘化，而原无立朱氏之事”(24)。于是，他们暗自庆幸，庆幸自己没有轻举妄动，因为吴三桂并不是为“反清复明”而忍辱负重的姜伯约，而是大逆不道想当皇帝的僭越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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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象异域：读李朝朝鲜汉文燕行文献札记 [:17068967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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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辽东见闻：寻访散在关外的吴三桂旧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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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有时侯人的心理很奇怪，本来在观念上被看成是从逆的叛贼，一旦和自己面对面，观感也有一些微妙变化，真所谓“耳闻不如眼见，亲近改变旧嫌”。在吴三桂败死之后那几年，作为反复无常的“贰臣”，在中国文献中，吴三桂迅速被口诛笔伐。康熙皇帝说他是“反复乱常，不忠不孝，不义不仁，为一时之叛首，实万世之罪魁”(25)；汉族士人觉得他朝三暮四，为一己私欲而绝不是“反清复明”。所以，尽管他在起兵时发布过那篇《反清檄文》，打出“反清复明”的旗号，希望用汉族意识来凝聚反清力量，但意外的是，并没有多少人相信他的鬼话，满、汉、朝、野各方似乎都形成一致印象，要把吴三桂钉在历史耻辱柱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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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评价当然影响了朝鲜人，他们本来就对吴三桂没有好感，一直鄙夷这个反复无常的奸雄。在吴三桂败亡后，他们也会跟着抨击，像康熙二十二年（1683），著名的朝鲜文人金锡胄（1634—1684）路过山海关的时候就写诗说，“次第边城失，当年此亦孤。深仇天岂戴？大盗地尽输。西北崩隍在，东南半壁无。白头还举事，吾且尔何诛”(26)。但有趣的是，已经渐渐接受“大清”的汉人这样说倒也罢了，原本把清帝国视为“夷狄”的朝鲜人，有时也会在对吴三桂“反清复明”的想象之中，对吴三桂的观感有一些彷徨。朝鲜君臣在三藩之乱中犹疑不定，这种犹疑似乎一直延续到吴三桂败亡之后。尽管希望最终变为失望，但那种复杂的希望，却很容易引起朝鲜人对吴三桂的另类想象。特别是，当一些朝鲜使臣来到辽东亲见吴三桂旧部，和他们有了亲密接触之后，他们竟然对吴三桂产生了另一种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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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吴三桂旧部因为失败，被清廷流放在东北各处(27)。或许是清帝国觉得，将逆臣放在自己的老巢可以稍稍放心罢，吴三桂兵败后，一批“从逆”官员被流放到关外，他们或为僧人，或为塾师，或为游民。由于这些吴三桂旧部恰恰在朝鲜使者路经的辽阳、沈阳等地居住，因此常常和朝鲜使团不期而遇。在普遍文化并不高的关外，喜欢炫耀文采的朝鲜文人遇到这些精通或粗通文墨的汉人，常常会格外高兴。三藩之乱平定后不久的康熙二十五年（1686），朝鲜使臣吴道一（1645—1703）在沈阳遇见一个叫做刘君德的文人，在笔谈中，他发现这个人“文理粲然，甚不易得”。询问之下，原来他是关内的汉族人，曾在云南吴三桂那里做翰林侍读，他对于“性理”和“词学”自有一番自己的见解，“尚藻华而绌理致”。他对朝鲜使者说，那些空洞的性理之学不能感动人，所谓“濂洛风雅”只是“酸气扑人”，倒是“精诣动人处，盖深于词学者”。虽然恪守朱子理学的朝鲜文人吴道一并不认同这番议论，但也觉得，他的这番议论很是新鲜，更何况他能够引经据典，让朝鲜人觉得，他真是有学问的“云南学士”。不过，当话题渐深，吴道一问到吴三桂及“云南兵败城陷时事”的时候，这个刘君德公然回答说，“吴平西（吴三桂封平西王）有勇力胆略，不幸婴疾，心血枯尽而死，其孙世璠亦英明文雅，济以浑厚，兵戈之中，不废书籍，及其城陷之日，索刀将自裁，宦侍辈扶掖止之，奋拳大骂曰：自古岂有降天子哉，即刎颈而死，皇后亦与之同死”。这番话让朝鲜使者很是吃惊。而当刘君德说到自己，痛苦万端，写下“为贼所生擒，求死不得，致有今日名义扫地，愧罪千万”这番话，并且凄咽泣下的时候，更让惊愕之中的朝鲜正副使不知所措，只好百般安慰，还赠送了朝鲜的壮白纸、小刀、扇子和笔墨(28)。（见图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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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朝鲜人所绘沈阳朝鲜使团下榻之处（载《燕行录全集》第一百卷68-6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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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使朝鲜人很感困惑。有一个朝鲜使者李宜万在沈阳西街见到被流放的文人，即号称剩人和尚（又自号辱翁）的林本裕，他曾小心翼翼地询问吴三桂的真心，“或谓之忠，或谓之逆，何说为的”？林本裕虽然谨慎，但还是回答说，“事成则忠，事败则逆”，他的理由是，吴三桂的失策只是在于自己称帝而“不立义帝”，在大胜之后“想儿子讲和，岂非妇人女子见识”而已，这让朝鲜使者深深感受到他对吴三桂爱之深，责之切(29)。林本裕受到清廷严格监管，他的诗文被清廷下令禁毁，据说，他每次笔谈涉及“清朝事，则辄呼烛烧之”(30)，让朝鲜人感觉他“枢机之周慎”。但其他人却不同，往往在外国使者面前放胆直言。比如吴道一在辽东曾见到过一个叫郭垣的人。郭垣祖籍江西南昌，父亲郭朝瑞在吴三桂手下从刑部郎中、鸿胪卿、大理正卿，一直做到通政司，吴三桂兵败后被安置在周流河居住，大概郭垣就是随着家庭被流放关外的。当吴道一询问郭垣“吴藩败时有杀身取义者否”这一问题时，他先举出吏部郎中穆廷选，并大大地赞扬他“城陷之日，夫妻俱从容就死”，再举出吏部尚书方光琛，“为虏所擒，愤骂不屈而死”，还说“其余殉节者亦颇有之，今难一一备陈”(31)。而吴道一遇到的另一个云南流放文人朱秀，也好像始终没有改变他拥戴吴三桂的立场，在被问到“清国既统一天下，吴平西何不服事，以享富贵，而浪取灭亡之祸”的时候，虽然没有直接反驳，但也很含蓄地回答说：“自有万世公论，今不必烦问，亦不敢烦说。”(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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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其说吴三桂部下眷念大明，倒不如说他们始终反清。他们对清王朝的敌意，让他们心中充满愤懑和怨毒。当他们见到朝鲜使者的时候，总会特意介绍那些与清王朝格格不入的人物，像朱秀给吴道一介绍谁是“当世名士”的时候，他举出的一个是虽然“仕于清，不容而退隐”的江南汪远，一个是被迫赴举却以“亲老为解”恸哭不受功名的陕西李因笃，这让朝鲜人觉得“近来中国沦于左衽，而文章节义之士，尚不乏人”(33)。当朝鲜人向他们问起吴三桂的时候，他们也总是固执地赞扬旧日领袖，像郭垣回答金昌业“吴王勇略如何，身材大小如何，髯须多少如何”这一问的时候，这个其实并未真的见过吴三桂，也未必真的经历过三藩之乱的郭垣，却也言之凿凿地说：“魁伟俊材人也，自幼在戎马行中，军略超众，髯须长大，乃贵人相也。”(34)另一个叫李素的人，在见到朝鲜使者的时候，也回忆说：“吴王在云南，遇士卒善饮酒，每遇戏，好点岳武穆事，见之大哭，仍曰：天下如此，（按：原文如此，疑有缺字）藩竟不是人。言讫复哭，哭罢复饮，此可见其志所在也。后来事虽不厌人意，要是雄杰间世人也。”(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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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去春来，康熙二十五年（1686）春天朝鲜使团返回朝鲜途经沈阳时，吴道一又遇到了刘君德，故人相逢，彼此格外亲热。由于感到清国已经安定，复明往事已成幻梦，而朝鲜使团也经历了北京一月的所见所闻，于是，吴道一在笔谈中提出了自己的疑问：“在燕京时，闻清朝皇帝酷好文辞云，先生亦有所闻否？”话一出口，吴道一也许觉得颇有不妥，便解释说：“此等事非所敢问，而妄恃见许，敢此烦问。”而刘君德仍在纸上写道：“酷好文辞，喜奖文士，信然信然。但仆等局外之人，故闻之亦等秦越耳。”当吴道一再次问到：“闻清皇蠲除民赋，慰悦四方，云然否？”刘君德便无奈地用笔回答说：“上之美意，则或有之，但臣下奉行不力，恐徒成空文。”吴道一明白，这是一个聪明人能够回答的极限了。于是便请刘君德赋诗书纸以作纪念，刘君德写了一首唐人绝句给他，诗云：“燕赵悲歌士，相逢剧孟家。寸心言不尽，前路日将斜。”用“悲歌”之辞，用“剧孟”之典，可以想见他无力回天的苍凉心境(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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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象异域：读李朝朝鲜汉文燕行文献札记 [:17068967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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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闲坐说玄宗”：朝鲜使者听吴三桂旧部说天宝遗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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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外年年经风雪，辽东岁岁逢旧人”。从三藩之乱后，自康熙、雍正到乾隆初的若干年中，很多朝鲜使者都在辽东遇见吴三桂旧部下或他们的后人。在这个满人的龙兴故地，打心底里瞧不上满人的朝鲜使者，似乎觉得这些汉人倒是有文化的笔谈对手。康熙五十一年，金昌业（1658—1721）在途中又曾遇见了郭垣和他的父亲郭朝瑞，遇见了江西南昌人金某。康熙六十年（1721），李正臣（1660—1727）则遇见六十四岁的扬州人、善于推步之术的蒋寅(37)。雍正元年（1723），李宜万（1650—1736）在沈阳见到了号称“辽东三老”之一的林本裕（1652—1737以后）(38)。一直到乾隆二年（1737），李喆辅（1691—？）还再一次见到已八十六岁的林本裕，这时离吴三桂败死，已经过去了一个甲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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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见亲闻吴三桂旧部听他们叙述往昔，给他们一个迷离的印象和含糊的故事，这个印象打散了记忆，这个故事搅乱了历史，让他们的感性和理性产生冲突。历史褒贬常常表现的是“后见之明”或者“从众之说”。当时人对当时事，总不免有“梦里不知身是客”的当局者迷，事后书写的历史书，剩下手术刀式的冷峻和解剖图式的准确，却筛掉了当时的心情和感觉。面对面笔谈的是朝鲜使者和吴三桂旧部，朝鲜使者们看到的是活生生的真人，不必用事后的政治伦理去评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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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惊讶的只是，这批吴三桂旧部竟然如此固执地维护着吴三桂的死后声誉，坚持着和大清王朝的对立立场，他们甚至不惜向朝鲜出卖大清的情报，这倒是过去不曾知道的。举一个例子罢。康熙二十三年（1684），朝鲜人赵师锡为了刺探清国的政治情报，曾经派人向吴三桂旧部郭朝瑞（1631年生）打听(39)，郭朝瑞就是前面提到的郭垣的父亲，他住在离沈阳一日路程的周流河。多年来，他曾多次见到朝鲜使团官员，认识不少朝鲜文人如南九万、崔锡升等。当他接到赵师锡的来信，就立马回信给朝鲜人，说了一大堆半是传闻、半是情报的消息，像康熙在承德避暑时，“大殿中柱名曰擎天柱，声若霹雳，崩坏五尺许”，“近日宫中，夜闻鬼哭怪号，作祟非常”，“（康熙）行猎之时，忽然狂风大作，从晨至午，风息之后，沙石约有尺许，将康熙所着衣服吹去，渺无踪影”。他还告诉朝鲜人说，康熙不听有关“内远声色，外绝游田，息兵养民”的好言相劝，却把谏言的人打了一顿，还“亲执杖以撞之，体无完肤”等等。他特别向朝鲜官方透露吴三桂故地云南情况，他说，征服云南的大清官员腐败贪污，而云南十八家土司“因抚绥不善，俱有负固之心，且招纳流亡，收留平西王下旧人更多，是有待时而动之意也”(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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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竟是为了给吴三桂复仇，还是有意迎合和讨好朝鲜君臣？从他不惜当密探，给朝鲜通风报信的架式看，大概这个人的心思并不磊落光明，从他所说的情报几近荒诞来看，可能他的性格也颇奔竞浮躁。他虽然在信中说自己是“亡国臣仆，身陷泥中，逆旅得遇高明”，愿意披沥肝胆，但他又表示了心底对钱财的贪恋，他在信中说，如果朝鲜能够给他“少加赒恤，以济涸辙之鱼”的话，他愿意作朝鲜的“侦事之人”，把情报上呈“贵国主”。可见此人心地并不单纯，所以在二十八年后的康熙五十一年（1712），金昌业在周流河又见到此人，已经察觉他并不可靠，金昌业在日记里说，他“颇有文翰，而为人浮诞，言不实云”(41)。但是，当时的朝鲜人一方面出于对清朝的仇视，一方面出于对情报的需要，仍觉得这个吴三桂旧部“情理实为矜恻”，所以就连国王也下令，“其情诚可矜，使臣之行，优赍盘缠，以周其急可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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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也许我们不必讨论他出卖清国情报给朝鲜人是否“卖国”，也不必强调他以夸诞通报以换取钱财是否“可耻”，只是朝鲜人记载的他的举动以及关外吴三桂旧部的言行，处处让人觉得这些旧部对吴三桂，真是有相当奇怪的忠诚和固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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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象异域：读李朝朝鲜汉文燕行文献札记 [:17068967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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尾声：盖棺论定身后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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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三桂和他的部下起事，未必是怀念故国而拥戴大明，他们恐怕只是为了“撤藩”而反清。朝鲜人未必赞成吴三桂，却是真心地眷恋大明。这一点到了康熙末年，朝鲜文人也渐渐清楚，便不再对吴三桂有太多的同情。像金锡胄的后人金昌业，在康熙五十一年出使清国时，虽然对这个“世人皆曰杀”的吴三桂是否“开关纳清为罪”感到疑惑，说当时“皇城已陷，帝殉社稷，天下亡矣”，吴三桂无法自保，更无法杀逆贼（李自成），“使三桂徒守一切之义，不与清兵并力，则毕竟见破于自成，而清兵亦自入关矣，天下事亦何益哉？”但是，他还是觉得，吴三桂最重要的罪过就是“不立大明宗室，失天下望，身自僭号，竟至败灭，丧失名节”(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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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六十年（1721）是辛丑年，这年冬天，李正臣（1660—1727）率团出使清国。在辽东一地看到四块大碑，传说中此地乃是吴三桂冢，可他看来看去，发现四块碑都是明朝王姓官员的神道碑，并没有吴三桂和他的家人，显然这是明代王氏的家族墓地。于是，他便询问同行的翻译金庆门。金庆门是个极其精通中国事务的译官(43)，他回答说，自从清帝剿灭三藩之后，“尽杀三桂之九族，尽掘三桂之先冢。况三桂死于南方，岂葬于此”。说到这里，他细细地向李正臣叙述了吴三桂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