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6897834
想象异域：读李朝朝鲜汉文燕行文献札记 [:1706896730]
1706897835
四 悲剧如何演成正剧？
1706897836
1706897837
在朝鲜人的记载中，季文兰不仅身世凄楚，而且也容貌动人，而容貌动人，本身就更增添了身世凄楚。当年，金锡胄不仅听说季氏“悲楚惨黯之中，姿态尚娇艳动人”，而且听说弱不胜衣，“垂泪书此，右手稍倦，则以左手执笔疾书”，在想象中已经平添了许多同情和怜爱。而后来的传说里，更在同情和怜爱中加上了更多想象，在十九世纪下半叶林翰洙（1817—1886）的笔下，季文兰是“姿貌针茧笔画书琴俱极绝美”(32)，而且在申锡愚（1805—1865）咸丰十年（1860）写的《榛子店记》一文中，还想象出了季文兰到达沈阳之后的故事，说她不仅被章京掳到沈阳，而且被“河东狮子，日吼数声”，“鞭笞严下，辱等奴婢”，只好在夜半三更时到后亭，“以泪和墨，题三诗于壁”，其中最后一首说道：“万种忧愁诉与谁，对人强笑背人悲。此诗莫把寻常看，一句诗成千泪垂。”当然，这是故事外编故事，传说中加传说了(33)。
1706897838
1706897839
这些朝鲜使者有关季文兰的诗歌里面，最早的是作于康熙十九年（1680）的这一首：
1706897840
1706897841
壁上新诗掩泪题，天涯归梦楚云西。春风无限伤心事，欲奏琵琶响转凄。(34)
1706897842
1706897843
而最被推崇的是说不清作者的这一首：
1706897844
1706897845
江南江北鹧鸪啼，风雨惊飞失旧栖。日暮天涯归不得，沈阳城外草萋萋。(35)
1706897846
1706897847
据说，正是因为这首诗被乾隆皇帝读到后，便下诏在离开榛子店二十里的地方，特意为季文兰立了一块碑(36)。可是，如果季文兰始终被视为明清之际汉族悲情的象征，乾隆不会赞同立碑；如果季文兰已经被知晓是吴三桂孽党家属，乾隆也不会赞同为她立碑。所以，皇帝为其立碑是什么意思，是迎合朝鲜使者的心情？还是附庸风雅？现在不得而知。
1706897848
1706897849
不过，这块碑也很早就已不存。在乾隆四十三年（1778）李德懋（1741—1793）路过此地的时候，就已经感慨：“榛子店荒凉愁绝，有古陂，天旱水干，往往有芍药丛生。金清城《息庵集》有江右妇人为满洲章京过所掠过榛子店题七绝于壁，词甚哀怨，使臣所过者，皆有诗，后来磨灭不辨，今不知其为何家也。”(37)到了道光十二年（1832），金景善（1788—？）也说到：“榛子店有古城，城周可七八里，今尽颓夷。……肃宗癸亥，息庵文忠公奉使过此………其后金稼斋到此……自此遂成故事，我人到此者，多次其韵，闻其后使行过此，见有短碑在路旁，曰：‘季文兰所过处’，必因我国人闻之而为此，其好事者有如此，而今不见。”(38)
1706897850
1706897851
让人注意的是，渐渐地，倒是另外一些诗歌开始浮出水面。
1706897852
1706897853
想象异域：读李朝朝鲜汉文燕行文献札记 [:1706896731]
1706897854
五 同情之泪何以变成了斥责之声？
1706897855
1706897856
1706897857
朝鲜人好像比中国人更加道德严厉。也许是因为他们一直顽固地恪守程朱理学的缘故，他们一旦认准了一个真理，常常会义无反顾，不像中国人那么容易动摇，这就是他们对于清帝国中对程朱信心不强的汉族读书人很鄙夷的一个原因。在他们多少有些固执的心里，对于季文兰的同情，渐渐却又演化出一些不满。最早是康熙三十五年（1696）出使北京的谢恩副使洪万朝，他在《嘲季文兰》中就说季文兰在榛子店被污，只是在墙上大书“万古伤心”四字和一首诗，可是既然如此有文化有诗才，“想其人读书深闺，必审熊鱼取舍之分，而偷生忍辱，终不效坠崖堕楼之节”，真是令人惋惜(39)。康熙四十年（1701），一个叫姜的朝鲜使者也引了一首题作滨氏的和诗，对季文兰没有自杀，反而忍辱随王章京赴沈阳，提出指责：“痛杀羞容理异妆，罗衣脱却整丧装。既经兵火当应死，问甚河阳与沈阳。”姜氏便写了一段文字，很赞成滨氏的话，说：
1706897858
1706897859
此乃吴三桂起兵南方也，江州秀才之妻为北兵所掳，怅感伤悼而有此作也。夫既戮矣，身既掳矣，爷娘生死无路闻知，惨祸穷毒，行路犹涕。此女之忍辱偷生，禽兽不若。观乎滨氏之诗，则辞严义正，真所谓一字一掬血，文兰之罪，尤无所逃于天地之间。
1706897860
1706897861
1706897862
他们这些朝鲜男性士人，总希望这个季文兰以其一死，成全他们自己的理念，所以对这个忍辱而悲哀的故事多少有一些不满。不过，姜还算宽容，当话说到这里时，他倒又下了一个转语，异想天开地猜测说：也许季文兰不死，可能是要“将欲有为也”。有什么为呢？可能是“效申屠氏之隐忍不死，下报董君于九泉之下耶？”所以他又写了一首和诗说：“江州少妇注残妆，哀怨非徒在裂裳。不死偷生知有意，深羞倘欲报沈阳。”(40)
1706897863
1706897864
他说得婉转，可能也有些为难，最后的两句话好像想为季文兰不死偷生开脱。不过道德标准更严厉的朝鲜人很多，百年以后的姜时永（1788—？）就说：我曾在元代郝经的《巴陵女子行》诗中看到韩希孟的故事。韩是宋代韩魏公韩琦的五世孙，尚书之子贾琼之妇。宋末元兵攻陷岳阳，韩氏被掳，便投水自杀。所以，郝经才会给她写诗，赞扬“芙蓉历乱入秋水，玉骨直葬青海头。丞相魏公犹不死，名与长江万古流”。姜时永觉得，“文兰所遇，与希孟无异，而题诗乞怜，未能效希孟之洁”。于是，他写了这样一首诗：“一女何须惜旧妆，中州亦已变冠裳。堪怜秋水芙蓉节，让与韩娥擅岳阳。”(41)
1706897865
1706897866
让季文兰去死而全其名节，然后满足朝鲜人的守节观念和对满洲人的鄙夷，这未免太严厉太残忍，不过这确实是一部分朝鲜士人的想法。朝鲜由于两班阶层的存在，这些上层人士始终垄断了知识和观念，他们对程朱理学的维护和固执，要比清帝国的文人厉害得多，在他们这里，季文兰已经不仅仅只是一个民族主义的故事，也成了一个文化传统的符号了。它的意义是：季文兰题诗是控诉蛮夷蹂躏中华，季文兰去死更是凸显传统价值。因此，本来只是吴三桂部下家属的季文兰，在一次又一次地被吟诵中，承负了太多的责任，她要让人觉得这是一个楚楚可怜的柔弱女子，又要成为让人敬佩的刚烈节妇；既要满足朝鲜使者们对于异域悲情的想象，还要满足朝鲜使臣的道德伦理批判，不仅要成为斥责满清帝国的象征，而且要成为维护程朱理学的楷模。所以，乾隆五十年（1785）一个佚名的朝鲜使者在路过榛子店，到处寻访季文兰遗迹而不得的时候，便写诗大发感慨，他虽然也同情这个弱女子，“榛子城中多少店，无人知道翠眉啼”，也相信这是明末易代故事，“琵琶弦弱胡笳短，难写崇祯万事非”，但是，他却在记录了季文兰诗句之后，冷冷地加上了一行旁批：
1706897867
1706897868
可怜，书完只欠一条罗巾。(42)
1706897869
1706897870
想象异域：读李朝朝鲜汉文燕行文献札记 [:1706896732]
1706897871
尾声：依旧东风榛子店，令人痛哭季文兰
1706897872
1706897873
同治元年（1862）崔秉翰再次路过这个地方，想起往事，就写道：“店古有江南名姝季文兰于皇明末为虏时，俘上沈阳抵此，题一诗于壁间，以现柏舟之意，死而全节云。故遇境生感，遂补闲笔”：
1706897874
1706897875
江南儿女怨春阑，上马红妆泪不干。地下三生芳草在，天涯万事落花残。血恨有诗啼杜宇，香魂无影吊孤鸾。依旧东风榛子店，令人痛哭季文兰。(43)
1706897876
1706897877
仍然想象这是像李香君一样的“名姝”，仍然想象这是“皇明末”的离乱。虽然中国人早已经不再有所谓的“黍离”之思了，对程朱理学也不再那么怀有神圣感了，而朝鲜人却始终对明清易代耿耿于怀，对季文兰不能死节怀有遗憾，他用了《诗经·柏舟》的典故，也不知他用的是《鄘风》中那一首以“之死矢靡它”来表示忠贞不二的意思呢，还是用《邶风》中那一首“我心匪石，不可转也”来表示意志坚定，但是，总之他们还是希望她能够“死而全节”。
1706897878
1706897879
可是，这时上距清代明立国已经两百二十二年，距季文兰题诗的康熙十七年（1678）也已经近两百年，而下距朝鲜被日本吞并亡国以及清帝国的崩溃，也只有半个世纪了。
1706897880
1706897881
(1) 见金锡胄《捣椒录》，林基中编《燕行录全集》第二十四卷，69页。
1706897882
1706897883
(2) 其实，在三年前的康熙十九年，一个叫申晸（1628—1687）的朝鲜使者就已经从一个姓睦的书状那里听说榛子店有这首题诗，而且睦氏凭记忆向申氏转述了诗歌及跋语的字句，比起亲眼看到的金锡胄，似乎还多一些内容，是否在金锡胄看到的时候，题诗的字句已经漶漫？这就不得而知了。见申晸《燕行录》，载《燕行录全集》第二十二卷，480页。这一条资料，承南京大学中文系张伯伟教授提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