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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象异域：读李朝朝鲜汉文燕行文献札记 [:17068967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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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象异域：读李朝朝鲜汉文燕行文献札记 第六章 明烛无端为谁烧：清代朝鲜朝贡使眼中的蓟州安、杨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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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象异域：读李朝朝鲜汉文燕行文献札记 [:17068967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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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子：遗迹、记忆、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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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种过去的遗迹诸如祠堂、庙宇、牌坊、碑铭等等，常常作为象征，为历史储存着种种记忆。历史记忆有深也有浅，有的能激活，有的却隐没不见。通常，这些储存记忆的象征并不开口说话，所以，要靠后人的理解和解释，才能呈现出“意义”。所谓“传统”，所谓“文化”，也就在这种变动的记忆和想象中延续。可是，据说历史记忆在某种意义上，只是“有根有据的想象”。想象却因人而异，同一历史象征在不同阶层的人群或不同文化的族群中，会引出不同记忆和解读，记忆和想象中重现的那个“历史”，也因为立场、处境、心情的不同而呈现了不同的“意义”。所以有人干脆说，历史记忆其实只是对当下的想象和对传统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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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莫利斯·哈伯瓦克（Maurice Halbwachs）所说，记忆虽然往往只是个人的记录，但呈现的是这个人所从属的群体意识。不同群体中的人们，对同一事情的记忆往往不同，更何况不同族群。特别是当曾经共享一个传统的两个族群，开始彼此心生嫌隙，却又互相谛观时，各自又会在对方的历史遗迹中，衍生出种种有关异邦的想象，在这种想象中形塑对手，也在这种想象中建构自我。清代二百多年里，朝鲜朝贡或谢恩使团每年都要经过蓟州城外的翠屏山，他们中的很多人都看到这里有两座奇怪的庙宇和罕见的祭祀，这个时候，他们想到的历史，他们解释的现实，就很有这个意味。（见图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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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 燕行使者途径之涿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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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象异域：读李朝朝鲜汉文燕行文献札记 [:17068967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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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蓟州城外翠屏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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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没有去过蓟州城外的翠屏山，甚至也没有在地图上找到过它，可是，我在朝鲜朝贡使和贺岁使的文献里面，却屡屡看到这座山。那时，来北京的朝鲜人很多，他们在日记里面反复提到它。之所以朝鲜人总是记述它，是因为当时山上山下有两个庙，而庙里供奉的人物，让他们对一直仰望和崇敬的中华上国文明，产生了一些惊讶，而这惊讶又渐渐变成了鄙夷。这种对大清帝国文明的鄙夷，在他们心里，又很奇怪地转换成对本国文明的自豪和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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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699年，也就是康熙三十八年的冬天，朝鲜人姜铣奉命随冬至谢恩使团出使北京，好容易到了北京附近的蓟州，在州城西门外的翠屏山下五里桥，他无意中看到，“桥之旁设庙堂，置女人土塑于桌上，俗云杨贵妃画像。又设一庙堂于山上，谓之安禄山画像”。行程匆匆，让他来不及去仔细查看，他只是在日记里面记了一笔(1)。三百年后，我们无法想象他当时的心情，只是猜想，他之所以特别记上一笔，是因为他觉得太奇怪了，通常只应该祭祀神灵、英雄和忠臣的庙，怎么可以供奉这等人物？更奇怪的是，怎么可以既供奉唐代天宝末被缢死于马嵬坡的杨贵妃，又供着造成唐帝国由盛而衰，也连累杨氏之死的逆贼安禄山？虽然说，以前大明帝国也曾经是淫祀遍地，正如明代朝鲜朝贡使者所看到的：“中朝最尚异教淫祠，每村必有一寺，或有三四者，谓之庙堂，每朔望焚香礼拜，城中亦有庙堂数处。”(2)但是，好像他们也从来没有见过，北京城外，居然有这么奇怪的祠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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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是军事机密的考虑还是供给方便的原因，大清帝国对于朝鲜朝贡使行走的路线有严格的规定，使团从义州渡鸭绿江入栅门经凤凰城之后，过辽东抵沈阳，经山海关至丰润，到北京之前一定要经过蓟州城，所以，年年朝鲜使者都看同样的风景，也常常会发同样的感慨。六年以后的康熙四十四年（1705），另一个朝鲜使者李颐命（1658—1722）再次路过这里，看到这个奇怪的景象，联想到唐代诗人白居易的《长恨歌》，他想，白居易居然还写唐明皇让鸿都道士“上穷碧落下黄泉”地去寻找杨贵妃，他实在不明白，为什么白居易会觉得李、杨之爱“此恨绵绵无绝期”。左思右想，就愤愤地写了一首诗，讽刺这个奇怪的祭祀，连同讽刺这个名贯遐迩的诗人和他的名篇《长恨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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渔阳遗俗尚淫祠，妃子终归锦襁儿。地下明皇能悟未，鸿都道士果逢谁。(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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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到旧时传说中关于杨贵妃和安禄山的传闻，另一个差不多同时的朝鲜使者崔启翁（1654—？）在经过这里的时候，也写了一首诗，虽然含蓄委婉，但讽刺之意也很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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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妃初不产渔阳，遗像如何在道旁。知是禄山真配匹，故有双庙两相望。(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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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讽刺唐玄宗说，这个昏君到老，居然还那么怀念马嵬坡下缢死的女人。其实，她的心也许早已不属于皇帝，而属于那个胡儿叛臣。而他们对这两座庙的讽刺，意思则是百姓无知，也相信这种荒唐想象故事，居然胡乱搭配，在这里祭祀妖神野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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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象异域：读李朝朝鲜汉文燕行文献札记 [:17068967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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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入祠无客不伤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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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嵬坡下草青青，至今犹有妃子陵。题壁有诗皆抱恨，入祠无客不伤心。万里西巡君请去，何劳雨夜叹闻铃”。这是天津小彩舞骆玉笙的名段《剑阁闻铃》，当你听到那苍凉的声音唱到“不作美的雨呀，怎当我割不断的相思，割不断的情”的时候，总觉得有些意思在。如果脱离当时的历史背景，远离盛唐的难忘记忆，仅仅就李隆基、杨玉环个人情感而言，白居易一首《长恨歌》，洪升一出《长生殿》，让他们似乎真的是“恩爱夫妻世世同”了。只是，其中有一句“悔不该兵权错付卿义子，悔不该国事全凭你从兄”，仍然透露了后世编戏人对大唐几乎倾覆的历史回忆中，还是有追究杨贵妃误国的意思在，历史评价在文学想象中也始终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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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好奇和想象却常常借助回忆和文学在历史中驰骋，并不是今天才有“戏说历史”的习惯，这是古已有之的传统。虽然历史学家总是希望努力探访历史的真相，对历史人物分正邪，别善恶，让后人见贤思齐，逢恶自戒，偏偏普通民众对于历史有另类想象和解读，好在宫墙外窥伺宫闱内的秘事，大概是很常见的事情。唐代李肇的《唐国史补》卷上说，安禄山在皇上面前应对的时候，常常“杂以谐谑，而贵妃常在座”，面对美人，使得安禄山很动心，“及闻马嵬之死，数日叹惋”。此后的传闻越来越多，《旧唐书·安禄山传》加上了安禄山“请为贵妃养儿”，入对先拜太真，后拜玄宗，还让安禄山自己解释说，这是蕃人“先母而后父”的习惯。再后来，添上了杨贵妃给安禄山洗澡的异闻，甚至在《天宝遗事诸宫调》中，还加上了杨妃洗澡和安禄山戏杨贵妃的色情段子(5)，明明白白地呈现了民众窥伺宫闱秘事的好奇，也隐隐约约地暗示了常人对于政治的判断：原来一对淫男乱女，女是红颜祸水，男是夷狄后裔，一道来祸害李家天下，生生地把这好端端的盛唐，变成了战端四起的乱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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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什么比绯闻更加吸引一般人的眼睛，也没有什么比义愤更能表达普通人的道德。想象加上想象，传闻添上异闻，就像滚雪球。于是杨贵妃和安禄山两个冤家，好也罢歹也罢，便纠缠在一起，衍生出很多故事。这些故事正好像如今的“戏说”，本来并无须对谁负责，只是在这种近乎无厘头的“戏说”中，透露出一般思想世界的观念和愿望，而这种观念和愿望被塑形成像，供进庙里，又无时无刻地不在传达着民众的艳羡、窥伺和揣测。写在颜面上的民众观念和世俗愿望，被自居正统的朝鲜两班士大夫一眼望见，他们的脸上，便有些不屑的表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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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鲜人有理由不屑。他们在从栅门到北京的千里路上，看到了华夏文明似乎在颓败。康熙三年（1664）奉命出使北京的洪命夏，看到闾阳的明伦堂堆满了柴草，就感叹“庙庑颓落，惨不忍见”(6)。雍正十年（1732）出使北京的韩德厚，更看到山海关堂皇佛寺附近衰颓的文昌宫，也感叹“殿宇荒凉，规模草率，不成貌样。古帝王尊师重道之治，固不足贵之于夷虏，而大抵大小寺塔，则远近相错，极其侈靡，圣庙则殆于芜废，由是儒风扫地，习俗沦陷，人人以弓马商贩为事，不知文学为何样物事。……中华文物无地可寻，足令人酿涕也”(7)。他们说，现在的中国崇拜，以佛陀、关帝、孔子为序，这是彻底坏了儒家规矩(8)。说的并没有错，就说清代的蓟州城内外罢，除了当时北方处处皆有的社稷坛、先农坛、城隍庙、八蜡庙、文昌庙、武庙、火神庙、马神庙、灶君庙、玉皇庙之外，还有东岳庙六座、药王庙十一座、真武庙十二座，而关帝庙竟然多达二十二座(9)。所以，在笃信儒家学说的朝鲜人看来，这真是不可思议，只好说：“文物沦陷已久，亦已悲矣，其俗最好尊佛事鬼，虽数户之村，必置庙设像，孤孀之家，亦架壁礼神，人鬼互居，僧俗杂处。”(10)所以，他们对于这一类没有来由的淫祠淫祀，一壁厢有格外的愤怒，一壁厢也是满心的鄙夷。康熙五十一年（1712），随同金昌业出使北京的赵荣福看到山下“浑体涂金如佛躯之戴冕执圭”的杨贵妃塑像，和山上宏丽庙宇中端坐的安禄山，甚至和安禄山一道的居然还有唐玄宗，就觉得骇讶得难以接受(11)。九年后（1721），一个叫做李正臣的使者再次经过这里，更写下了这样一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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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旁小庵，设杨贵妃塑像，军官辈历入见之，□言，初闻障画，见之则塑像，非涂彩也，乃涂金云。自此杨妃院相距五里许，北边山麓上有安禄山院堂云。问此山名，乃乌鸣山云。此等淫祠，甚无意义。此必盲俗，因禄山之曾守此地而然；而至于杨妃，尤出于附会，可骇可笑(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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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或是夷狄旧时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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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来，这种胡乱祭祀的事情无处不有，古代中国的官方和士大夫，曾经很希望通过政治权力对这种虚幻世界加以控制，历代对淫祠淫祀的禁令就充分表达了这种政治意愿，不过古代官方的管束力量却有限，所以常常是提倡有余，禁毁不足。因此，只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若是官方觉得可资鉴戒，有表彰必要的，便赐额封号，让它合法化；若是它只是地方迷信而无教化意味，则听之任之，在历史纪录中故意遗忘(13)。这是古代中国的常规，从宋代以来就是这样，不止是大清王朝。不过，在始终认定只有大明才算华夏文化正统的朝鲜两班士大夫那里，这种淫祠淫祀的荒唐，便一股脑儿归咎到了他们视为“蛮夷”的清帝国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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