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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象异域：读李朝朝鲜汉文燕行文献札记 [:17068967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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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外国使节的冠服：化外的豁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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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人联想历史耻辱的汉族衣冠，除了在戏台上外，还在外国使节身上可以看到，这倒是对化外之人的豁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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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之际中国变色，按照朝鲜人的说法，已是满目腥膻遍地蛮夷。不过，“礼失求诸野”这句话却常常被汉族文人想起来，也被暗中自得的朝鲜使节，时时放在嘴边。外国使者团到北京来，清廷倒是对他们的服饰听之任之，因此朝鲜、琉球和安南，便照旧穿了前明的衣服招摇过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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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各种《皇清职贡图》中都有朝鲜、安南与琉球人物的图像，特别是故宫博物院藏佚名《平定安南战图册》中的一幅《阮光显入觐赐宴图》，正可以印证朝鲜使者在《燕行录》中关于安南服饰的一些记载(34)。在当时朝鲜使者的眼里，琉球使者的穿着虽然有小小差异，但大概还是中华遗制。康熙五十二年（1713）韩某在北京看见安南使团，就说安南人“皂帽团领品带大盖如制，而唯是披发垂后加帽于上，为骇见耳”(35)。徐浩修（1736—1799）《燕行纪》卷二记载，安南使者的服饰与朝鲜大体相同，“束发垂后，戴乌纱帽，被阔袖红袍，拖饰金玳瑁带，穿黑皮靴”(36)，这样的服饰正是“大明衣冠”的制度。至于琉球，也大体还是中华遗制，据说琉球遵守朱子家礼的规制，来北京朝觐的官员也基本上是明朝衣冠，“三品以上带黄缎画龙带，六品以上带红缎画龙带，而其他则或黑或蓝，随其所尚而带云”(37)。只是他们的头发不剃，盘在后面用短簪绾住。他们的衣服是短衣外着窄袖长衣，下端为曲尺形边(38)。不过毕竟旧制，乾隆年间金正中（？—1793）就这样记载和他们一起到北京朝觐的琉球和安南使者，“琉球则朝袍广阔，有古人制度，而以黄帛广半尺者为带，紧紧束腰，头上又以黄色绫裁作一帕，如我东之幞头而小异焉。人物古雅，言语淳淳，稍无俗野之气。……（安南）高髻网巾，朝袍角带，与我国恰似，且所着帽谓之‘文公冠’”(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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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同样都是“事大”与“朝觐”，朝鲜人仍然觉得，只有自己是中华正宗，只要琉球和安南使者的衣冠打扮稍稍偏靠清朝，就打心眼里看不起。乾隆年间的朝鲜使者徐浩修对安南国王阮光平君臣在朝觐的时候，换穿了满人服装异常不满，便明知故问：“贵国冠服本与满洲同乎？”安南人老老实实地回答说：“皇上嘉我寡君亲朝，特赐车服，且及于陪臣等然，又奉上谕在京参朝祭用本服，归国返本服，此服不过一时权着而已。”这本是安南人当时小心翼翼的策略，但在徐浩修“政治正确”式的故意追问下，据说，安南人也“语颇分疏，面有愧色”(40)。到了道光九年（1829），姜时永（1788—？）还在批评当年安南国王贪图乾隆皇帝一时恩宠改换衣着，借了评论暹罗衣冠沉痛地说：“清入中国，天下皆袭胡服，为区域之外，自仍旧俗，……安南亦海外衣履之国，而又变为胡服，唯此暹罗不效安南，亦可尚也。”(41)而对于虽然穿着大明衣冠的琉球人，尽管穿着大体并无舛误，但朝鲜的使者则觉得他们还是不那么正宗。金正中就很鄙夷地批评琉球人，说：“其人轻薄狡诈，无谨厚底意。缅甸则孟获之遗种也，衣蟒布头不着以黄帛环以两髻而露出长髻，极可笑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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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来，朝鲜人在穿衣戴帽上面，好像显得相当苛刻和自负。他们面对琉球和安南，就有一种居高临下自居正宗的傲慢，面对日本人，更是以自己的服装接近大明衣冠而自负(42)。同样，面对已经改易服色的清国人，他们更是从心底里透出不屑。他们来到清国，便时时试探地询问大明衣冠如何如何。这个时候，外国使节的服装已经让汉族中国人追忆往事时不免羞惭，身穿大明衣冠的朝鲜人也因为穿了汉族传统的衣服而相当自豪。雍正年间，李宜万（1650—1736）到沈阳，一个叫做张裕昆的汉族读书人来与他笔谈，他就有意向他展示朝鲜“衣冠之制”，穿上道袍说，这是我们上服，张便羞惭交加地写了“法服”两字。李又穿着衣服作拜揖之礼，这更引起张氏的无地自容，写道：“此是汉礼，如今文庙，则行此礼。”据李宜万说，张氏满脸都是“倾喜歆艳之意”。另一个汉族士人来访，他也一样给他看朝鲜的衣冠，并直接了当地追问道：“先生乃是汉人，见仆等衣冠，想有悦慕之心矣。”这个汉族读书人便用笔写了四个字“不言而喻”(43)。有人问朝鲜使者金正中：“（朝鲜）使臣不加帽而其所戴貂皮者，何制也？”金正中就很骄傲地回答：“此是中华旧制，子或未闻耶？其名曰暖帽，冬则着此，春夏之间，或纱帽金冠。”(44)而当中国士大夫称赞他们是衣冠之国，他们却故意反问，中国衣冠究竟来自何代。像朴思浩就是这样，他说：“中国之帽子、狭袖，通用于朝贺宴享祭祀征战燕居之时，这是华制耶。座中相顾笑视，末乃愀然曰：此非汉唐宋明遗制也，国制也。”(45)另一个乾隆年间出使清国的俞彦述，便得意地记载说：“彼人（指汉族中国人）有指我衣服而嗟叹者，曰：此圆领衣也。好制度，好制度。我人亦戏指其衣云：此亦好制度。”使得汉族中国人大为羞愧，连说“不好不好”(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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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朝鲜使者心里得到极大的自我满足，汉族中国人的心里却多少有些不是滋味(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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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象异域：读李朝朝鲜汉文燕行文献札记 [:17068967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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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汉族妇女服饰：边缘的模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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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外国使者的衣冠一样，清代妇女的服饰，有时也会成为激活汉族历史记忆的资源。沈从文《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中，曾用焦秉贞绘、朱圭刻《耕织图》与清初《燕寝怡情图》为例，说明清代妇女服装仍然沿袭晚明，如高髻、花钗、对襟外衣或水田衣、长裙，或加云肩，从万历到康熙、雍正，甚至故宫博物院藏的《雍正十二妃子图》里面的清朝皇妃，都穿了汉族的衣服(48)。这倒是实的，就在明朝灭亡的那一年（1644），朝鲜使者成以性（1595—1664）在早已是清人控制下的宁远卫看到，这里虽然“公私家舍，大半夷狄”，但是“汉人男女，不改旧时衣冠”(49)。有时候，审美的习惯并不跟随政治的规训。到1712年，出使北京的崔德中还注意到：“（汉人）女人或著摺裳，穿黑唐衣，头饰花珠，且垂面黑纱，乘驴子而行者，间有之。女子则犹带明衣制矣。可爱。”(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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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衣冠可爱而清冠服丑陋，这当然是朝鲜人的固执看法，因为对满人习惯的鄙夷，伴随的是对汉族衣冠的坚持。他们自己从很早起就穿汉族的衣冠，并把它看成是“文明”的象征。《三国史记》卷首金富轼（1075—1151）序文中，把新罗到高丽的服饰变迁分为五期，称：“新罗之初，衣服之制，不可考色，至第二十三叶法兴王，始定六部人服色尊卑之制，犹是夷俗。至真德在位二年，金春秋入唐，请袭唐仪，太宗皇帝诏可之，兼赐衣带，遂还来施行，以夷易华。文武王在位四年，又革妇人之服。自此以后，衣冠同于中国。我太祖受命，凡国家法度，多因罗旧，则至今朝廷士女之衣裳，盖亦春秋请来之遗制欤。”(51)值得注意的是，本来这种喜爱，只是对另一个文明的向往，但是，到了明清易代以后，却具有了确立朝鲜文明主体性的意义，使得他们可以自豪地宣称自己是“小中华”而中国是“夷狄之邦”。汉族女子的服饰，在满人夷狄时代仍旧沿袭晚明，给他们带来一个印象，似乎真是“男降女不降”似的，汉族女子身上还寄托了汉族的历史记忆。乾隆年间，一个叫俞彦述的朝鲜官员（1703—1773）来到北京，看到男女衣服异制，就说：“男子则言语衣服，满汉元无分别，女子则尚服中华旧制，故当初彼中有‘男顺女不顺’之语。”而汉族中国人也常常面对朝鲜人有些气短，觉得自己穿了蛮夷衣裳，“不好不好，此是鞑子打扮”，自嘲说“我辈独女人不顺”，让朝鲜人俞彦述觉得“可见其有思汉之心”(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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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清王朝还是想一统服饰的。据朝鲜使者洪命夏在康熙三年（1664）的记载，清代初期，当时朝廷曾经有过一个动议，想禁止汉族女子穿汉族衣服，但是并没有最终施行。他很好奇地追问这是为什么，清国的官员告诉他说，当时朝野确实有这样一个看法，觉得“清国既得天下，天下服色不可异同”，可是，“此论一出之后，汉人气色，莫不失心，大概去其华冠，解其足裹，有若剃头者然”。大概，这是碰到激烈反弹的，连官员也知道这是“招怨之举，深可虑也”，所以建议送上朝廷，隔了好久，也没有真的动静(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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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来，清王朝的汉族妇女仍然穿着明代衣冠，一方面固然是因为清廷实行的是“男降女不降”政策，也许是觉得处于从属地位的女性，其旧时衣冠并不成为重要的历史记忆，也不会成为反抗现政权的族群象征。但另一方面，我以为是顺应传统审美观念强大的惯性。尽管清朝入主中华，但汉族衣冠或者古衣冠在人们的心目中，还是一种有文化和有历史的高雅象征，那个时代并不像追逐时髦和新潮的现代，在人们心目中，古典即典雅而时尚却只是流俗，因而在小说、戏曲以及书画中，要表现一种想象的和高尚的“美”，仍然需要这种古典的，而不用时尚的衣冠。这种审美观念的惯性延续，看上去无关紧要，却带来一个深远影响的后果，就是古代衣冠始终一方面成为美的象征引起夸耀和自豪，一方面却成为耻辱的标志时时触动汉民族的族群意识。正像一个朝鲜使者李宜显所说的，尽管在当时，“无论胡汉，一皆胡帽胡服。而见画本，虽画近来人物，冠帽则悉依汉仪，于此可见，虽不得已从时制，而心实歉然也”(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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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象异域：读李朝朝鲜汉文燕行文献札记 [:17068967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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尾声：“遵时”的一般民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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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须说回来，尽管戏台人物、外国使节和汉族妇女的服饰辫发，可能不断地刺激着汉族人的族群记忆，但是，来自政治权力的现实力量，毕竟要远远大于来自历史记忆的心理屈辱，一般民众甚至是深谙历史的读书人，在现实世界中生活，仍然不得不接受这种屈辱，剃去汉族传统的头发，穿上清朝的衣装，而时间的流逝，更在不断地磨销这种曾经深刻的历史记忆。“人间岁月初周甲，天下衣冠久化夷”(55)，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雍正十年（1732），李宜显在出使北京的路上，遇见一个叫马倬的读书人，与他谈论衣冠之事，他“显有愧屈之色。即书示曰：我们未尝不羡，但我们遵时耳”(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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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时”其实就是向现实妥协。还有一种说法是“从俗”。康熙五十一年（1712），金昌业在出使北京途中，一连三次向不同人提到同样的话题，得到三次几乎相同的回答。在和一个叫做张奇谟的人谈到明朝衣冠时，张就说，穿旧朝衣冠是“知礼”，但剃头易服是“风俗”。当他在山海关遇见祖上曾是明朝指挥同知的郭如柏，谈及衣冠之制的巨变时，郭却说这是“各朝制度”。当他与一个叫做康田的汉族读书人正话反说，故意说“我是东夷，有甚可观文物，穿的衣冠与大国异样，想必见笑”，没有想到的是，康田却说“爱贵邦衣冠，我这遵时王之制”(57)，意思都是风俗随各朝而变，时王之制不得不从。同样，康熙六十年（1721），俞拓基在通州碰到赴京考试的彭氏兄弟，当他问到你们是汉人，知不知道明朝冠服，为什么不穿前代衣服的时候，这两个二十几岁的汉族文人回答是“迫于势”(58)。所谓“从俗”，所谓“遵时”，所谓“迫于势”，都是无可奈何的意思。经过血雨腥风，正如彭氏兄弟说的，在清帝国的治下，断然没有不剃头变服的，“其势不得不然”。不过，因为朝鲜在清政治权力直接控制范围之外，所以，朝鲜人不太能够体会汉族中国人的苦衷，倒是好像怀着一种逆转的自负和鄙夷。康熙三十九年（1700），一个叫姜铣（1645—？）的朝鲜使者在清国写了两首诗，先是说“使者遥寻秦地界，夷人惊怪汉衣冠”；接着说“楚士几轻秦吏卒，蛮儿浑怪汉衣冠”。这很有趣，在汉人眼中本是蛮夷的朝鲜人到了中国，却奇怪这里寻找不到真正的中华，本来是中华的汉人，却在朝鲜人的眼中成了“夷人”、“蛮儿”，他们倒对原本是大明的衣冠感到陌生和诧异(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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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以渐与郑季明在乾隆四十五年（1780）一道出使清帝国。到了北京，因为他们穿着大明衣冠，因此引起好奇和围观，据说，“其中少年辈见我等衣冠，大笑讥嘲，侵侮之意颇多”(60)。难怪差不多同时到北京的洪大容，要嘲笑汉族中国人说：“中国衣冠之变，已百余年矣。今天下惟吾东方略存旧制，而其入中国也，无识之辈莫不笑之。呜呼，其忘本也。见帽带则谓之类场戏，见头发则谓之类妇人，见大袖衣则谓之类和尚。”(61)稍后，一个曾经是李朝“南人”一派首领的蔡济恭也写了一首诗歌，借了《朝鲜朝贡图》来反讽大清，说：“尔曹生不见衣冠，画者讥笑为此状。物情稀觏以为怪，越犬见雪吠相向。中华礼乐非前时，三代威仪尽在斯。尔家父祖昔如此，归问九原应始知。”(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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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的是汉族中国人“忘本”了吗？也未必。道光八年（1828），离开明朝覆亡已经差不多一百八十多年了，一个朝鲜人问张亨甫说：“入京来，窃有规规管见，盖上国延祚久远，制度范围薄海宏大，而但不用先王礼乐、中国衣冠，是未忍舍旧而然耶？朝著不欲语到耶？列朝来有金石成规而然耶？”这个汉族读书人回答很微妙：“改制度，易服色，我朝重禁，朝臣有奏请者斩。此亦是天数也，又有戒于前者，魏改汉制而云亡故也。”看起来好像很接受满族衣冠的正统性，不再愿意恢复大明衣冠。但是，他临走时却又补写了一句说：“此语见俗儒，幸无问及。”接着又说：“本日有事，且暂别，另日可至敝寓再谈否，以不便径造使馆也。”(63)在这种吞吞吐吐欲语还休的神态中，好像有一些难言之隐。而二十年后的道光二十九年（1849），朝鲜使者李遇骏在广宁遇见汉人萧某，两人之间有一次笔谈，萧某就干脆一些了，“（李）问：‘吾辈所着衣冠，于汝心以为何如？’（萧）曰：‘此本中国衣冠，吾虽不得已胡服，岂无歆羡之心耶？’既而颦蹙眉，隐然有伤感底意。噫！世变风移，今为二百余年，而闾巷之间犹有思汉之心，为之一叹”。既有思汉心，为何汉人却胡服？李遇骏说，这是因为清朝“变服者被重律”，所以“防限截严”(64)。所谓“忘本”，也许指责太苛刻，批评太轻率，嘲笑也未免不够忠厚。汉族读书人已经说得很明白，这是不得已，就连程朱再世，在这个时代也不得不薙发编辫，穿上满人服装。“遵时”和“从俗”的代价是压抑历史记忆，而这种历史记忆的被压抑，是因为汉人经历过很惨烈、很漫长，而当时朝鲜人并没有经历过的血腥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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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洪大容《燕记》，载《湛轩书外集》卷七，《韩国历代文集丛刊》影印本，2604册，9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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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洪大容《燕记》，载《湛轩书外集》卷七，95、10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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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叶梦珠《阅世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卷八，17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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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郑太和《阳坡朝天日录》，《燕行录选集》下册，10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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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李《燕途纪行》中。又，《燕途纪行》下，《松溪集》卷六、卷七，分别见于《燕行录选集》下册，221、2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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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闵鼎重《老峰燕行记》，《燕行录全集》第二十二卷，379—380页，又，38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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