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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象异域：读李朝朝鲜汉文燕行文献札记 [:17068967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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尾声：“遵时”的一般民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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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须说回来，尽管戏台人物、外国使节和汉族妇女的服饰辫发，可能不断地刺激着汉族人的族群记忆，但是，来自政治权力的现实力量，毕竟要远远大于来自历史记忆的心理屈辱，一般民众甚至是深谙历史的读书人，在现实世界中生活，仍然不得不接受这种屈辱，剃去汉族传统的头发，穿上清朝的衣装，而时间的流逝，更在不断地磨销这种曾经深刻的历史记忆。“人间岁月初周甲，天下衣冠久化夷”(55)，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雍正十年（1732），李宜显在出使北京的路上，遇见一个叫马倬的读书人，与他谈论衣冠之事，他“显有愧屈之色。即书示曰：我们未尝不羡，但我们遵时耳”(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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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时”其实就是向现实妥协。还有一种说法是“从俗”。康熙五十一年（1712），金昌业在出使北京途中，一连三次向不同人提到同样的话题，得到三次几乎相同的回答。在和一个叫做张奇谟的人谈到明朝衣冠时，张就说，穿旧朝衣冠是“知礼”，但剃头易服是“风俗”。当他在山海关遇见祖上曾是明朝指挥同知的郭如柏，谈及衣冠之制的巨变时，郭却说这是“各朝制度”。当他与一个叫做康田的汉族读书人正话反说，故意说“我是东夷，有甚可观文物，穿的衣冠与大国异样，想必见笑”，没有想到的是，康田却说“爱贵邦衣冠，我这遵时王之制”(57)，意思都是风俗随各朝而变，时王之制不得不从。同样，康熙六十年（1721），俞拓基在通州碰到赴京考试的彭氏兄弟，当他问到你们是汉人，知不知道明朝冠服，为什么不穿前代衣服的时候，这两个二十几岁的汉族文人回答是“迫于势”(58)。所谓“从俗”，所谓“遵时”，所谓“迫于势”，都是无可奈何的意思。经过血雨腥风，正如彭氏兄弟说的，在清帝国的治下，断然没有不剃头变服的，“其势不得不然”。不过，因为朝鲜在清政治权力直接控制范围之外，所以，朝鲜人不太能够体会汉族中国人的苦衷，倒是好像怀着一种逆转的自负和鄙夷。康熙三十九年（1700），一个叫姜铣（1645—？）的朝鲜使者在清国写了两首诗，先是说“使者遥寻秦地界，夷人惊怪汉衣冠”；接着说“楚士几轻秦吏卒，蛮儿浑怪汉衣冠”。这很有趣，在汉人眼中本是蛮夷的朝鲜人到了中国，却奇怪这里寻找不到真正的中华，本来是中华的汉人，却在朝鲜人的眼中成了“夷人”、“蛮儿”，他们倒对原本是大明的衣冠感到陌生和诧异(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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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以渐与郑季明在乾隆四十五年（1780）一道出使清帝国。到了北京，因为他们穿着大明衣冠，因此引起好奇和围观，据说，“其中少年辈见我等衣冠，大笑讥嘲，侵侮之意颇多”(60)。难怪差不多同时到北京的洪大容，要嘲笑汉族中国人说：“中国衣冠之变，已百余年矣。今天下惟吾东方略存旧制，而其入中国也，无识之辈莫不笑之。呜呼，其忘本也。见帽带则谓之类场戏，见头发则谓之类妇人，见大袖衣则谓之类和尚。”(61)稍后，一个曾经是李朝“南人”一派首领的蔡济恭也写了一首诗歌，借了《朝鲜朝贡图》来反讽大清，说：“尔曹生不见衣冠，画者讥笑为此状。物情稀觏以为怪，越犬见雪吠相向。中华礼乐非前时，三代威仪尽在斯。尔家父祖昔如此，归问九原应始知。”(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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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的是汉族中国人“忘本”了吗？也未必。道光八年（1828），离开明朝覆亡已经差不多一百八十多年了，一个朝鲜人问张亨甫说：“入京来，窃有规规管见，盖上国延祚久远，制度范围薄海宏大，而但不用先王礼乐、中国衣冠，是未忍舍旧而然耶？朝著不欲语到耶？列朝来有金石成规而然耶？”这个汉族读书人回答很微妙：“改制度，易服色，我朝重禁，朝臣有奏请者斩。此亦是天数也，又有戒于前者，魏改汉制而云亡故也。”看起来好像很接受满族衣冠的正统性，不再愿意恢复大明衣冠。但是，他临走时却又补写了一句说：“此语见俗儒，幸无问及。”接着又说：“本日有事，且暂别，另日可至敝寓再谈否，以不便径造使馆也。”(63)在这种吞吞吐吐欲语还休的神态中，好像有一些难言之隐。而二十年后的道光二十九年（1849），朝鲜使者李遇骏在广宁遇见汉人萧某，两人之间有一次笔谈，萧某就干脆一些了，“（李）问：‘吾辈所着衣冠，于汝心以为何如？’（萧）曰：‘此本中国衣冠，吾虽不得已胡服，岂无歆羡之心耶？’既而颦蹙眉，隐然有伤感底意。噫！世变风移，今为二百余年，而闾巷之间犹有思汉之心，为之一叹”。既有思汉心，为何汉人却胡服？李遇骏说，这是因为清朝“变服者被重律”，所以“防限截严”(64)。所谓“忘本”，也许指责太苛刻，批评太轻率，嘲笑也未免不够忠厚。汉族读书人已经说得很明白，这是不得已，就连程朱再世，在这个时代也不得不薙发编辫，穿上满人服装。“遵时”和“从俗”的代价是压抑历史记忆，而这种历史记忆的被压抑，是因为汉人经历过很惨烈、很漫长，而当时朝鲜人并没有经历过的血腥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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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洪大容《燕记》，载《湛轩书外集》卷七，《韩国历代文集丛刊》影印本，2604册，9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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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洪大容《燕记》，载《湛轩书外集》卷七，95、10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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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叶梦珠《阅世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卷八，17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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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郑太和《阳坡朝天日录》，《燕行录选集》下册，10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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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李《燕途纪行》中。又，《燕途纪行》下，《松溪集》卷六、卷七，分别见于《燕行录选集》下册，221、2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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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闵鼎重《老峰燕行记》，《燕行录全集》第二十二卷，379—380页，又，38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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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洪大容《乾净笔谭》上，《湛轩燕记》卷五，《燕行录选集》上册，37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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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洪命夏《燕行录》，《燕行录全集》第二十卷，3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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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闵鼎重《老峰燕行录》，《燕行录全集》第二十二卷，38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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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李《燕行纪事·闻见杂记》上，《燕行录选集》下册，64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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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洪大容《乾净笔谭》下，《湛轩燕记》卷六，《燕行录选集》上册，416—4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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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李《燕行纪事》，《燕行录选集》下册，64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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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弘光实录钞》卷四引马纯仁遗书，《海东逸史》卷十《苏兆人传》引其师张肯堂《赋绝命词》，转引自何冠彪《生与死：明季士大夫的抉择》（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7），4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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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见《东华录》顺治卷二、卷四。参看桑原骘藏《支那人辫发の历史》，《桑原骘藏全集》（东京：岩波书店，1968）第一卷，441—45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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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叶梦珠《阅世编》卷八，17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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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崔德中《燕行录》，《燕行录选集》下册，40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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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闵镇远《燕行录》，《燕行录选集》下册，333页，34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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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李宜显《庚子燕行杂识》下，《陶谷集》卷三十，《燕行录选集》下册，518—5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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