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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洞：弘光纪事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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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座城市之间的故事，多少有些神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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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44年春，它们的处境有天壤之别。一边，烽烟四起、城碎墙残、君王殒命、人心惶惶，另一边则安宁如故。截至此时，长江三角洲在满目疮痍、遍布祸乱的明末，独能置身事外，兵燹远隔，桑梓仍旧。王朝第二政治中心南京，安居乐业，街陌熙攘，秦淮河畔偎红依翠的风情丝毫未受打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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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南的静逸偏安，透过一个细节表露无遗——崇祯皇帝4月25日驾崩，足足过了十一天以至更久，南京才隐约听到点什么。诸史一致记载，5月6日（四月初一戊午），南京兵部尚书史可法等举行“誓师勤王”仪式。注意“勤王”二字，换言之，此时南京得到的消息，只是京师告急。真实情况却是，他们已无王可勤。勤王部队刚过长江，就在北岸的浦口停止前进，这时大概有了进一步的消息。计六奇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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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廿九日丁巳（5月5日），淮上始传京师陷，众犹疑信相半。[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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阻止部队北上的，恐怕就是这一“淮上”消息。然而，消息内容只提到“京师陷”，未含皇帝下落，而且来源也很不可靠，使人将信将疑。究竟发生了什么，准确信息直到5月15日（四月初十丁卯）方才到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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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卯。京营李昌期至淮安，告巡抚路振飞以大行之丧。振飞集士民告以大故。[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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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经过两天，同样的信息送到南京：“四月己巳（5月17日），烈皇帝凶问至南京。”[3]《国榷》则记为庚午日（5月18日）“先帝凶问至南京”[4]，相差一天。对于这样特别重大的变故，理应慎之又慎加以核实，所以又经过十三天，到5月30日（四月二十五日壬午），南京官方最终完成了对噩耗的确认：“壬午……北信报确，史可法约南京诸大臣出议。”[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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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说，东南一带普遍在旧历四月二十五日以后知悉巨变。这一时间表，证以计六奇的回忆：“四月廿七日，予在舅氏看梨园，忽闻河间、大名、真定等处相继告陷……廿八日，予下乡，乡间乱信汹汹。廿九日下午，群徴叔云：‘崇祯皇帝已缢死煤山矣。’”[6]很能吻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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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距崇祯之死已一个月零五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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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在今天，如此惊世之变，将于几分钟内传遍环球，而三百年前却辗转月余。这固是通讯原始所致，却并不完全因此。北京距南京约一千一百公里，假如一切正常，当时条件下像这样重大的消息，以第一等的传驿方式可在三五天送达。之所以耗时多至十倍，实在是一南一北已阴阳两隔，而中原板荡，有如飞地，为溃兵、难民所充斥，一片乱世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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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部员外郎赵士锦，5月19日（四月十四日辛未）逃离北京，和方以智等结伴南归，“行旅颇艰”，“相戒勿交一语”；经过二十天，五月初五端午日到达淮抚路振飞控制下的清江浦，最后回到故乡无锡已是6月21日（五月十七夏至日）[7]。这个经历，我们可以作为崇祯凶问曲折南下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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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赵士锦的讲述，我们还略知北变之后沿途各地的情形。从天津经沧州、德州、茌平、高唐至济宁一线，明朝统治已经解体，李自成势力则正向这些地方渗透。在德州和济宁，赵士锦都曾目睹和北京相同的闯军拷掠士大夫的场面。济宁以下，徐州、宿迁至清河（今淮安市淮阴区）间，为缓冲区；五月初四夜，赵士锦看到“烟火烛天，光同白昼”，“吾兵烧青（清）河县也”——可见对这一区域，明朝已毁城弃守。过了黄河（此时黄河入海口位于今江苏滨海县境内），清江浦以南，才在明朝实际控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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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在南京北面横亘着两道天然屏障，第一道黄河，第二道长江。因为它们，南京得以把自己跟战乱隔开。虽然北变音讯传来后，空气也变得紧张，南京一度戒严[8]，而赵士锦从淮安乘小舟继续南归途经泰州、丹徒时，则被“防御甚严”的乡兵（民团）拒绝登岸，“刀棘相向，奸与良弗辨”[9]——一定的恐慌也许难以避免，但比之于中国其他地方，这一带看上去似乎是世外桃源。也许天险可恃，也许人们觉得作为本朝龙飞之地，这里元黄毓粹、王气犹存，是块天生的福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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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洞：弘光纪事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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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感受或想象，广泛存在于人们心头，尤其北方那些宗藩、官僚、将军和富室。自从北方局势恶化以来，南逃之人便络绎于途，其中有两种人需要格外注意，一是手握重兵的武人，一是王室宗亲，他们对以后的事，都将施加重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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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4月中旬（旧历三月初）京师陷落以前，各宗藩就开始“弃藩南奔”，时间大致在4月10日（三月初四）左右，他们不约而同奔淮安而来。截至4月27日，淮安已出现了四位亲王，分别是来自开封的周王、来自卫辉的潞王、来自汝宁的崇王，以及领地在洛阳、数月来一直流浪的福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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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六奇说，最早到达的是周王（三月十一日以前），其次福王（三月十八日），最后是潞王（三月二十一日）。[10]其他作者所记，一般是福王与潞王同时抵达。文秉《甲乙事案》则说诸藩并至，还描述了当时的场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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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时，各藩俱南奔，淮抚路振飞亲驻河干，以令箭约诸藩，舟鱼贯而进。[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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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其中经过，一种说法是正月庚寅日（1644年大年初一）闯军破怀庆，暂栖于此的福王逃脱，北上卫辉依附潞王，复于三月初一随潞王南至淮安。[12]另一种说法，河南大坏后周、潞、崇三王各自逃出，在曹州汇集，由水道南下；途中，四处流浪的福王看到这支船队，“乃趋入舟边，诉履历于三王”，所幸舟中有两名太监原在福王府供职，“识故主”，为之作证，这样福王才为三王接纳，“遂同舟下淮安”，这是当时南京市民广泛口传的故事。[13]离乱之世，各种说法也许都不确凿，我们能够注意的，是福王在其中格外惨淡的处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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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六奇又说，在淮安那段时间里，福王“寓湖嘴杜光绍园”，周王、潞王辄以“行舟皆泊湖嘴”[14]。这也是一个要品味的情节。虽说诸王均在流亡中，其他人却“各以宫眷随”，都还保持着亲王的派头与生活，“独福王孑然，与常应俊等数人流离漂泊”[15]，“葛巾敝袍而已”[16]。福王一家是王室近支中最早的落难者，1641年春，洛阳陷落，老福王朱常洵被李自成杀而烹之。福世子自此家破人亡，以至形如乞丐，该年二月，有大臣根据河南来人所述，向崇祯皇帝汇报福世子近况：“问：世子若何。曰：世子衣不蔽体。”时在隆冬，难怪崇祯闻言为之“泣下”，“发三万一千金”派司礼太监王裕民专门前往“赍赈”[17]。1643年，崇祯批准他嗣位福王[18]，但此时崇祯自己已穷于应付、捉襟见肘，嗣位只是虚号，恐怕连两年前的“三万一千金”也拿不出来了，福王实际处境不会有任何改观，依旧沦落底层，一文不名。眼下，船队驶入淮安时，周王表现阔绰，“出行赀给赏淮安各义坊”[19]，以此为见面礼；反观福王，却“槖匮，贷常淓（潞王）千金以济”[20]。所借这笔钱，或即搬出舟中“寓湖嘴杜光绍园”的租住之用。大概，诸王将他捎到淮安已然不薄，继续留舟中彼此均不相宜。可以想见，身无分文、黯然离舟，连以后过日子的钱都要靠别人周济，这番光景下的福王真可谓穷途末路。据说，旬日之后，南京的大臣们前来觐见时，他是这样一副形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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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角巾葛衣坐寝榻上，枕旧衾敝，帐亦不能具，随从田成诸奄布袍草履，不胜其困。[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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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有道是“祸兮，福之所倚”。福王从花团锦簇、前呼后拥的王舟迁出上岸，孑然、伶仃地借寓杜光绍园，当时固然凄清，事后看，其命运转机似乎偏偏由此而来。那真是眨眼间峰回路转，极富戏剧性，不禁让人油然想起，唯独他的封号里有一个“福”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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