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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洞：弘光纪事 四镇·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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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百多年“以文抑武”体制，现在成为明朝前途中一片最大的暗礁。一边是不容动摇的祖制、国本，一边是沮抑已久、而今在现实支持下话语权突然放大，野心亦随之猛增的武人集团……此时，李自成奔命远方，满清“腥羶”也根本还没有逼近，南京却已经内伤深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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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洞：弘光纪事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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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上自有国家以来，便伴随武力。武力，不惟帮助国家建立，亦为其维持存在所仰仗。但武力与国家间的关系，从来有两面性——可以是拱卫、守护者，亦能成为破坏者甚至毁灭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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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鉴乎此，各种类型或制度的国家，都曾设法解决这一难题；迄今来看，却没有堪称完善的方案，就连现代民主政体也不敢自诩可以高枕无忧。虽然从现实有效性观察，民主政体下武力失控的可能性极低，军人凭借武力发难、一举改变国家现状的情形，基本杜绝。但现实情形并不足以消除理论上的担忧，以美国为例，我们时常从其电影、小说等看到军方因不满现实、试借武力一逞己志的假想情节。此虽仅为文艺家的想象，但其构思与叙事却并非全无来由和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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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国家（朝代）的创建，几乎都是行使武力的结果，一般而言，权力瓜分将体现军功的因素，从而普遍形成显赫、强大的军事贵族阶层。一位欧洲史学家这样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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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就是围绕在每一个有权势者（包括国王在内）周围的王室武士（household warriors）群体。虽然当时有各种难题困扰统治阶级，但最紧迫的问题却不是和平时期的国家或私人庄园的管理，而是设法拥有作战手段。无论于公或于私，无论是为了无忧无虑地工作，还是为了保卫生命和财产，许多世纪以来，战争一直被认为是对每一个领袖的事业的常见威胁，以及各种权力职位存在的目的。[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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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人，我们不妨大致或笼统地称他们“骑士”，虽然严格意义上“骑士”只是“最低层封建主”[2]，但因其广为人知、比较通俗，我们姑且用它来指代欧洲中古时期整个的军事贵族阶层。我们知道，骑士文学是欧洲文学非常悠久的品种；例如，西班牙有熙德传说，法国有《罗兰之歌》，英国有亚瑟王和圆桌武士故事。假如你不很熟悉这些，起码听说过《堂·吉诃德》，那也是骑士文学的反讽之作。当然，更可以读一读莎士比亚历史剧，不论《约翰王》《亨利四世》《亨利五世》《理查二世》……里面有许许多多这样的人物。这些情节中，不断出现某某公爵、某某伯爵，你方唱罢我登场，正像布洛克谈到的：“虽然正式集会由于戴着王冠的国王的光临而大大增添光辉，但诗人甚至对中、低级贵族召开的最普通会议也给予慷慨的渲染”[3]，这是欧洲古典文学津津乐道、颇具特色的一番炫华场景，我们中国读者往往对此有深刻印象。而此类场景的历史背景是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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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佩王朝初期封建割据不断加强，法国领土上存在着数十个大的封建公国和伯国，卡佩国王对他们除至多保留领主与附庸的关系外，没有任何其它控制权，他们在其领地内行使着完全独立的统治权利。这些封建公、伯国主要是诺曼底公国、勃艮第公国、阿基坦公国、布列塔尼公国……[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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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中世纪的法国，而在英格兰、意大利、德意志，情形皆相仿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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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尊贵然而孤立可怜的国王与口头宣誓效忠、实际则因为行使着独立的权力而往往飞扬跋扈的军事贵族之间，我们隐隐约约懂得何谓“既有入侵、又有内乱的反复不断的战争状态”——布洛克并且说：欧洲“一直生活于这种状态”[5]。军事贵族集团的强大，带来两个影响：一是国家稳定系数偏低，君弱臣强，王权不能有效管理国中武装力量，叛乱、纷争、冲突频繁出现；二是国家被军事贵族实权所架空，后者对国家的效忠可以只是名誉上乃至表面的，而凭借领地、城堡行军事割据之实，相对于统一、完整形态的国家，其社会经济生产和文化发展存在较多障碍，面临很大不利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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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洞：弘光纪事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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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由于独特的文化源头，走在另一条路上。两周期间，中国也实行与欧洲相近的“封建制”，但是，通过“周礼”亦即一套伦理规范，封国与王权、封国与封国之间去军事化，在道德框架内达成秩序的认同与信守。不过，平王东迁（前770年）起，从春秋至战国，先前的道德认同逐渐崩解，此后大约五百多年，王纲解纽、霸道兴起、天下攘乱、武力失控，此即为何孔子会屡屡梦见周公、终生以恢复周礼为己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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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百年大乱，秦国强者胜出。秦以最强武力敉平、消灭其他较弱的武力，从而建成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国家。这一国家形态，天然地包含抑制、防止超越国家之上的武力之存在的思想，“堕名城，杀豪俊，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阳，销锋铸，以为金人十二”[6]。这种认识，带着很强的中国文化和历史特色，世界其他地方，无论欧洲还是东方的蒙古、日本，均无由致之；所以，中国能够出现大一统中央集权的构想与实践，别处则不能。但秦朝虽将这一诉求表达出来，却并未找到用以支持它的架构，毁坏大城城防、收缴销毁天下兵器，都是些硬性和外化措施，仅此肯定不能真正达到目的。代之而起的汉代，开始寻找中央集权与“封建制”政治原理的不同，文、景、武三朝，贾谊、晁错、主父偃先后提出《治安策》《削藩策》《推恩令》，从思想上明确中央集权认识，与“封建制”划清界限。这是中国历史非常重要而且独具的进展，目今一般历史教科书囿于成说，用欧洲历史模式套论中国，将二千年帝制时期称为“封建社会”，而实际上，自秦代起中国就脱离于“封建”体系、进入中央集权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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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具体的形而下的制度建设，则还要经过几百年，方形完备。其中要格外注意中国选士制度的形成与变迁。《汉书·董仲舒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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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武帝初立，魏其、武安侯为相而隆儒矣。及仲舒对册，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学校之官，州郡举茂材孝廉，皆自仲舒发之。[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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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竟是“自仲舒发之”抑或稍早些，或许待定，但中国政治土壤中的确长出了一株独特的幼苗，它在几个世纪间从贡举制逐渐演化到科举制，如邓嗣禹先生所论，最终定型于隋唐两代：“科举之制，肇基于隋，碻定于唐。”[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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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历史对照起来，才比较容易看出名堂：在大致同样的时间段，欧洲形成了军事贵族的骑士集团，中国则生成靠笔墨吃饭的文官集团。他们成为各自的社会中坚。在欧洲，若想做人上人，得靠骁勇、征战和军功；在中国，则“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靠的是学识、德行或吟诗赋文的才具。这反映了社会结构的区别，以及权力的去向。随着“士”的阶层的生长与壮大，中国将社会权力移交给远离武力的文官政治，后者“手无缚鸡之力”，无法以武力方式构成威胁——首先当然是对帝权本身的威胁，其次，客观上人民遭受兵燹之灾的几率也大大降低，这意味着社会可以期待较长久的稳定。对此，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兵制三》里有一简明概括：“唐宋以来，文武分为两途。”[9]自从这权力模式定型以来，有一种看法就在中国扎下了根，即：“天下”虽于“马上”得之，却不能于“马上”治之。这可以简化为两个字眼，“武功”和“文治”——国家建立或改朝换代主要依靠“武功”，而社稷延存和祚运传续却取决于“文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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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一般地，新朝代建立后，会马上着手改变“打天下”时军事系统的状态，使整个系统重组。宋太祖“杯酒释兵权”，往往被讲述成阴谋故事。其实不然，这一情节来自中央集权政治结构内在而自发的要求，所发生的也远不是一些卓有战功的将军个人权力地位边缘化，而是整个军事系统都被重新构造。这种重新构造，每个朝代原理相同，具体方式方法不一。唐宋两朝，军权收归中央，“然其职官，内而枢密，外而阃帅州军，犹文武参用”[10]，文职重臣外出领军，为全权性质，可直接带兵，亦即文臣临时变身将军，故曰“文武参用”。而在明代统治者看来这很不彻底，它进一步设计出文武“截然不相出入”的兵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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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臣之督抚，虽与军事而专任节制，与兵士离而不属。是故涖军者不得计饷，计饷者不得涖军；节制者不得操兵，操兵者不得节制。方自以犬牙交制，使其势不可叛。[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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