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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洞：弘光纪事 [:17068998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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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洞：弘光纪事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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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由于独特的文化源头，走在另一条路上。两周期间，中国也实行与欧洲相近的“封建制”，但是，通过“周礼”亦即一套伦理规范，封国与王权、封国与封国之间去军事化，在道德框架内达成秩序的认同与信守。不过，平王东迁（前770年）起，从春秋至战国，先前的道德认同逐渐崩解，此后大约五百多年，王纲解纽、霸道兴起、天下攘乱、武力失控，此即为何孔子会屡屡梦见周公、终生以恢复周礼为己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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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百年大乱，秦国强者胜出。秦以最强武力敉平、消灭其他较弱的武力，从而建成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国家。这一国家形态，天然地包含抑制、防止超越国家之上的武力之存在的思想，“堕名城，杀豪俊，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阳，销锋铸，以为金人十二”[6]。这种认识，带着很强的中国文化和历史特色，世界其他地方，无论欧洲还是东方的蒙古、日本，均无由致之；所以，中国能够出现大一统中央集权的构想与实践，别处则不能。但秦朝虽将这一诉求表达出来，却并未找到用以支持它的架构，毁坏大城城防、收缴销毁天下兵器，都是些硬性和外化措施，仅此肯定不能真正达到目的。代之而起的汉代，开始寻找中央集权与“封建制”政治原理的不同，文、景、武三朝，贾谊、晁错、主父偃先后提出《治安策》《削藩策》《推恩令》，从思想上明确中央集权认识，与“封建制”划清界限。这是中国历史非常重要而且独具的进展，目今一般历史教科书囿于成说，用欧洲历史模式套论中国，将二千年帝制时期称为“封建社会”，而实际上，自秦代起中国就脱离于“封建”体系、进入中央集权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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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具体的形而下的制度建设，则还要经过几百年，方形完备。其中要格外注意中国选士制度的形成与变迁。《汉书·董仲舒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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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武帝初立，魏其、武安侯为相而隆儒矣。及仲舒对册，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学校之官，州郡举茂材孝廉，皆自仲舒发之。[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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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竟是“自仲舒发之”抑或稍早些，或许待定，但中国政治土壤中的确长出了一株独特的幼苗，它在几个世纪间从贡举制逐渐演化到科举制，如邓嗣禹先生所论，最终定型于隋唐两代：“科举之制，肇基于隋，碻定于唐。”[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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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历史对照起来，才比较容易看出名堂：在大致同样的时间段，欧洲形成了军事贵族的骑士集团，中国则生成靠笔墨吃饭的文官集团。他们成为各自的社会中坚。在欧洲，若想做人上人，得靠骁勇、征战和军功；在中国，则“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靠的是学识、德行或吟诗赋文的才具。这反映了社会结构的区别，以及权力的去向。随着“士”的阶层的生长与壮大，中国将社会权力移交给远离武力的文官政治，后者“手无缚鸡之力”，无法以武力方式构成威胁——首先当然是对帝权本身的威胁，其次，客观上人民遭受兵燹之灾的几率也大大降低，这意味着社会可以期待较长久的稳定。对此，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兵制三》里有一简明概括：“唐宋以来，文武分为两途。”[9]自从这权力模式定型以来，有一种看法就在中国扎下了根，即：“天下”虽于“马上”得之，却不能于“马上”治之。这可以简化为两个字眼，“武功”和“文治”——国家建立或改朝换代主要依靠“武功”，而社稷延存和祚运传续却取决于“文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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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一般地，新朝代建立后，会马上着手改变“打天下”时军事系统的状态，使整个系统重组。宋太祖“杯酒释兵权”，往往被讲述成阴谋故事。其实不然，这一情节来自中央集权政治结构内在而自发的要求，所发生的也远不是一些卓有战功的将军个人权力地位边缘化，而是整个军事系统都被重新构造。这种重新构造，每个朝代原理相同，具体方式方法不一。唐宋两朝，军权收归中央，“然其职官，内而枢密，外而阃帅州军，犹文武参用”[10]，文职重臣外出领军，为全权性质，可直接带兵，亦即文臣临时变身将军，故曰“文武参用”。而在明代统治者看来这很不彻底，它进一步设计出文武“截然不相出入”的兵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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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臣之督抚，虽与军事而专任节制，与兵士离而不属。是故涖军者不得计饷，计饷者不得涖军；节制者不得操兵，操兵者不得节制。方自以犬牙交制，使其势不可叛。[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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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言之，明军领导管理有两个并存的层面，一为文官系统的督抚，一为武臣系统的总兵、参将等。前者管控后者而不与部队发生任何直接关系，后者领兵而接受前者的指令。这种设计，目的不言而喻：分散武力的领导权。问题是，怎么做到这一点？我们发现关键在于这句话：“涖军者不得计饷，计饷者不得涖军。”换言之，把权力加以切割，交给一些人财权而不给他们兵权，交给一些人兵权而又不给他们财权。古云：“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明朝正是将“兵马”和“粮草”拆解成互不相干的两块，有“兵马”者无“粮草”，有“粮草”者无“兵马”。如此一来，谁也不能单独控制武力，非于彼此依赖的同时，又彼此牵制不可。在此，明朝统治者很会动脑筋，想出的办法颇为巧妙。当然，决定性因素还是中央集权体制，没有这样一种财赋尽归中央的体制，显然无从以“粮草”来控制军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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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种意义上，明代确实做到了“使其势不可叛”，近三百年中，不是没有能征善战的将军，却没有真正的军事强人。武力之于国家那历来的两面性，似乎成功地变成了一面——只有顺应国家需要的一面，而无危害、破坏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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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洞：弘光纪事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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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惜，世上无十全十美之事。虽然武力之于国家的两面性似乎被化解，但这化解方式本身却有自己的两面性。“节制者不得操兵，操兵者不得节制”，承平状态下可有效防范武力失控，可一旦国家面临较严重的外患或内忧，所带来的问题恰恰也就是不能有效控制武力。因为，真正需要用兵的时候，“节制者不得操兵，操兵者不得节制”势必是内耗与掣肘。不单如此，“节制者”、“操兵者”两种角色长期定向化，还阻断了健全军事家的产生。此即黄宗羲指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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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天下有不可叛之人，未尝有不可叛之法。杜牧所谓“圣贤才能多闻博识之士”，此不可叛之人也。豪猪健狗之徒，不识礼义，轻去就，缓则受吾节制，指顾簿书之间，急则拥兵自重，节制之人自然随之上下。试观崇祯时，督抚曾有不为大帅驱使者乎？此时法未尝不在，未见其不可叛也。[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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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他只讲了某一面的情形，还有另一面，亦即“节制者”不知兵。在以文抑武的军事系统中，文官出身的督抚都是些读着圣贤书、念着“子曰诗云”长大的进士，派他们去“节制”那些带兵打仗的将军，寻常剿讨小股毛贼也许还看不出来什么，狼烟四起、遇到大规模战事时，局面实在不免荒唐；既然不知兵，实际上，他们也很难“不为大帅驱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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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制中国，无论统治者还是老百姓，都从“文武分途”或者说文官政治结构受益，国家安定，生产能够保持，文明的脚步较少受干扰，这些都应看到和承认。一直到十八世纪，中国的经济在全球鳌头独占，与从制度上有效抑制武力的破坏性有极大关系。不过，正像一开始所说，国家与武力这对难兄难弟的矛盾，没有尽善尽美的解决方案，相对较好的方案，也必然存在不足。从帝制中国的情形看，自从晋、唐经历最后两次严重内乱而终于找到有效抑制武力破坏性的制度后，宋、明两大朝代因内部武力失控而起的危机均不再至，董卓、安禄山式枭雄销声匿迹，它们最后覆亡无一例外由外族入侵所致，这也绝非巧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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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正在于，当内部武力失控的可能大为削弱时，国家整体军事能力和效率必然随之下降。其害处，承平之世丝毫看不出来，一旦“有事”，虎皮羊质、外强中干的真相便会暴露。宋、明脆败于西夏、金、蒙古、满清诸外族，一直以来被归之于后者武力超强。这固然未为无理，但人们谈得很不够的，其实是宋、明自身军事机体何其虚弱、不堪一击。这两个朝代几乎不能赢得任何一场战争，虽然局部来看它们并不乏军事奇才和英雄人物，杨家将也罢、岳家军也罢、戚继光也罢，但置诸整体，宋朝、明朝在军事中的表现皆属低能。归根结底，这不应到个人身上找原因，而是制度使然。以文抑武，不光严重制约军队的战斗力，还使得军事领域掺杂、充斥着官场政治的各种阴谋气息，在潘洪如何陷害杨继业、秦桧如何损毁岳飞、北京官场如何倾轧袁崇焕……这类故事中，有着宋、明两代军事机器的典型特征和原理。简言之，“无事”时它的确十分有效地消融了导致军事强人产生的能量，然而“有事”时它却恰恰销蚀了国家对于高效军事组织和伟大将领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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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从明代可以看到，它绝非在朝代尾声才暴露自己军事上的低能。1449年，明英宗朱祁镇率五十万大军，对蒙古瓦剌也先部玩“御驾亲征”，结果于土木堡（今河北怀来附近）五十万人马全军覆没，朱祁镇本人被活捉而去。这么一出喜剧，固是皇帝胡闹所致，但五十万明朝正规军一触即溃，委实超乎想象。皇家的《英宗实录》这么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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壬戌，车驾欲启行，以虏骑绕营窥伺，复止不行。虏诈退，王振矫命抬营行就水，虏见我阵动，四面冲突而来，我军遂大溃，虏邀车驾北行。[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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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没发生战斗，对方只一冲，明军“遂大溃”，威风八面的大明皇帝也就被人“邀车驾北行”（俘虏）了，五十万大军根本是纸老虎，或者连纸老虎也不算。诸多迹象表明，明朝之能维持二百五十年左右的国泰民安，很大程度是因周边没有强敌。十四世纪蒙古人崩溃以后，完全退回游牧原形——他们本质上不适应国家形态，此时终于恢复本性，四分五裂，在广邈原野上东驰西骋，唯以劫掠为能事；历来是中国心腹之患的北方一线，由此暂为虚壑，直到万历年间努尔哈赤统一建州五部，北部重新出现一个蛮族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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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祯初年以来，内忧与外患并起，督抚＋大帅的结构在内外两线都暴露出同样的问题：承平状态下的稳然可控，一经实战考验，被证明彻底失控。洪承畴战败、被俘、投降，是这当中有代表性的典型事例。当时，以“兵部尚书兼副都御史、总督蓟辽军务”身份来到辽东的洪承畴，在松山之战中为诸将所弃，大同总兵王朴率先遁去，在十三万大军中引起连锁反应，“于是各帅争驰，马步自相蹂践，弓甲遍野。”[14]之后，洪承畴带着仅剩的由他直接指挥的万余孤军，困守松山半年，终于投降。大致，整个崇祯朝的军事失利如出一辙，剔除其他因素，都因督抚＋大帅这一结构造成军事行动实际不可控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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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下，来到朱由崧领衔的弘光朝。即位之始，他发下“敢辞薪胆之瘁，誓图俘馘之功”的狠誓。君仇国辱须报，疆土亟待恢复。单论数量，此时明朝尚拥兵百万以上，比敌人只强不弱，朱由崧发下那样誓言，也算有根有据。问题是，祖宗制度摆在那儿，偏瘫的明朝若想起死回生，弘光君臣非玩出点新花样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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