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6901333
黑洞：弘光纪事 [:1706899866]
1706901334
黑洞：弘光纪事 虏寇·坐毙
1706901335
1706901336
十余年来，“寇”“虏”并称。前者是深仇大恨，一经提起，咬牙切齿。后者是心腹之患，如虎狼在侧。可甭管“寇”、“虏”，弘光朝竟然都不曾对它们伸出哪怕一根手指头。
1706901337
1706901338
1706901339
1706901340
1706901341
周处像。
1706901342
1706901343
周处，晋代人，《晋书》、《世说新语》有传。“处少孤，未弱冠，膂力绝人，好驰骋田猎，不修细行，纵情肆欲，州曲患之。处自知为人所恶，乃慨然有改励之志。”为史上改过自新之典型，京剧《除三害》演其事。兴平伯高杰，相当程度上让人联想到周处。
1706901344
1706901345
1706901346
1706901347
1706901348
吴三桂像。
1706901349
1706901350
吴三桂，崇祯间辽东总兵，封平西伯。闯军破北京后，吴三桂降于满清，在山海关一片石会同清军击败李自成。清军由此入关、占领北京。当时南京不以为其叛降，目之“仗义媾虏”。
1706901351
1706901352
1706901353
1706901354
1706901355
黑洞：弘光纪事 [:1706899867]
1706901356
黑洞：弘光纪事 一
1706901357
1706901358
明亡于清，这是历史事实。从这个事实，人们又普遍生出一种看法：满清是明朝不共戴天的仇敌；正如金人是北宋的仇敌，蒙元是南宋的仇敌，抑或日本是近现代中国的仇敌。清末民初，以及抗战时期，都曾用民族主义情绪渲染这段历史，抒发亡国之恨。
1706901359
1706901360
较通俗的例子，如欧阳予倩先生名剧《桃花扇》。1957年，他忆其缘起：
1706901361
1706901362
一九三七年初冬，抗日战线南移，上海沦陷，我怀着满腔忧愤之情，费了差不多一个月的时候把《桃花扇》传奇改编为京戏……我突出地赞扬了秦淮歌女、乐工、李香君、柳敬亭的崇尚气节；对那些两面三刀卖国求荣的家伙，便狠狠地给了几棍子……福王，我是把他作为一个昏庸的傀儡皇帝来处理的。四镇武臣如刘泽清之流，拥兵自重，睚眦必报，毫无抗敌之心而投降唯恐落后……把以上的一些人物在那个时间搬上舞台，还是有些作用的。像这样的戏，在那个时候演出，影射时事在所难免……[1]
1706901363
1706901364
此戏先写成京剧，1946年底改话剧，1963年再拍为电影，跨越数种艺术样式，影响当然可观。它是在孔尚任同名作基础上改编而来。读一读孔氏《桃花扇》，可明显看到两者间主题大变。孔剧所表，乃正邪之辨，或曰“君子”、“小人”之别；在欧阳予倩那里，此亦为一线条，却退居次位，焦点乃是民族大义与爱国情怀。欧阳予倩承认，他是将剧中故事比附于抗日现实；换言之，1644年弘光政权与满清之间，与1937年中日之间，颇能令人触景生情。
1706901365
1706901366
这种解读，非欧阳予倩所独有。实际上，明季历史自晚清重新引起注意以来，基本便负载着民族主义话语，也被用为这种历史资源。不单史学家由此着眼，政治家也乐于这样激发民众。同盟会有十六字纲领，其中的八个字“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完全取自明太祖北伐宣言：“驱逐胡虏，恢复中华”[2]，二者所差，一字而已。由这番历史勾连，“明末遗恨”隐然指向“中华”的得而复失，和“胡虏”的卷土重来，明清鼎革于是被提取为一段悲情史，以发挥激醒现实的作用。
1706901367
1706901368
对此，应该话分两头。
1706901369
1706901370
一方面：一、明朝确为满清所亡；二、由明到清，属于外族入侵而非汉族政权的内部更迭；三、满人入主，对中华文明步伐确有延缓、拖累和打断的作用。以上三点，应予确认。
1706901371
1706901372
但另一面，从十七世纪中叶到晚清，中间有二百五六十年的时间。这二百来年，非寻常可比。其间，整个世界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假若可以起死人于地下，让明末某人与清末某人就历史观、国家观、民族观讨论一番，其沟通之苦，恐如鸡同鸭讲。换言之，这种思想及话语上的断裂与阻隔，千万忽视不得。
1706901373
1706901374
所以，从晚清到抗战期间，近现代人士有关明季历史的读解，有立足史实的一面，但不能否认，也有夺他人酒杯、浇自家块垒的另一面。他们的确在谈论明末，却未必谈的全是明末，也夹带了不少现实情怀。克罗齐那句“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3]，虽已被引得不能再滥，我们却仍须再借重一次。他说：
1706901375
1706901376
当生活的发展需要它们时，死历史就会复活，过去史就会再变成现在的。罗马人和希腊人躺在墓室中，直到文艺复兴时期欧洲人的精神有了新出现的成熟，才把它们唤醒。[4]
1706901377
1706901378
近现代以来两次南明热，情形与此相类，都是基于现实需要而造成“死历史复活”。
1706901379
1706901380
虽然克罗齐揭示了历史学的一种普遍情形，我们却并不愿意一切历史果真都成为“当代史”。就个人言，有些时候我乐于阅读使历史往事与当下视野很好结合的作品，为成功的“古为今用”击节叫好；但另一些时候，我想说“不”，主张还原历史，使之与现实相切割、各不相扰。这似乎矛盾，其实不然。历史本来就包含两种关系，一是相通性或相似性，一是差别性或特殊性。对于相通与相似，我们挖掘疏通；对于差别与特殊，我们甄别明辨。就这么简单。
1706901381
1706901382
关于明末一幕，具体讲，当时明、清两个政权之间的关系，尤其是弘光朝的对清态度及政策，以及满清在弘光政权覆亡中起何种作用等，我以为不能搞成“当代史”。这基于两点：第一，充分意识到时代的跨度，古今不同，明人没有我们现在的思想感情，不能把朝代所不具备的思想感情强加给他们；第二，非要那样做，许多事情解释不通，我们将迷失真相，无法了解历史本身究竟如何，最终只会得到错误知识，而且越积越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