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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二十三日御前会议，形成如下结果：决定正面呼应满清，双方“通和讲好”；为此，组建并及早派出使团，出访北京。在这基本对策下，还研究和明确了许多细节问题[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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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决定对满清进行经济补偿，分为两个方面：一是“助我剿寇有功，复应劳军若干”，即其入关作战的军事耗费补偿；二是未来每年的“赏赐”及定额，答应崇祯三年标准之上逐年递增，“每量增岁币十分之三”，并且补足历年所欠之款（崇祯三年后因边衅停给），不过这项钱款的支付，附有以下说明和条件，即眼下“物力未充”、暂不付与，同时须“俟三年马匹不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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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考量在“国书体裁”中，亦即作为官方正式口径，对满清君主以何相称。“景泰中曾称‘也先可汗’，或‘可汗’，或称‘金国主’，宜会议。”留待进一步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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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交涉时，本朝使节所持礼仪。“今彼据燕京，称帝号，我使第不至屈膝，即是不辱命，全天朝礼。”曩往，大明居帝尊，以女真为臣属。眼下后者称帝，明朝无力与之计较，只能退而求其次，至少不被以臣属相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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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对使节的授权。主要是赔偿（“赏赐”）额度；规定使节“到时可议”，即允许有一定弹性，具体是“十万上下，听便宜行”，但“十万以外太多，必须驰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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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将经济赔偿与收复失地挂钩。会议提到，为防止“卤先勒银币，然后退地”，给钱之前，双方应该“歃血誓盟”。不过，这方面准备达到的目标，史料中没有很明确的结论。起初说法是：“如议分地，割榆关（山海关古称榆关）外瓯脱与之，以关为界。”这主要是因为，北京有明室陵寝，“若议榆关内，则山陵单弱，何以安设备守？惟不妨金币优厚”，所以希望用多给钱的办法保住北京。不过，后来明显觉得这不太可能，高弘图说：“必不得已，山东决不可弃，当以河间为界。”亦即对于未来边界，明朝打算最多让步到冀鲁之间。但这究竟仅属高弘图个人意见，还是会议的结论即是如此，尚不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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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内容，必然引起争议。工科都给事中李清质疑，谈判如若有成，恐怕明朝反受其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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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得，而我之酬谢穷；既得，而虏之征求何极？昔寇准遣曹利用款辽，曰：“尔所许，过三十万则斩汝。”然未几复益至五十万，积渐使然也……民穷而饷匮，饷匮而兵枵，兵枵而卤突，情见势屈，恐江南已骚然靡敝。[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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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忧虑未为无理，以当时态势言，则并不在点子上。除非明朝有把握战而胜之，将满清驱回关外，否则，“以金钱换土地与和平”其实是比较经济的办法，因为战争消耗显然将大大高于赎买的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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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会议，是了解弘光朝的好材料。我们由此知道，它打算“以币乞和”，并准备在领土问题上对满清让步。不过，除了看得到的内容，还有深度解析的必要。倘若足够细心，会发现某个议题的缺失。先前，无论在凌建议、史可法奏章还是满清文告中，我们都曾见到一个共同内容，即：明军西进，与满清联合追剿李自成。这个问题，在御前会议有关记述中只字未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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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探讨一下，这个问题关系着什么。在满清而言，它把入关与李自成作战，揽为义举，并一直借此从名誉上打压明朝。它主动提议与明军共进恐怕不是出于真心，而是料定明朝做不到这一点，打道义牌，从而彰显后者“不忠不义”。而凌、史可法等明朝有识之士强烈主张西进，正是看到这一点，史可法曾在另一道奏疏中忧虑地指出：“虏假行仁义而吾渐失人心。”[41]与此同时，他们认为联清西进，具有战略价值。凌称之为“名为西伐，实作东防”；史可法指出，这既可“借兵力之强，而尽歼丑类”，又兼收阻“胡马南来”、防“凶寇东突”之效。再有，是否迈出西征这一步，根本而言关乎“恢复大业”。史可法等深知，当时整个朝政窳窆百现，积重难返，谁都无法使其有全局的改观，于是希望借西征启其一端，令“不急之工、可已之费，一切报罢；朝夕之宴饮，左右之献谀，一切谢绝”[42]，振奋精神，扭转“偏安”思维，将朝政纳入“恢复”正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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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观御前会议，独独对西进不着一字，也就明白南京主导思想上无意于“恢复”。这才是弘光政权的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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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现代人一见“乞和”、“割地”，往往痛心疾首，以为大慝。但在古代，这并非想象的那样严重。古代不存在严格的国际法体系，盟誓、条约有一定约束力，可是真的加以无视和撕毁却也不算什么，没有联合国、海牙国际法庭之类居中仲裁、估衡罪责，争端最终还是由实力来解决，我们看春秋战国间，那种不断盟会又不断毁弃的闹剧，正不知有多少。十七世纪中叶，起码在中国，依旧如此；今日予之，却不妨于条件发生变化的明天，重新夺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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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二十九日召对，令人印象深刻处，不在于讨论了对满清的赔偿与割地问题，而在于对西进问题完全不提。假如明朝一面着手与满清媾和，暂屈大丈夫之所当屈，一面顺势而动，整顿兵甲、驱师西进，我们对局势的解读，尚能于消极中捕捉一丝向积极转化的因素，对未来则尚有想象的余地。那一缺失或消失，不单证实了来自满清的判断，也向历史证实，这朝廷确已自弃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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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使北京的使团，倒是很快组成了。七月初五，宣布使团由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佥都御史左懋第领衔，马绍愉、陈洪范为副使。临行，左懋第辞阙，痛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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臣所望者恢复，而近日朝政似少恢复之气。望陛下时时以天下为心，以先帝之仇、北京之耻为心……抚江上之黎氓，而即念河北、山东之赤子……臣更望皇上命诸臣时时以整顿士马为事，勿以臣此行为必成；即成矣，勿以此成为可恃。必能渡河而战，而后能扼河而守，而后能拱护南都于万全。[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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