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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洞：弘光纪事 [:17068998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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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洞：弘光纪事 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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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会议，是了解弘光朝的好材料。我们由此知道，它打算“以币乞和”，并准备在领土问题上对满清让步。不过，除了看得到的内容，还有深度解析的必要。倘若足够细心，会发现某个议题的缺失。先前，无论在凌建议、史可法奏章还是满清文告中，我们都曾见到一个共同内容，即：明军西进，与满清联合追剿李自成。这个问题，在御前会议有关记述中只字未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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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探讨一下，这个问题关系着什么。在满清而言，它把入关与李自成作战，揽为义举，并一直借此从名誉上打压明朝。它主动提议与明军共进恐怕不是出于真心，而是料定明朝做不到这一点，打道义牌，从而彰显后者“不忠不义”。而凌、史可法等明朝有识之士强烈主张西进，正是看到这一点，史可法曾在另一道奏疏中忧虑地指出：“虏假行仁义而吾渐失人心。”[41]与此同时，他们认为联清西进，具有战略价值。凌称之为“名为西伐，实作东防”；史可法指出，这既可“借兵力之强，而尽歼丑类”，又兼收阻“胡马南来”、防“凶寇东突”之效。再有，是否迈出西征这一步，根本而言关乎“恢复大业”。史可法等深知，当时整个朝政窳窆百现，积重难返，谁都无法使其有全局的改观，于是希望借西征启其一端，令“不急之工、可已之费，一切报罢；朝夕之宴饮，左右之献谀，一切谢绝”[42]，振奋精神，扭转“偏安”思维，将朝政纳入“恢复”正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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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观御前会议，独独对西进不着一字，也就明白南京主导思想上无意于“恢复”。这才是弘光政权的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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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现代人一见“乞和”、“割地”，往往痛心疾首，以为大慝。但在古代，这并非想象的那样严重。古代不存在严格的国际法体系，盟誓、条约有一定约束力，可是真的加以无视和撕毁却也不算什么，没有联合国、海牙国际法庭之类居中仲裁、估衡罪责，争端最终还是由实力来解决，我们看春秋战国间，那种不断盟会又不断毁弃的闹剧，正不知有多少。十七世纪中叶，起码在中国，依旧如此；今日予之，却不妨于条件发生变化的明天，重新夺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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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二十九日召对，令人印象深刻处，不在于讨论了对满清的赔偿与割地问题，而在于对西进问题完全不提。假如明朝一面着手与满清媾和，暂屈大丈夫之所当屈，一面顺势而动，整顿兵甲、驱师西进，我们对局势的解读，尚能于消极中捕捉一丝向积极转化的因素，对未来则尚有想象的余地。那一缺失或消失，不单证实了来自满清的判断，也向历史证实，这朝廷确已自弃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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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洞：弘光纪事 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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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使北京的使团，倒是很快组成了。七月初五，宣布使团由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佥都御史左懋第领衔，马绍愉、陈洪范为副使。临行，左懋第辞阙，痛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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臣所望者恢复，而近日朝政似少恢复之气。望陛下时时以天下为心，以先帝之仇、北京之耻为心……抚江上之黎氓，而即念河北、山东之赤子……臣更望皇上命诸臣时时以整顿士马为事，勿以臣此行为必成；即成矣，勿以此成为可恃。必能渡河而战，而后能扼河而守，而后能拱护南都于万全。[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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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明已抱诀别之意，字字泣血，历历可见。明朝实不乏这样的忠正之臣，可惜，他们都不能挽狂澜于既倒。那种整体的隳坏，正如《左传》所言：“疾不可为也，在肓之上，膏之下，攻之不可，达之不及，药不至焉，不可为也。”[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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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似乎觉得，向北京派出使团，便万事大吉，重新变得无所事事，此后我们只看到一些零星记载，如七月十七日将出使名义从“款北”改为“酬北”（“款”有藐视之意）[45]，八月初四补充决定“优恤”吴三桂之父吴襄、赠其“蓟国公”[46]，九月初二“史可法请进兵恢复，诏以‘北使方行，大兵继之未便’。”[47]之外再无动静，哪怕屡有塘报报告“和议未成”[48]，包括十二月中旬使团成员陈洪范只身南归、从而确知和谈失败[49]，南京也都没有任何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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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忠贞公文集》书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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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懋第，山东莱阳人，崇祯七年进士，时任右佥都御史兼应（天）徽（州）巡抚。朝议组建使团赴北京与清和谈，无人应命，左懋第主动进奏，要求北上。后遭满清扣押，不屈被害，获誉“明末文天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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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自成像，作者佚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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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绘像体现了当代英雄主义画风，从人物姿态、表情、目光、面容等看，应为“文革”时期作品，其手法与特征曾广泛见于当时工农兵形象宣传画。以之与明人史著中李自成相对照，历史反差感极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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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朝廷状态如此，史可法却没有放弃。他权当先前建议已获默许（确实也没有遭到否定），而自行准备。从所见材料看，南京主事者从未对他的准备工作给予任何实质的支持，但他一直都在积极筹备，纵然只是孤旅一支，纵然只是象征性地表示明朝采取了行动，也要将它变成事实。八月十八日，他向朝廷报告“将北伐”，“命申纪律”[50]，九月初二，请求正式进军，但被以等待和谈结果为由，下令暂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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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后，史可法曾多次敦促。九月二十六日，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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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镇兵久驻江北，皆待饷不进。听胡骑南来索钱粮户口册报，后遂为胡土。我争之非易，虚延日月，贻误封疆，罪在于臣。[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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