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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洞：弘光纪事 民心·头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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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把满清在北方进展顺利，视为北方民众怯懦的结果；也不认为南人在抗清中的奋不顾身表现，可以将历来的南人柔弱、北人剽悍这种看法加以颠倒。一般来讲，北人勇鸷，南方民风偏软，是客观特点。明清代际南北民众的表现，所以各反其常态，并非民风有变，而是别有原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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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洞：弘光纪事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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峰峦如聚，波涛如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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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河表里潼关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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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西都，意踌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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伤心秦汉经行处，宫阙万间都做了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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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百姓苦；亡，百姓苦！[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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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支题为《潼关怀古》的《山坡羊》，乃元人张养浩所作。天历二年（1329），“关中大旱，饥民相食，特拜陕西行台中丞。既闻命，即散其家之所有与乡里贫乏者，登车就道，遇饿者则赈之，死者则葬之。”[2]想来，此曲或即张养浩途经潼关，感念交集而就。到任后，他未尝家居，止宿公署，昼出赈饥，晚归祈祷，“终日无少怠。每一念至，即抚膺痛哭”[3]。积劳过度加上无尽忧伤，这六旬老者终致不起，短短四个月殉职于任上。就此言，《潼关怀古》或是张养浩一生所作散曲的绝笔。其间，“宫阙万间都做了土”，书尽历史之可悲与不公；紧跟其后那句“兴，百姓苦；亡，百姓苦！”涌自肺腑，撕帛裂云，一吐为千古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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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恐怕张养浩亦不能料，时隔三百年，令他感慨万端的潼关，将再次如火如荼演绎“兴亡”一幕。崇祯十六年（1643）十月初六，“李自成陷潼关，督师尚书孙传庭死之。”[4]西安门户为之洞开，仅六天，西安告破。翌年正月初一亦即甲申年（1644）元旦，李自成建大顺国，次日发兵，出潼关进军北京。四个月后，从原路败回，再过潼关。当年十二月下旬至翌年（1645）一月中旬，顺清两国集结大军在潼关决战。一月十二日潼关陷落，李自成率部从西安南逃，从此流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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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多内，潼关迭面世变。李自成四过潼关，两番得意，两度失意。他先以“寇”入、以“帝”出，数月后相反，以“帝”入而以“寇”离。在他，此可谓成王败寇、一线之间。但三百年前，为救济饥民而来的张养浩，置身历尽兴亡的潼关，心中只想到三个字：百姓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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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洞：弘光纪事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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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二十五史，所述无非兴亡。然而，这字眼之于庶民却可以说没什么关系。兴也好，亡也罢，旧符换新桃，无非你方唱罢我登场。那些忧君之伤、亡国之痛，写满史册，其实都是士夫臣子的情怀，与真正的庶民多半无关。问题在于，修史的能力及权力，握于后者之手，庶民何感何想，后人其实概无所知。而这往往成为盲点，使人不知不觉中以为正史野史的主题和感情，能够反映时世、代表民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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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没有的事。真实的时世、民心怎样？崇祯末，北京流传民谚：“只图今日，不过明朝。”一语双关。又说：“鞑子、流贼到门，我即开城请进。”[5]对于明亡，不悲痛，不眷恋，一言以蔽之，痛痒无关。这朝廷、这国家，不以人民愿望而建，亦不曾就任何事情听取人民意见，人民没有认同感，亡与不亡，干我何事？所以赵士锦才目睹了北京居民如下表现：三月十九日晨，北京全城告破，“至午后，百姓粘‘顺民’二字于帽上，往来奔走如故。”[6]城破前，北京人确实感到恐慌，因为他们不知道是否会大祸临头，等到传来消息“好了好了，不杀人了”，马上恢复平静。“奔走如故”几个字，尽现民众的无动于衷；占领军要求帽上粘“顺民”二字，无非一是表示顺服，二来寓有“大顺子民”之意，对此，大家也毫无心理障碍地接受。一代王朝轰然倒地，这场巨变，我们在将近四百年后说起，每每还有惊天动地之感，可当时京城民间，竟如此平淡或冷淡，简直像什么也没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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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独有偶，清末民初鼎革，人民又有类似表情。当时的启蒙者倍感痛心，叹为“麻木”，从中抽取出国民性。这固然不错，然而想一想二千多年代代兴亡，从来是权力者游戏，无论怎样，百姓所得不过是个“苦”字，那么，怎能不“麻木”，又为何不“麻木”？作为经历甲申之变的人，计六奇把明朝崩解原因归于“各自为心”[7]。这个总结，或者更在点子上。大家心腹不一，成王败寇是你们之间的事，小民操什么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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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洞：弘光纪事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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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单不操心，在北方，朝廷崩解之后的乱世，还被当做短暂的机会加以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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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同样压榨严重，但因土地瘠薄，气候较差，物产不足，北方百姓生存普遍比南方更难。这也就是为什么暴乱会在北方发展壮大。在中国，加入暴民行列，几乎都是走投无路、万不得已，但凡尚存一点余地，就不致有此决断。换言之，李自成百万之众，仅为最不堪生活的一小部分赤贫之民，这以外，介于一贫如洗与尚可挣扎、能忍与忍无可忍之间，人数更多。他们只须很小的理由，就会回避直接变身为“草寇”。骨子里中国民众都不愿而且惧怕惹事，但这不表示心中不藏着不满与怨恨。所谓“良民”，只产生于幸福、合理的社会；在严重不公平的社会中，本质上没有“良民”。之所以很多人保持着“良民”表象，没有一变而为“暴民”，不过是他们在忍气吞声与铤而走险之间进行着换算，如果得不偿失，大多数人就都选择忍耐。显而易见，忍耐虽苦，却至少性命无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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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这以某种平衡未曾失去或被打破为前提，比如说统治秩序的存在。在好社会中，绝大多数人有自觉遵守法度的意愿，他们认为，制度不仅对自己形成直接保障，即便其中某些限制，其实也是从反方向体现了自己的利益。相反在劣坏的社会，如果人们尽力不触碰法度，通常不是出于拥戴和主动遵守，而是因为惧怕；一旦不必惧怕，法度便立刻显出可笑和空洞的样子，成为众人亟欲突围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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