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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洞：弘光纪事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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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意味着，南方民众拥护与爱戴朝廷呢？非也。朝政陋劣、官奸吏猾、师如虎狼，这些都是不分南北的。王朝种种弊窳，北方有的，南方一点也不少。如果北方民众满怀厌憎，南方民众也没任何理由感到喜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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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借桐城一支官军，略觇其情，其为罗九武所部。由它的表现，我们可以知道所谓官军在残虐居民上，是怎样不让“流贼”。戊寅年（1638）十月，张献忠再围桐城，城内守军即罗九武部。到十二月，城中食匮，“多饿死，或割死人肉以为食”。纵当此时，城内官军仍不中断“入人家劫掠”，“十百为群，横县中”。这时，典史张士节出面召集“少年数百”，说：“贼乱于外，兵乱于内，一县中如困汤火。今吾与若等溃围力战，或以是激励三军之士，而少纾贼祸。”他要率这几百青年，组成敢死队，出城杀敌，冀能以此激励官军士气，转变“贼乱于外，兵乱于内”态势。“少年皆从之，于是歃血祭纛，每夜出袭贼，断贼头，夺其马牛及其粮食”，颇为成功。不料，战罢回城，“皖兵辄要劫之于路，而谓所杀者皆官兵，于是少年皆逃散，不敢复杀贼。”[22]后来，张献忠又引兵他去，桐城因解围，而这居然被罗九武引为己功，“自以城守功高，骄悍不可法度治，时时劫掠居民”。人民不堪，诉于地方官张亮。张亮是正派人，是非分明，“右民而左兵”，于是“兵皆怨，相谋作乱”。桐城的灯会很有传统，癸未年（1643）元宵节，罗九武假装好意，以“逆贼远遁”、“以示休息”，提议准许民众放灯，“固请之”，县官也就同意了。“居数日，军民皆送灯公堂，兵忽乱，驱民尽击之”。显然这是策划好的恶作剧，向县官当面示威，以报复后者胆敢向着百姓。这样，“桐人苦兵之扰也，纷纷渡江而南，张亮恐邑空虚难守，禁之不能止。”[23]罗九武并不因此稍敛，“自谓城守功高，桐之子女玉帛相随入两营者，不可胜计”。福王立于南京后，罗九武升了官，“乘中外危疑，益肆剽掠无忌。”乙酉年（1645）四月，左良玉东犯，“安庆戒严，罗九武等乘间遂掠仓库”；四月八日夜，罗九武在桐城“命其兵作乱，大掠三日乃止。十七日，分兵入西乡焚掠。又数日，分兵入东乡、南乡、北乡焚掠。少妇幼女男子，被掳者凡五六千人，相号于道”。[24]直到清兵打下桐城，此害方除：“散其所部兵。凡所掠子女，俱令释去”，“斩九武等于市”。[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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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来，明季动乱，最大受益者便是挟武自重的军人。他们由人民所纳赋税供养，所为却未必是护卫人民，相反往往借乱滋事，剥夺抢拿，无所不至。所以很多稗史中，记述者都慨叹兵贼等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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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自成进军北京引发的大溃退，四月间达到高潮。其中最具震动性的，是总兵高杰南逃。之所以震动极大，有两个原因：第一，这支军队规模庞大，据说达四十万之众，且作风剽悍，破坏性非寻常可比；第二，它逃至南方后，意欲占据扬州，由此以及一些阴差阳错的缘故，导致军民激烈冲突，酿成严重流血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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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时局极乱，高杰军抵南方的具体时间，诸史不甚了了，惟《爝火录》明确记为四月初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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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六日癸亥……总兵高杰，率其部下李成栋、杨绳武等十三总兵、四十万众渡河，大掠晋中，鼓行南下，邳、泗之间惊曰：“高兵至矣！”居人夺魄。颍守将张上仪发巨炮遮击之，始却。[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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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行止未详，据《国榷》，四月二十七日马士英为扶立福王，“征总兵黄得功、刘良佐、高杰等联舟南下”[27]，则高杰当于此时军次扬州附近。五月九日，朱由崧在南京以监国身份入居大内，第二天，高杰即动手取扬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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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兵高杰兵欲入扬州，士民不纳，遂恣攻掠，城外庐舍俱空，江南北大震。[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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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杰横暴，固因本人及所部起自草莽，漫无军纪，然而也明显与定策、迎立过程中朱由崧的借重有关，刘宗周《再陈谢悃疏》就直言不讳：“陛下又挟镇臣以为藩，宁负百姓，而不敢失诸镇之心。”[29]皇上既有此心态，高杰等自然感到无论如何，都不在话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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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杰欲取扬州，与抗敌无关，与剿寇无关，跟任何军事原因通通无关，而与两点有关：一、安顿家小。对此，高杰本意是过江，而非占据扬州：“总兵高杰大掠江北，声言欲送家眷安顿江南，约刘泽清刻日渡江。”朝廷闻讯，“勉以大义，而江南辇毂重地，不便安插家口。”[30]于是转以扬州为目标，“以繁富争之”[31]。二、军阀间负气。此由著名的“设四藩”而起，五月十三日，史可法上《议设四藩疏》，提出“其一淮徐，其一扬滁，其一凤泗，其一庐六”[32]的规划，但几天后，十七日史可法又上《四不可无疏》，“四藩”规划变了，变成“淮海”（刘泽清）、“徐泗”（高杰）、“凤寿”（刘良佐）、“滁和”（黄得功），原方案内的扬州消失，变成“督师应屯驻扬州，居中遣调”。[33]这个变动的秘密在于，五月十三日规划里“黄得功分地扬州”[34]，高杰、刘泽清都不满，内哄一触即发，“时得功兵至天长，高、刘整师应敌”[35]，此外还有李栖凤、张文昌两支部队，也摩拳擦掌。职是之故，扬州被从“四藩”范围抹掉，改为史可法的督师驻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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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州居天下膏腴”，“子女瑰宝累万万”[36]，繁华程度，当世罕匹，这仅格局上即可看出。它很特别地有新、旧两城。新城之辟，纯因商贸、娱乐业极盛，规模巨大，旧城容不下，犹如市场经济高速发展后今天许多大城市所创建的各种新区。《甲申朝事小纪》称新城为“肆卖区”，亦即以经营为主的非居住性质的专门商业区。这种只为商业而形成的城区，不像古代城市一般兼具军事功能，城防设施应该较弱抑或未设防。所以高杰兵至，才能够畅通无碍地大行抢掠，“庐舍焚掠殆尽”。起初扬州人“厚犒之”，希能令彼退兵，但“不去”，由此扬人关闭市场、退入旧城、登城死守。[37]高杰兵于是被激怒，暴行滔天，有说其“得城内百姓则杀之，若居城外者，截其右手，杀人甚众”[38]；有说“杀人则积尸盈野，淫污则辱及幼女”[39]。五月二十二日，发生最严重的事态，进士、新授兵部职方司主事郑元勋出城至高杰军营充当调解，返回时，被守城民众疑为高杰奸细，“猝碎其首，脔割之殆尽”[40]，“仅存遗骨数寸”[41]。二十六日，已至扬州的史可法与高杰达成协议，“将杰兵移驻瓜州”[42]（瓜洲，今扬州邗江区，时辖于江都县），事件遂以此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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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简述其经过，实际上，事件内容颇为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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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高杰欲入扬州，出于个人小算盘不假，但名正言顺、手续完备——是“奉旨”而来。五月二十三日他在给朝廷的奏疏中称：“奉旨分防扬、仪，人人登陴罢市，抚道（地方官）不出。”[43]此亦获证于史可法：“镇臣高杰之兵奉旨驻扬，扬人坚不肯纳。”[44]我们前面曾说，五月十三日提出了“四藩”方案，五月十七日又加以修正，最终决定史可法开府扬州；现在看来，这当中似乎还有一次调整，即曾决定将扬州拨与高杰为驻地。如此，则高杰欲入扬州非但不是狥私擅行，倒属于执行命令和公务。自高杰方面言，阻其入城，类同叛乱；予以攻打，师出有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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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关于高杰部在扬州的焚杀，据史可法就郑元勋被害所上之《悍民惨杀乡绅疏》[45]云：“初到之时不无骚扰”，系其先头部队所为，高杰本人时尚未至，“及镇臣既至，取犯兵而斩以狥，日不下十数人”，整治颇严。此亦证于《甲申朝事小纪》郑元勋传：“入杰营，晓以大义，且责其剽掠状。杰为心折，好慰元勋曰：‘前事特副将杨成为之耳。’出禁令退舍（退还民居），且诛杨成。”[46]郑元勋返回城里之为乱民所杀，即因其转告高杰话语时，人们将“诛杨成”误为“诛扬城”，一时激愤而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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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此事与罗九武之在桐城有所不同。高杰部犯有众多暴行无疑，而扬州民众亦非单纯受害者。万元吉从南京前往扬州路上，“兵民构祸，寸步皆阻。扬州民尤甚”，“兵与民相杀，民又与兵相杀”。[47]史可法也提到，扬州百姓“日于河边草际取零兵而杀之，因是结衅愈深，竟不可解”。[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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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郑元勋被害，凸显事件中民众并非“绝对无辜”。郑氏乃徽州歙县人，客居扬州，急公好义，勇于担当。他因与高杰曾有一面之交，此时挺身而出：“事急矣！吾不惜此身以排乡人之难。”而单骑造杰。其时，情实不可测，家僮阻之，郑氏叱而坚往。至则果然说动高杰，高杰“敛兵五里外”，表示：扬州四周还有很多其他部队（“七大将士”），均因缺饷而挨饿，“岂独蒙恶声乎？遣骑询之，果吾兵，当尽诛以谢。他人非吾责也。”保证管好自己部下。郑元勋拿到高杰的保证书，“急走城上，集公府讼言之。或扣马止之，勿听。”人们先入为主，认定他是高杰同党，根本不听他说些什么，“露刃围之数重，顷刻刃起，遂及于难。”[49]事后，扬人亦悔郑氏之冤，而将其神化：“自后，扬人常夜见公于城上，峨冠绯袍，指挥而过，若天神然。”[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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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高杰部先前在淮北的劣迹，经传闻而放大，扬州民众多少有耳食之嫌。彼此尚未谋面，成见已铸，势不两立。例如，五月初七扬州士绅王傅龙奏道：“东省（山东）附逆，河北悉为贼有，淮、扬自为守。不意贼警未至，而高兵先乱。自杰渡河掠徐，至泗、至扬，四厢之民，何啻百万，杀人则积尸盈野，淫污则辱及幼女。”[51]这里面有事实，但未必尽属事实。所以，史可法关于扬州冲突总结了三条：“扬人惟利兵去，各兵惟愿驻扬，好事者遂造为不根之言。”扬州人坚决不肯驻军，各军偏偏又都愿驻于扬州——针尖麦芒，遂成胶着，而各种恐怖传闻则在当中起着催化发酵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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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事件，粗看是非分明（官军荼毒民众），细看又有些含混。暴行仅出于高杰手下一部分将士，其统帅可能并不知情，有些暴行可能来自其他部队但账却都算在高杰部的头上，民众也有暴力表现且反应过激、拒绝调解，同时从高杰乃“奉旨”驻防角度言，扬人所为反而“不合法”。然而，是非在此其实不重要，重要的是扬州冲突表明，人民对朝廷不信任、拒绝和抵制。实际上，这就是一次民间自发抵制朝廷的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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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州人民明明知道高杰入扬州系有旨意，是朝廷正式决定，这一点，高杰本人应曾向城内明示，首辅史可法也一再加以证实。由此可见，民众所拒绝的不单是高杰，实际矛头最终针对朝廷。朝廷派高杰驻军，冠冕堂皇的说法当然是抵御虏寇、守护扬城，而民众的坚拒，无异乎否认这种可能性，无异乎公开指出朝廷及其军队根本不会保护民众。他们宁愿相信和依靠自己，自行担负守卫任务，也不愿引狼入室、开门揖盗——在他们眼里，如今朝廷之于虏寇实无分别。朝廷派去调查的兵部员外郎万元吉发回报告，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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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州、临淮、六合，所在兵民相角。兵素少纪律，民更近乖张。一城之隔，民以兵为贼，兵以民为叛，环攻弗释。[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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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描述比较客观，双方各有责任。在军队一方，“素少纪律”是事实，是事态导火索；在民众一方，有旨不奉，亦属“乖张”。“一城之隔”四字，特别生动地揭示了彼此认识上的睽隔：城墙之内，“民以兵为贼”；城墙以外，“兵以民为叛”。中间只一道墙，立场竟如隔天渊，根本无解（“弗释”）。关于兵民敌对情绪，万元吉在另一奏疏中，分析荆襄（左良玉防地）、江北（“四镇”防地）两地前景时，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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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处兵民积怒深怨，民必争迎贼以报兵，兵更退疑民而进畏贼，恐将士之在上游者却而趋下，在北岸者急而渡南，金陵武备单弱，何以当此。[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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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后，当左良玉起事时，这两点几乎全被言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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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墙之隔”而其心各异的情形，表现为兵民嫌怨，内里则是民间社会与朝廷已经脱节。不难认定，扬州冲突实质在民众对朝廷信任全失，乃至欲与现政权相切割，而萌发出类乎自治的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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