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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洞：弘光纪事 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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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民众的离心离德，扬州冲突是一次集中表现，小于此规模的，尚有许多事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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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且据文秉《甲乙事案》，以甲申国变至弘光被执为时间段，从中摘录一些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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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申四月二十八日，凤阳总督马士英部将庄朝阳，“行劫单县，为民所杀”。[54]马士英标兵在淮安西门外焚劫，当地“义师”（民众自发武装）逮其三十多人。[55]同日，苏州士民焚掠在北降臣项煜、汤有庆、钱位坤、宋学显等四家，常熟焚掠时敏家，海盐焚掠陈之遴家。[56]六月初十，广昌伯、四镇之一刘良佐，报告朝廷：“臣开镇临淮，士民张羽民等不服。”临淮民众则反诉：“叛镇环攻，生灵涂炭。”[57]情形与扬州一样，惟事态较小。八月中旬，浙江东阳民变，波及义乌、汤溪等地；起因系官府不公，至“哄然沸乱”，浙江巡抚左光先派兵镇压，“诸民各保乡寨拒敌”。[58]八月下旬，芜湖民抢税银，主事陈道晖上奏：“抄关税银，被贼入署掠尽。”[59]乙酉年二月，浙江巡按“纵奴强掠市钱，民为罢市”。[60]此人曾当马士英问“饷从何出”时，答以“搜刮可办”，至此践其所言，致杭州罢市。四月，贵州籍明军在徽州“肆行劫掠”，“土人汪爵率众御之，杀其首恶数人”，朝廷“命擒爵抵罪”。[61]五月十二日，弘光皇帝、马士英、阮大铖先后逃离南京后，“百姓乱，拥入内宫，抢掠御用物件，遗落街衢”；又，“百姓千余人”擒辅臣王铎，“群殴之”，“须发皆尽”；将马士英与其子宅邸“焚毁一空”，“次掠阮大铖、杨维垣家”。[62]五月二十五日，朱由崧押回南京，“帝坐小轿入城”，“夹路百姓唾骂”，“有投瓦砾者”，[63]不得民心至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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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著亦各有记载。如《爝火录》卷二记，甲申年五月，“苏州枫桥一带，米牙斛脚千群，推官倪长玕部署之，练充乡兵，防守浒墅，驯其骄悍，消丛聚。”米牙，即米行；斛脚，乃米行脚伕，在最底层，迹近所谓“流氓无产者”，且群体特征突出，极易“丛聚”。至今苏州倪家弄口猛将堂东墙，存有《奉宪禁斛脚多勒陋弊碑记》，康熙三十一年八月立，文字多剥蚀，然自碑名中“多勒陋弊”四字，可略知其意而领略“斛脚”之“骄悍”。倪长玕用组成乡兵的办法，来消除为乱的潜质。不久倪长玕他任，接替者另搞一套，致“斛脚”们“遂相聚思乱，民皆逃徙，势甚岌岌”，上级只好仍让倪长玕管事，后者“晓以大义散解之，一境始安”。[64]又如《平寇志》记，乙酉年二月，福建汀州民变，由诨名“阎王猪婆”的人领头，“盘踞芜子湖，劫掠横行”。巡抚张肯堂派宁化知县于华玉招抚，“既往，贼横，几不免”。不过，于华玉仍设法予以说服，带着几百人回来。张肯堂将其改编，“命华玉率之勤王”，但走到浙东就“各散去”。[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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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洞：弘光纪事 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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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诸以上，我们发现南北民心应无不同。说来，南北百姓皆苦，且各有所苦。曩者多以为南方自然条件好，物产丰盈，日子较北方好过。客观而言，确有此差别。然而却有些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北方贫瘠，生存倍艰，不过要看到，北方民众的经济负担较南方轻很多。黄宗羲说“今天下之财赋出于江南”[66]，这是强调的语气，不能理解为北方百姓不出赋税徭役。不过，明朝财赋泰半落在东南人民肩上，大概是不错的。那条大运河为何是明朝生命线？即因赖此东南钱粮才源源北上，为朝廷输血。如谓北京乃明朝心脏，大运河便是使它维持搏动的血管。自朱棣迁都北京以来，大运河从东南疯狂吸血二百余年，每位东南百姓一年劳作的果实，“解运至于京师者十有九”[67]。东南人民除了贡献粮食、盐、棉花、丝织和库银，甚至要从收到运一条龙负责到底。例如贯穿整个明朝，苏松常嘉湖五府承担的“白粮”，不仅“全征本色”，且“民收民解”，费用惊人，沿途要受各关津闸坝官吏的勒索，支付纤夫费用，支付特殊情况下的临时转运、赁屋等费，经常遭到各地流氓地头蛇劫夺与敲榨，赶上恶劣气候也会造成额外损失……不一而足。最终加以核算，我们来看一位学者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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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称万历年间吴江县“大率费米六石有余，始完正米一石”。及至崇祯年间的官方报告，亦指出每船自起解至制销需“费至一千五百两”，平均每石费用为三两，按当时法定的一般粮价折算约为六石左右。如果再把解户因途中漂损而赔纳的部分计算在内，那么总的费用当然就更加浩大了。例如万历年间松江府有一位名叫宋宪的解户，因粮解“半遭沉溺，半为歇家侵渔”，一般之使费竟“负官税几二千金”，亦即共亏欠二千两，平均每石耗费高达四两，约折算为八石左右。[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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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南方条件虽较北方为佳，而若将沉重负担考虑在内，一般人民的景况也并不宽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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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明末北方多处爆发农民起义，史家往往提及极端化年景。如：“岁俭，无所得食，遂群聚为寇。”[69]“崇祯二年，秦大旱，粟腾贵。”[70]“草根木皮尽，人相食。”[71]北方自然条件差，较易遭遇极端化年景，南方一般较少。不过战乱背景下，这种事情也同样在南方出现，辛巳年（1641），张献忠围困下的桐城，便“城中食亦匮，多饿死，或割死人肉以为食”。[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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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很奇怪的，大动乱却只从北方涌起。《平寇志》载，短短一二年内，发生在陕西的起义，“其有名目者”（已闯出名头的），即有紫金梁、满天星、蝎子块、老回回……“凡二十四家”，晋、豫两省则有英王、王镇虎、朱温、赵令君……“凡三十八家”；又说“贼尽响河北”[73]亦即影响遍及河北全境，非以“蜂起”则不足以形容。而南方虽有零星事件，却始终未显燎原之势；相反，以我们前面举到的几例，倒有些虎头蛇尾，草草了事，官府轻易即予摆平。更有甚者，南方民众对于南下的北方造反者，一般不表支持，反而排斥、抵制，乃至与官府、官军联手打击。在北方，造反者所到之处迎附蜂起，常常里应外合。甲申国变后，赵士锦一行逃离北京南还，北方沿途多是乘乱而起态势，一过淮河，情形立变，由此以迄东海，州县居民纷纷组建乡兵，严防死守，欲将“贼寇”坚拒门外。前述桐城民众对张献忠，也持敌意。众多史述显示，李自成、张献忠在南方各地（荆楚至江浙，以及四川），难以聚集在北方的那种“人气”；南方民众与他们的关系即便不是排斥的，也在心理上表现疏离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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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岂不有乖“逻辑”？既然南方民众生存也很逼仄，所受压榨或且过之，一样苦大仇深，为何不与北方民众同仇敌忾呢？“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74]依照阶级斗争学说，解释不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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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阶级斗争，有别的解释。民风大概就是一种可能的解释。一般认为，北人剽悍，南人柔弱。南人缺少北人那种孤注一掷、好勇斗狠的气质，比较懦弱，比较胆小，容易息事宁人。以此性格，不光慎于“举事”，连“从乱”也不大敢。这种地域之见，通俗易懂，又似乎总能验之于日常见闻，因而弹此调者历来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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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如截止于乙酉年五月，我们或许只能将原因归结于南人心态及秉性。到那时止，东南民众看上去只是一副忍气吞声、得过且过的样子，面对横征暴敛、侵夺搜刮乃至洗劫焚掠，敢怒不敢言。北方造反者明明已经创造了浓厚的反抗气氛，他们居然也不顺势而动，加入暴动洪流。这不是民风柔弱、胆小怕事，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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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我们需要等候历史翻到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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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清兵攻下南京，进而向东南腹地拓展时，出现了令人震撼的情形。这支关外铁骑，从占领北京到向冀、晋、陕、豫、鲁，亦即整个黄河中下游北中国的推进，很少面临抵抗。抵抗在此，主要看民间行为，而非正规武装力量。因为明朝官军势力已在“大顺”扫荡下，或逃或降，基本绝迹，如果发生抵抗，只能靠当地民众。然而，很少看到这种记录。素来认为剽悍、尚勇的北中国人，比较安静地接受了异族占领和统治，连推行种族歧视的“薙发”政策时，北方亦是波澜不惊。反而在南方，尤其普遍认为民风软弱的江浙一带，满清却遭遇殊死抵抗，其惨烈、壮阔，二千年来无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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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这段历史，让人困惑。同是中国人，为何南北两地对满清占领，反应悬殊？又为何身材孔武、性格亦更刚猛的北方民众帖然以从，而从体力到性格都偏弱的南人，反倒爆发了巨大抵抗能量？倘执着于民风论，对此或许永远想不通。我后来体会到，事情当在别的层面，与民风无关。换言之，我们不把满清在北方进展顺利，视为北方民众怯懦的结果；也不认为南人在抗清中的奋不顾身表现，可以将历来的南人柔弱、北人剽悍这种看法加以颠倒。一般来讲，北人勇鸷，南方民风偏软，是客观特点。明清代际南北民众的表现，所以各反其常态，并非民风有变，而是别有原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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拆解答案之前，我们先对东南抗清情形，取得直观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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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洞：弘光纪事 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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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的抵抗，不限于少数人或个别群体，而有上下一体、不分阶层的全民性。且极具恒心与韧性，前仆后继，几年内，江、浙、皖、闽四地均可称“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为便于观察，我们挑选两个比较完整、集中的事件，了解其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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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州陷落，是一大标志，就此宣告清兵南侵事态不可改变，当时人们对此已非常清楚。乙酉年五月十三日，扬州消息传至嘉定——同日，赵之龙、钱谦益等在南京议定向满清投降，而朱由崧、马士英等已逃离，嘉定人尚不知也——他们仅从扬州陷落消息，即预测到前景，而有组织乡兵之议。从一开始，这就是民众的自发行为。知县钱默想溜之大吉，“百姓遮道止之，乃听士民议，按籍抽丁，以备他变。”[75]他们拦住县官，迫使他行使应有的职责。按籍抽丁，就是家家户户出人，全民皆兵。之后暂时平静，三十日，钱默还是逃走，乡兵一度散去。六月初四，清兵到嘉定，明朝吴淞总兵吴志葵每有骚扰，群众则尚未采取明显行动。闰六月十二日，满清下达薙发令，“至县，远近大哗，始谋举事矣。”[76]十三日，“人心愈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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