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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洞：弘光纪事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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偶尔，笔者也对历史抱不可知态度，为之感觉神秘和诡异。例如明末前后两桩“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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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桩，发生于万历末年，依次为梃击、红丸、移宫。梃击案，时在万历四十三年（1615）；后两案，则连出于万历四十八年（1620）短短三十天之中。那段时间，少有地热闹。先后死掉两位皇帝（神宗和光宗，他们分别创下在位最长和最短的记录），换了三位皇帝。热闹后面，是一连串扑朔迷离的宫庭秘闻，以及激烈的政治对抗。牵扯了几大集团；不单朝堂与内廷颉颃，朝臣之间、皇族内部也都各自分裂、罅隙难掩。不久，从“三案”引出《三朝要典》（三朝者，万历、泰昌、天启），顿时血雨腥风。幸好天启短命，登基七载而夭。他的弟弟朱由检，一旦践祚，即刻将《三朝要典》来个彻底否定。可事情却并不到此为止，余音袅袅，余波难平，以致明朝最后一段时光，始终为“三案”阴影笼罩，几无宁日。有人说：明之亡，亡于“三案”；虽有偏至之嫌，然仅自政治层面言，也八九不离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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岂知，弘光尾声，竟然又有新“三案”：大悲、太子、童妃。先前“三案”，终使王朝在北都崩解。及在南京复活，偏偏又闹了另一桩，而且也一闹而亡。一前一后，明朝南北两都，各被一桩“三案”次第击垮，岂不太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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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且不说，更诡异的是，两桩“三案”的情节直接看毫无关联，可是稍稍挖掘一下，却见它们之间有一根隐形的线索，遥相呼应、暗通款曲，教人不禁想起“冤有头，债有主”那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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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话怎讲？盖北京“三案”之起，都因朱翊钧偏私郑贵妃之所出皇三子。这位皇子叫朱常洵，后来封了福王，就藩洛阳。他非别人，恰便是眼下在南京当皇帝的朱由崧的亲爹。这对父子，一个是昔年北京“三案”的导火索，另一个则跑到南京惹出新“三案”。明代福王，前后仅此二人，却不约而同扮演相似的历史角色，形式雷同，效果一致，让人错愕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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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篇单表南京“三案”。以往史家，对北京“三案”所含政治、伦理内容，有深刻认识。推原本根，阐究精微。但对南京“三案”，却有些掉以轻心，似乎觉得不过是朱由崧的几段“花边新闻”。对此我们不得不说，前人视野终有其局限性。诚然，单论事情本身，南京“三案”不很曲折隐秘，然而其真正特色不在于此，而在于所引起的解读及反应。在这一层面，南京“三案”极其活跃，交织其间的声音丰富多彩，整个过程有如一面明镜，将社会心理表现得纤毫毕呈，所体现的强烈参与性、互动性在古代条件下堪称罕有。假如我们欲取活体组织，对弘光朝做显微式的病理检视，便没有比这更适合的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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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洞：弘光纪事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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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次而言，弘光“三案”，首先发生的是大悲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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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看甲申年将尽，十二月十五日（乙巳）深夜，有男人在洪武门外闹事。有关记载描述为“夜叩洪武门”[1]，单看这五个字，好像没多大动静；然而，根据叩门者完全疯掉来推想，声势应该不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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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被“叩”之门，可不是什么等闲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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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武门系何所在，一般恐怕都无概念。在如今南京，它不但久已不存，简直连痕迹也找不到。不过，我们却可以从明初《洪武京城图志》里得到一点知识和形象。简单说，它是南京紫禁城最南端第一道大门，亦即皇城前门，与作为后门的玄武门遥遥呼应。进了此门，便是皇家宫阙；以外，则为庶民生活居住区。什么人可得入内呢？除皇帝一家和侍候他们的一大堆太监宫女，只有官员——进门后，首先是一条称为“千步廊”的宽广御道，两侧分布着国家文武机构——总之，平民百姓“到此至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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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夜叩洪武门”的不速之客，虽然疯癫，对洪武门乃是“大内”之门禁，意识倒并不糊涂。当被问及来者何人时，他的回答堪称惊天动地：“自称烈皇帝。”[2]谁是“烈皇帝”？就是习惯上称为“崇祯皇帝”而由满清谥为“思宗”的朱由检。他明明已在半年之前，自缢于北京煤山，普天之下，哪个不知、谁个不晓？不意于此隆冬寒夜，阒寂无人之际，一位和尚从天而降，在洪武门外大呼小叫，自称崇祯，意欲“回宫”。守门卫士岂有二话？当即“擒之”，把他交与上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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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峰则报告了兵部尚书张国维。张国维但闻其事，立即说：“此等妄男子，但当速毙之，若一经穷究，国体不无少损。”[3]听上去颇为冷血，实则张国维是个好官。他这么讲，是因这种事必属死罪，毋须多问，而更重要的或他所以急于“毙之”，在于后半句：“一经穷究，国体不无少损。”他敏锐之至，已在第一时间意识到其中将有大麻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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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是《续幸存录》的说法。《明季南略》所载完全不同，也很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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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申十二月，南京水西门外小民王二至西城兵马司报：一和尚自言当今之亲王，速往报，使彼前迎。兵马司申文巡城御史入奏，弘光批：“著中军都督蔡忠去拿。”忠率营兵四十、家丁二十驰往。和尚坐草厅，忠入问，曰：“汝何人，敢称亲王？恐得罪。”和尚曰：“汝何人，敢问我？”左右曰：“都督蔡爷。”和尚曰：“既是官儿，亦宜行礼，我亦不较。且问汝来何故？得毋拿我否？”忠曰：“奉圣旨请汝进去。”和尚即行，忠授马乘之入城。[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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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样情节，差得不是一星半点。《续幸存录》里，大悲出现在洪武门前，而且半夜砸门，动静对比极其强烈。眼下他出现时，却远在“水西门外”，连南京城都还没进，坐在草厅之上，对着一帮小民吹牛。还有，前者说他被当场捆翻在地，“擒之”；后者却说很风光地被请进城来，骑着蔡都督的大马。还有第三个区别：洪武门前，他自报为“烈皇帝”，而水西门外的夸口，只是“当今之亲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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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两种情节之外，尚有他说。如黄宗羲《弘光实录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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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月十二日，有僧在汉西门外，自冒先帝。[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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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提前了三天，变成十二日，地点比水西门更远（相对紫禁城而言），是其西边的汉西门。但“自冒先帝”这一点，与《续幸存录》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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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秉《甲乙事案》（此书亦广泛讹传为顾炎武《圣安本纪》而流行，《台湾文献丛刊》所收录即是）则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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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悲系故齐藩宗人，狂言受先帝命，已复王爵。又狂言先帝实未宴驾，指斥上（指朱由崧）云云。[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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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较前面各家，文秉说法算是兼而有之：大悲自称齐王，但也带来崇祯未死的消息，且以崇祯代言人自居，指责弘光皇帝朱由崧不当窃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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