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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洞：弘光纪事 [:17068999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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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洞：弘光纪事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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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开完胜大顺，满清决定此时征明，还与另一件事有关。这就是明兴平伯高杰被刺身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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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申年十月十四日，高杰率部北上。这是弘光朝维持一年中，唯一显示了“收复失地”意愿的行动。行动开展颇迟缓，第二年一月，部队才抵达黄河南岸的河南睢州。此处乃总兵许定国的地盘，而许、高之间原有很深的旧嫌。高杰到来，令许定国既恨且怕。一以有仇要报，二来担心坐以待毙，许定国决心下手。至于高杰，却是比较典型的武夫，勇猛有余、心计不足。他膂力惊人，自视甚高，从不认为有人可以奈何得了自己。这严重的轻视，刚好成就了许定国的伪装。他设计赚下高杰，使其死于非命。也有说法称，这套计谋出自女流之辈——许定国之妻侯氏。《桃花扇》作者孔尚任说，康熙年间他为剧本积累素材时，访问了仍然健在的侯氏，当面听她摆此龙门阵：“康熙癸酉，见侯夫人于京郊，年八十余，犹健也，历历言此事。”[2]成功杀高之后，许定国立即渡河，投降清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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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杰被害，在乙酉年一月十二日。这个日子，刚好是清军占领潼关的当天。一些重大历史事件，总有这样奇异的巧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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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杰部队对明朝独具两大意义。第一，是明军主力中的主力，实力居四镇之首。兵力达四十万，仅次于四镇之外的左良玉，实际战斗力或尤在左部之上（左良玉兵多将广，却有乌合之众之嫌）。第二，尤比实力难得，高兵乃明军中尚能以大局为念、愿意报效国家的一支，其余都严重军阀化，心腹各抱。去年刚到南方时，它与别的部队没什么区别，甚至名声最坏，但经史可法争取与感化，主帅高杰有周处之变，一觉扬州之梦，毅然率部北进，“欲乘机复开、归（开封、归德），伺便入秦，夺其巢穴。”[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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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杰既死，本不堪一击的明朝益失所恃，连纸糊的灯笼都算不上。另外一个不利的方面是，许定国不光拆毁明朝仅有的柱石，自己还成为“南方吴三桂”，在满清南下过程中充当导引者。早在甲申十二月，许定国即对驻鲁豫的清军统帅肃亲王豪格送其秋波，“请我师渡河援之”，乙酉一月，再次派人联络，豪格均因“未奉上命，不敢渡河”而按兵未动。[4]二月上旬，许定国的敦请终于得到回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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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诚睢州总兵许定国奏：“孽寇高杰（高杰原系闯军部将，故称其“寇”）已用计擒斩，其余党尚未剿除，请发大军剋日渡河，以靖残寇。”得旨：“许定国计杀高杰，归顺有功，知道了。征南大军不日即至河南。兵部知道。”[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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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说，许定国叛变对清军决策构成了直接影响。他作为先前明朝的河防大将，能对满清提供多方帮助，从情报到实际的军事行动。事实上，占领归德时清军先头部队正是许定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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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洞：弘光纪事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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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季南略》：三月二十一日“许定国前哨抵归德”，二十二日“清豫王入归德”。[6]单看这笔记述，似乎清军是于三月下旬突然采取行动。实则，行动始于三月上旬。《东华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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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国大将军、豫亲王多铎等奏：“三月初七日，臣统兵出虎牢关口，固山额真拜尹图等出龙门关口，兵部尚书、宗室韩岱梅勒章京伊尔德，侍郎尼堪等统外藩蒙古兵由南阳路，三路兵同趋归德，所过州县尽皆投顺。”[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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虎牢关在荥阳，龙门关在洛阳。多铎报告表明，三月七日这天，清军从荥阳、洛阳、南阳三地同时进发，半个月后抵达归德（今商丘），并由本在左近的许定国部打头阵，一举拿下明朝在河南的这一桥头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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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距二月初八清廷下达进军令，已历一个半月。明朝直到归德陷落，方知清军已经行动。假如足够警惕，及时侦知动向，一个半月可做许多事。然而，没有记录显示明朝对相关工作有所布置与开展，以致原本谈不上突然的事态有了急转直下的闪电战效果。二十二日归德沦陷后，短短几天，警闻频至。二十七日，清兵出现在徐州，“总兵李成栋登舟南遁”；二十九日，“清陷颍州、太和，刘良佐檄各路兵防寿州”[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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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防总督王永吉四月一日的上奏，大概是南京收到的最早报告。报告称：“清已过河，自归德以达象山，七八百里，无一兵防守。扬、泗、邳、徐，势同鼎沸。”[9]参以多铎对北京的奏闻，这情报本身也有问题。“清已渡河”，给人印象似乎清军是来自归德对岸的山东曹县、单县；实际上，清军主要从西边来，是其陕西作战部队的东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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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月十七日，多尔衮对明朝公布正式的“哀的美敦书”，敦促投降。指出，甲申之变“崇祯皇帝有难，天阙焚毁，国破家亡”，而从头到尾，明朝“不遣一兵，不发一矢，不识流寇一面，如鼠藏穴”。[10]非常尖刻，揆乎实际，却无一字不是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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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并非没有目明耳聪之人。早在一月十二日，史可法呈上一道重要奏章，内言：“北使之旋，和议已无成矣。向以全力御寇而不足，今复分以御北矣。”结论是“和不成惟有战”。[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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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八月，明朝派出以左懋第为正使、马绍愉、陈洪范为副使的使团，前往北京议和。十二月中旬，陈洪范只身南还，左懋第等人被扣押，和谈宣告失败。从这事态，史可法解读出满清必将南下的含义，因而向朝廷发出警告，必须立即备战。我们知道，满清当局此时还没有做出南侵决定，假如史可法警告得到重视，从时间上说明朝并非没有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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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石沉大海，全无回音。之如此，并不足奇。看看南京的决策层还剩下些什么人，即知寂寂不闻乃是必然。定策后不久，史可法就被排挤出京。之后，高弘图、姜曰广、刘宗周、张慎言、徐石麒等，或退或罢。战而胜之的是自马士英以下，阮大铖、张捷、张孙振、刘孔昭等一干人。在我们历史中，有一种奇怪不可解的趋向，凡于国家有利者，不论人与事，皆难立足，而祸害国家或损公利己者则每每胜出。“正人尽斥，小人盈朝”，素爱奖劣惩优，而与优胜劣汰的普遍道理背道而驰。究其原因，中国人对社会共同利益，既难以认识，亦从内心不抱信任，觉得唯有个人利益颠扑不破。所以一生以此为鹄的，戮力攘夺，唯恐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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