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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洞：弘光纪事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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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最严格意义讲，上述诸人不算明遗民。他们怀抱与国土共存亡之旨，国不存，己亦亡，选择牺牲，拒绝入清。他们属于殉国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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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的人不曾死。他们随着时间，自然而然进入清朝，却以自我放逐的方式，截断与现实的关系，在个人范围守住对明朝的认同。他们身托于清而心存乎明，乃真正之“遗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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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人的由明入清，有各自不同的情形。最常见的为三种，一是明亡后不弃武装反抗多年者，清初三大思想家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都在此列；二是认为与其一死、不玷清白，不如不死，留在世上跟清朝捣乱，作个人抗争者；三是一度惜命不死，乃至觍颜乞生、身有污点，日后终能迷途知返、晚节自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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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种情形，我们讲一个例子：叶尚高（一作尚皋）。他是浙江乐清人，诸生。南京、杭州相继沦陷，浙江士子一时殉国颇多，叶尚高则明确表示了不赞同。他有如下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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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其自经于沟渎，何如托之佯狂，以嬉笑为怒骂，使乱臣失色，贼子寒心，则吾死且无遗恨也。故或赋诗以见志，或托物以寄情，或击柝于中宵，或持铎于长夜，无非提醒斯世，使人类不等于禽兽耳。[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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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绝非逃避死，更非怕死。而是觉得，一死了之多少有些草草、未尽余力。活着，“托之佯狂”，无论赋诗、借题发挥、在静夜中闹出动静……虽无济于事，却是一种表示、一种警醒，抑或骚扰。此意实与鲁迅《狂人日记》同。他确实这么身体力行，俞樾《荟蕞编》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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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嘉狂生叶尚皋，字天章。顺治丙戌（1646）秋，瓯（温州别称）始归附。尚皋婆娑市上，或歌或泣，或优人状。家有妻女，皆弃不顾。夜则偃卧市旁，或数日不食，如是者八阅月。丁亥（1647）仲春上丁（即丁祭，祭孔之日），狂益肆。[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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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将尚存之一息，尽用于抗争，而不愿徒死。他其实是要以这种方式，通向死亡。“陈诗孔子庙，横甚。”于是被抓。入了监牢，他知自己已尽完了最后的气力，“一日，取毫楮作自叙，赋《绝命诗》，以手扼吭而毙。”[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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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着，非因苟且，而是视为余力，去做个人的拼争。这是从叶尚高到吕留良，很多明遗民的生命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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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洞：弘光纪事 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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披阅史志，一日掩卷之余，忽然闪出这样的认识：既非殉国的烈士，亦非始终不渝、一息尚存便尽其绵薄的抗争者，相反，倒是某些名节有亏、曾入泥淖的转变者，于遗民现象的表现最有力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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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妨明言，这认识来自钱谦益的《有学集》。这是他乙酉年以后或者说主要是入清后的作品结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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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于乙酉年，我对钱氏印象极差。那种感受，甚至引起了对东林—复社的一定动摇。我很不明白，以钱氏低劣的人品，居然在这个进步的阵营中引领风骚、深孚人望，道理何在？从甲申国变后南都定策，到乙酉五月南京投降，钱谦益没做过一件让人佩服的事。他力主迎立潞王，漂亮的说辞是潞王较为“贤明”（其实并无此事），内里则的确是以党私摒弃纲伦，所以客观上授人以柄，使得马、阮等能够掌握主动，连累史可法被逐出南京，最终令弘光朝一开局就建立在不利的政治基础上。而造成这种局面后，钱谦益又尽显小人态，曲结马士英，几乎可以说沆瀣一气。又在最后关头，端出道学架子，阻止朱由崧迁都。而最为不齿的，是他转瞬之间变成降敌者，与赵之龙分别领衔文武大臣，献国都于满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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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腆纪年附考》曾引乾隆皇帝的话：“谦益一有才无行之人。”徐鼒且附以“真万世斧钺之公哉！”的评论。[29]如仅至乙酉年止，此论允谓精当。然通观钱氏一生，则既不精当，更谈不上公正，实际反倒应说是恼羞成怒的泼污之言。为什么？因为钱谦益于其后期生涯，大觉昨非，深切忏悔，抽身而退，以遗民姿态终死。对此，作为清朝皇帝的乾隆，詈以“无行”颇自然，而在钱氏本人，我们却认为是去“无行”而就“有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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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氏投降后，官礼部侍郎管秘书院事，充修明史副总裁。但在职仅六月，即以病为由辞归。那时他五十三岁。康熙三年卒，终年八十四岁。注视这一时间表，我意识到两点：一、钱氏抽身极早；二、他用剩下的绝大多数光阴证实并守住了气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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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告归，名为身疾，实出心病；这样的消息，可以透过归里后的诗作而看出。《有学集》有两首写给著名遗民林古度的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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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疏捐躯世所瞻，裳衣戌削貌清严。可知酌古陈同甫，应有承家郑所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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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甫为人陈亮是，兴公作传水心同。永康不死临安在，千古江潮恨朔风。[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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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题《观闽中林初文孝廉画像读徐兴公传书断句诗二首示其子遗民古度》。初文是林古度之父林章的表字，嘉靖间抗倭志士。诗中，“陈同甫”和“永康”都是指南宋爱国者陈亮（他是永康人）；郑所南是南宋遗民，曾有诗句“此世只除君父外，不曾重受别人恩”；“水心”即南宋大儒叶适，他与陈亮为挚友并给他写了墓志铭，也是当时有力的主战者。抗倭、陈亮、郑所南、叶适……这样一些故事、英名布满诗行，所堆砌起来的是什么意象，不待明言。更况最后那句“千古江潮恨朔风”，“朔风”之指一目了然，“千古江潮”四字则道尽东晋以来长江所见证的一揽子历史，至于“恨”字，简直就溢于言表了。此诗之作，据编者目录所示，时间范围“起乙酉年，尽戊子年”，亦即最迟不超过164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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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使诗篇由于用典的缘故，语意多少有些曲折，那么到了文章里，钱谦益的“立场”就彻底袒露无遗了。我们来看他为路振飞写的一篇纪念文章。据文首“故太傅路文贞公薨于粤。后十年，长子泽溥，迎柩来吴，葬洞庭之东山，属昆山归庄撰行状，请余书其墓隧之碑”，可知写作时间为1659年（路振飞卒于永历三年，即1649年）。路振飞以前我们多次提到，他在甲申国变至南都定策这段非常时期，扼淮阴要冲，整甲缮兵，保民全境，一切井井有条、气象甚严，但因忤犯马士英，被后者以其党田仰所代，弘光末，更遭到马党纠问，险兴狱；南京、杭州继失，他追随朱聿键于闽粤，1646年“道卒于顺德”。钱氏此文，对这位南明良臣极予褒扬，强烈突出“善类”之谊以及对立面“丑类”之恶，如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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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是时，阁部史可法以孤镇扬州，倚公为左右手。公每奏捷，阁部飞章亦至。士英忌滋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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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比之褒善贬恶，更惊人的是钱谦益毫不屑于隐讳他的明之遗民态度，对清朝军队公然以“北兵”相称，且全文一律奉明朝正朔。如曰：“乙酉八月，唐王即位于福州，改元隆武”；专门称颂路振飞“造隆武四年历，用文渊阁印颁行，所以系人心、存大统也”；对路振飞生卒年，则书为：“公生于万历庚寅九月二十五日，卒于永历三年己丑四月二十二日”，将清朝纪年彻底摒而不用。其果敢也若此！文章又特意记存、彰显路振飞的临终遗言：“生为明臣，没为明鬼。”复于末尾自称：“崇祯之终，永历之始。有臣一个，敬告青史。”而与传主求得完全的精神认同与共鸣。[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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