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奏折上的晚明 十六、熊廷弼应诏复职，三方布置败局先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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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御史苏琰疏：“三方布置，各立抚臣，统以经略，策非不长。而臣直谓经略所居不淂其地，山海去广宁四百里，文移往复十日有余。呼吸兵机，能堪此等待乎？春夏间邸报咸谓经臣足系辽之重，因其病去，奴始生心，至有岳飞班师之比。今之再出，将非兀术恸哭之时耶？则何不处之近辽之地，以向之威望，再申镇压乎？惟经略去广宁远，则兵马应广宁亦怠！于是机会有坐失，粮米有浥烂，议论有频烦也！”（《明熹宗实录》卷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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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廷弼的“三方布置”是一个大手笔，虽然杀着凌厉、至刚至猛，但真要实施起来，却是困难重重。这不，他的计划刚刚提出，而且还没有把计划的全部内容公布，就被御史苏琰嗅出了其中的一点不寻常的气味，马上就提出了反对意见。可见，这个计划根本不可能完成，也就注定了熊廷弼的悲惨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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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阳失陷，辽河以东的宽甸、海州、耀州、盖州、镇江、熊岳、复州、汤站、武靖营、长宁、长静、三河、十方寺、永宁、镇夷、威远、孤山、甜水站、草河、奉集、平虏、蒲河、懿路、鞍山等“大小七十余城俱剃发降”（《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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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启元年（1621年）四月十一日，努尔哈赤更是召集文臣武将，商议要将后金都城迁往辽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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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辽阳乃是明及朝鲜、蒙古接壤的要害之区，天既与我，即宜居之。” （《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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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辽阳城大而残破，且辽阳城的原居民不断起来反抗，往城内水井投毒之事时有发生，努尔哈赤最终在太子河东距辽阳城八里处建城，后称东京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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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金这番动作下来，河西一带的百姓惊慌逃窜，自塔山至闾阳二百余里，烟火断绝，京师大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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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阁大臣刘一燝对天启帝说：“熊廷弼守辽一年，奴酋未得大志，不知何故首倡驱除，及下九卿科道会议，又皆畏避，不敢异同，而廷弼竟去，今遂有沈阳之事。”（《明熹宗实录》卷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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御史江秉谦更是当众追忆了熊廷弼保辽守危的大功，数落当日排挤功臣的郭巩等人，他说熊廷弼有“保守危辽之功”，称赞其“才识胆略有大过人者，使得安其位而展其雄抱，当不致败坏若此”。（《明熹宗实录》卷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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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番朝议下来，结论是：“熊廷弼守辽一载，未有大失，换过袁应泰，一败涂地，当时倡议何人，扶同何官，将祖宗百战封疆，袖手送贼，若不严核痛稽，何以惩前警后。”（《明熹宗实录》卷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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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应泰已经殉国，责任追究落到了以前弹劾熊廷弼等人的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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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三元、张修德、魏应嘉、郭巩等人被降三级官职，姚崇文则除去名籍，六年内不准做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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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启帝给兵部下了一道旨意：“兵部右侍郎熊廷弼功著存辽，朕已洞鉴，朝议佥同，特兹起用。”（《明熹宗实录》卷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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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头给熊廷弼发了一道诏书：“朕惟尔经略辽东一载，威慑夷虏，力保危城，只因言官和兵部播煽流言，大臣又不为朕剖分，误令回籍，朕已大悔。今勘奏具明，已有旨起用，又逢辽阳失陷，堕尔前功，恩尔在事，岂容奴贼猖獗至此。尔当念皇祖环召之恩，勉为朕筹画安攘，全君臣大义。”（《明熹宗实录》卷八）诏令熊廷弼为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统一指挥辽东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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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赋闲在家的熊廷弼应诏复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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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辽已失，经略辽东，已今非昔比，为此，熊廷弼很是下了一番工夫，做足了功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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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初次受命经略辽东，熊廷弼就曾上疏万历对辽东形势做了一个全面的分析。他认为，如果守不住辽阳和沈阳，就守不住辽东。此外，他还警觉到明在昌平、蓟州、宣府、大同等地的防守存在着严重隐患，一旦后金以利诱蒙古人为其前导入犯这些地区，京师危矣。而后金弃陆由海 道进攻，则登莱、天津的战略位置就极为重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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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辽阳、沈阳还未丢失。他大力整顿辽沈，积极为收复开原做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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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辽沈已经失陷，辽东大地已经被后金冲击得只剩下一些支离破碎、互无联系的城池据点，如果还一味去死守，就会遭到敌人的分割围困，如果不予救援，则白白损失这些守城的人力物力；如果发兵援救，则正中后金“围城打援”之下怀，明将彻底陷于被动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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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昌、蓟、宣、大等地的防守隐患依然如故，登莱、天津的战略位置也不可动摇，敌人从海道进攻登莱、天津的可能性并不能完全排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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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熊廷弼应该怎么应对这种局势的变化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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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明史纪事本末补遗》记，熊廷弼酝酿了一个“三方布置”的方案，即：“增登莱、津门兵，而重兵屯山海关，待各镇兵马大集，登莱策应齐备，然后三方大举进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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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三方”，分别是登莱、天津和山海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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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说，他准备弃守关外，将重兵屯在登莱、天津和山海关三个方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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