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奏折上的晚明 四十、蓟门起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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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东巡抚袁崇焕言：“臣见努儿哈赤自宁远败后……秋冬野有可掠，方行入犯，而说者俱虑其席卷西虏，遂越辽而攻山海、喜峰诸处。人虑臣初亦虑之。然按其起兵至今日，非万全不举。彼岂不知有此奇道可乘哉？然奇道亦险道也。奴酋宁得而不守，无守而复失，此酋之稳处下着，臣最苦之。然料其断不越关外而他攻，臣自度臣之力可守宁远无恙……今日之计，我方有事于东，不得不修好西虏，即未必可用，然不为我害即已为我用矣。岁费金钱数十万，其亦不虚掷乎！西款不坏我，得一意防奴，即巧计奇谋，不外高城、深池、利兵、坚甲。臣方急急图之，但心长而力有限，其有济与否，则待做出而后见也。”（《明熹宗实录》卷七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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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崇焕的个人性格就是冲动，冒进，爱吹牛，喜欢出风头，动辄就赌誓发咒，许诺。大家都担心后金会绕道蒙古，从蓟门入寇，转占山海关、喜峰口等处，他偏偏咬定“其断不越关外而他攻”，真是主帅无能， 累死千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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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得到蒙古诸部的归附，皇太极一直酝酿着一着奇招，即从蒙古绕道从蓟门长驱直入，直捣大明的政治、经济中心北京。但苦于毛文龙就像一根插在自己背上的芒刺，在没有拔出前，不敢轻举妄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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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毛文龙已除，可以放心行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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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祯二年十月初二，皇太极从沈阳出发，经辽河、蒙古喀喇沁部，途中与奈曼部、扎鲁特部、巴林部等多个蒙古部落会师，绕道千里，径取蓟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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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明王朝的注意力都集中在关宁锦防线上，皇太极此举，可谓避实就虚，出奇制胜。但，这样的奇招，并不是只有皇太极一个人想得到，有很多人在很久前就想到、料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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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相关史料上看，这“很多人”中包括熊廷弼、阎鸣泰、天启帝、毛文龙等等。应该说，最早意识到后金会从蓟门入寇的是熊廷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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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万历四十七年，初次受命经略辽东的时候，熊廷弼就向万历指出：“如敌以数十万金饵虎墩诸部入犯昌、蓟、宣、大，以缀中国不敢出京城一步。然后长驱入山海关，或海道取登莱、天津势所必至也。”敏锐地警觉到明在昌平、蓟州、宣府、大同等地的防守存在着严重隐患，而一旦后金与利诱蒙古人为前导入犯这些地区，则京师危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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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熊廷弼的确是一个具有非凡战略目光的战略家：料敌如神，步步抢占先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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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蒙古人勾结，从昌、蓟、宣、大等地入侵，这是皇太极经过了多次实地考察，煞费苦心才琢磨出来的奇招、险招，然而，他竟没有想到，早在十年前，就有人想到了。而从海道进攻，后金没有水军，就从没往这个方向想过，就算他们有了水军，也从来没有想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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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有时跟下棋是一样的，对手想到的策略，我必须先他一步考虑；对手没想到的策略，我也必须替他考虑到，这就叫谋子在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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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廷弼之外，始终对蓟门防线保持相当警觉的就是毛文龙，他虽远在东江，却从没放松过对皇太极这一动向的关注，他对朝廷的提醒和告诫几乎年年不断，单单在《明熹宗实录》中，就可以找得到毛文龙十四条关于此事的提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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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一提的是，得到了毛文龙的提醒，天启也对此事高度重视，曾专门下诏 训示内阁，说：“外呈称奴酋与亲信奸人李茂隆等，昼夜商议，欲以贿买西虏，更换旗帜，借路潘家口等处，进攻谋逆。朕思奴酋所谋，其志不小，更甚于昔也，倘以假道长驱，为害非浅，是以朕不无东顾之忧。”要求兵部传令从总督镇巡将官，筹度周全，务保无虞，沿途各路，均要仔细防御，谨慎备尝，各隘口守把将官，要昼夜防守，仔细盘诘进贡出入夷人，以防奸细夹带边防情报，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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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时任辽东经略的帝师孙承宗的反应却是离奇的麻木迟钝，他竟然认为，“奴狡而计稳，必不出此”，如果后金真从蒙古借道西入，也不过“声东击西之计”。看，就这种军事认识，就这种军事水平，才会耗尽国家的财政积蓄去修建那样一条两百里长的关宁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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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仅仅是孙承宗昏聩也就罢了，毕竟他在柳河之败后就黯然引退了。可是，偏偏还有一个比他还昏聩的袁崇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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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袁崇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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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启六年三月，毛文龙又一次提醒朝廷“贼四五月持火器弃宁远攻关”（《东江疏揭塘报节抄（外二种）》），指出后金可能会绕过关宁防线从蒙古入关。时任蓟辽总督的阎鸣泰也有所觉察，向朝廷汇报说后金“多算而行，其计必诡。或佯攻宁远，而阴薄关门”，“或明攻关外而阴袭关内。皆势之所必至，而防之不可不周者也”，甚至明确意识到了后金有可能绕开宁远，而从蓟镇入关，说后金“设谋定计，绊结西虏，又不知欲如何出我不意，而冀一释憾之为快者。况榆关一区，芳饵从积，则一转而蓟门为前茅，亦不可知，此职之大惧也”（《明熹宗实录》卷七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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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崇焕作为辽东巡抚，也同意了阎鸣泰的观点，认为后金会有绕过宁锦防线攻击关城的可能，“惟有从宁锦之后溢出以西，此为我之虚怯”，但他的看法却是“然臣早已虑及此，故约西虏虎酋遣其领兵台吉桑昂寨将十万，于四月初一启行”（《明熹宗实录》卷七十），声称根本不用担心，因为自己已经约好蒙古人帮自己把守蓟门了。为表此事绝非空想、幻想，他又言之凿凿地补充了一句：“昨回乡来谓，广宁之东已见西虏哨马，彼固我助，且亦防奴合。两大部可十余万，奴敢往北一步哉？此一路兵，尚有用之而且妙者。故石门路、喜峰口一带，或可无恐。数年谓用西虏，其或效于今日乎？”（《明熹宗实录》卷七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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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待关乎京师存亡的军国大事，袁崇焕竟然把防守的重任完全寄托在了不靠谱的蒙古人身上，之所以说是不靠谱，因为他自己已经连用了两个“或”字，“或可无恐”、“其或效于今日乎”，“或”就是“可能”、“或者”、“也许”的意思，在 他看来，“可能没事”、“也许被我们所用”就可以高枕无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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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月后，在天启帝和其他官员接连不断地要他密切关注后金绕道蒙古的动向时，他竟大为烦躁，上了一道奏章，说：“而说者俱虑其席卷西虏，遂越辽而攻山海、喜峰诸处。人虑臣初亦虑之。然按其起兵至今日，非万全不举。彼岂不知有此奇道可乘哉？然奇道亦险道也。奴酋宁得而不守，无守而复失，此酋之稳处下着，臣最苦之。然料其断不越关外而他攻。”（《明熹宗实录》卷七十二）一口断定后金不会做这种又苦又累又冒险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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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这种思想的主导下，崇祯元年九月初五日，毛文龙发回《塘报》，详细描述了后金和蒙古人勾结的过程，说他们“攒刀起誓，情愿齐心共攻南朝”，并明确指出，蒙古人已于八月十一日“引领奴贼从沈阳往西，相度那处关口地利好进兵”，要求朝廷赶紧做好防制措施。然而，已经升任为蓟辽督师的袁崇焕依旧沉浸在自己一厢情愿的幻想当中，幻想着蒙古部落不会与后金交好，幻想着蒙古人会义务担任大明的蓟门防守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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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对朝廷的答复是：蒙古人和后金勾结，后果确实很严重，所以要以重利笼络，使其收归我用，一旦蒙古人归我所用，这样的危险就不复存在了。故此，他强调：“倘其归我，即厚为费不妨；若不可致，则相机剿逐，无令逼处。”（《崇祯长编》卷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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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收买蒙古人来达到消除自身隐患的目的，这也只有袁崇焕才能想得出来。而他是这样想的，也是这样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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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祯二年（1629年）三月，他就不顾天子及朝臣的反对，一意孤行地向蒙古人开市卖粮，面对崇祯的制止和告诫，他竟上疏恐吓说：“惟蓟门，陵京肩背，而兵力不加，万一夷为向导，通奴入犯，祸有不可知者。”看看，如果不卖粮给蒙古人，他们就会和后金勾结，从蓟门入犯京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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