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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千年前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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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软弱而富足的宋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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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013年，正是北宋王朝大中祥符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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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起大宋朝，难免会引发争议，一部分人对它扼腕叹息，顿足捶胸；而另一部分人则对它不吝赞美，慕而神往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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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贬议者讥它为积贫弱宋，骂它军事不振，缺乏开疆拓域的气魄与能力，先受欺于北辽，又受困于西夏，最后错判形势，被金国攻破首都汴梁（今河南开封），掳去徽、钦二帝，只余下半壁江山苟延残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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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人多具有浓厚的民族主义情绪，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近代受人尊重的历史学家钱穆先生，他在名著《国史大纲》中明确提出宋朝积贫积弱的观点。新中国成立后，历史学家翦伯赞先生在教科书《中国史纲要》中也作如此论述，由此成为官方定论，流布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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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观点流行的背景，可能与20世纪初中国危机四伏，险遭瓜分豆剖有关。那时，国人急需强国自救，所以感念昔日的汉唐荣光；而宋朝国力不振，屡受欺辱，自沦为反面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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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宋朝持赞赏态度者正相反，他们着眼于宋朝的繁荣与温情，称之为中国历史上最宜居的朝代。这派人喜欢列举宋朝的财政收入数据，描述它市井的繁华，以证明其富足；谈论它技术的进步与商业扩张，以证明其生机与活力；叙说朝廷的宽容与人性化，以证明其理智与开明。他们还常引用北宋易学大师邵雍先生的一段话，证明那个时代为士大夫的乐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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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雍的那段话我没有找到原始出处，权转引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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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幸福，因为我是人，而不是动物；是男人，而不是女人；是中国人，而不是蛮族人；我幸福，因为我生活在全世界最美好的城市洛阳。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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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一下，邵雍先生在公元1013年时才两周岁，还没上幼儿园，而洛阳当时是宋朝的西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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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网上又有人把宋朝纳入全球视野比较，得出的结论是：在一千年前，宋朝是全世界最发达的经济体，是全球文明的最光明之域，比现今美国在全球体系中的地位还要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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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论调的出现，显然与中国近些年对外开放深化，及国民商业意识的增强相关。随着中国经济的腾飞，有些人，尤其是许多怀有自由主义思想的人，开始谈论宋朝的现代性问题。在他们看来，宋朝是个很前卫的朝代，它有资本主义的商业元素与科技元素，有现代的中产阶级精英元素与市民元素。它繁荣、富足、优雅、温和、自由，隐隐有成熟的现代发达国家的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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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持赞美论者的声音很大，这些人可分为两部分：其中主流的一部分，是因为受了某些西方历史学家的影响，为跟风者；而另一部分虽然小众，但较踏实——他们通过仔细研究史料，确实发现宋朝虽然军事上稍弱，但却经济繁荣，繁花似锦，据说其经济总量占当时全球经济总量的百分之七十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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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宋朝的地位，海外的研究者一般都不吝赞美之辞，试举几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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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学者罗兹·墨菲在《亚洲史》中这样说：“在许多方面，宋朝在中国都是个最令人激动的时代，它统辖着一个前所未见的发展、创新和文化繁盛期……从很多方面来看，宋朝算得上一个政治清明、繁荣和创新的黄金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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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学者宫崎市定在《东洋近代史》中感叹：“中国宋代实现了社会经济的跃进，都市的发达，知识的普及，与欧洲文艺复兴现象比较，应该理解为并行和等值的发展，因而宋代是十足的‘东方的文艺复兴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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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剑桥大学的李约瑟博士认为宋代文化和科学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说：“中国的科技发展到宋朝，已呈巅峰状态，在许多方面实际上已经超过了18世纪中叶工业革命前英国或欧洲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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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鲁大学中国现代史教授史景迁在2000年1月1日《新闻周刊》上刊登文章，称：“上一个中国世纪是11世纪。当时，中国是世界上最大也是最成功的国家。它的领导地位源于一系列的因素，从技术上的发明到工业企业的兴起和管理良好的农业，从普遍的教育和行政管理试验的传统到对宗教和各种哲学思想的宽容……上一个一千年的中国，是世界超级大国，也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当时宋朝的首都在东京汴梁，就是现在的河南开封，人口达百万，是世界最先进最繁荣最庞大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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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赞美的背后其实隐含着这样一种观点：一个国家的最高境界应该是社会富足、人民幸福。兵强马壮反倒是其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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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让很多人豁然开窍，原来，一个国家的富与强，并不必然呈因果关系——富了未必强，或者强了未必富，两者完全能够分开。换句话说，一个不热心开疆拓土、扬威域外的国家，照样能富裕繁荣；反之，一个热心于军备、武装力量强大的国家，也可能非常贫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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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牵扯出了一个很有现实意义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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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国家能像今日的美国一样，既富且强诚然很好。可是，假如因为各种条件的限制，它没法实现既富且强，那么它是选择富而弱呢，还是选择贫而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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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则选择题，现在各国的领导人或民众实际上都在做。有的国家如瑞士、新加坡等倾向于选择富而弱；而另一些国家如伊朗、朝鲜等，则倾向于选择一个强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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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迫使我们思考，当今的中国应该怎样选择？假如我们能实现既富且强，当然求之不得，可是假如现实条件不允许我们两者兼得，我们是放弃强呢，还是放弃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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