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6931649
宋朝的守内虚外
1706931650
1706931651
南宋人吕祖谦在《历代制度详说》卷10《屯田》中抨击当时的防务说：
1706931652
1706931653
夫警备于平居无事之时，屯守于阃奥至安之地，未尝有一日之战，而上下交以为至难，此所谓斥地与敌，守内虚外，以常为变，以易为难者耶！虽孙氏、东晋南北之常势，固不暇讲，况敢望其如汉唐之守边屯兵乎！况敢望如艺祖之世，郭进、李汉超之勋伐乎！
1706931654
1706931655
他使用的“守内虚外”和“斥地与敌”两说，引起了现代研究者的重视。宋太宗在位后期的淳化二年（公元991年），曾对近臣们说：“国家若无外忧，必有内患。外忧不过边事，皆可预防。惟奸邪无状，若为内患，深可惧也。帝王用心，常须谨此。”[157]这是他当了十七年皇帝之后的经验谈。尽管宋太宗本人有高梁河战败中箭的大辱，但经历几番交锋，已倦于兵事，故不时提倡“清静致治之道”，说什么要“修德以怀远”，“四夷当置之度外”。[158]当时未与辽达成和议，仅仅是因为求和不成之故。的确，如前所述，他也看准了辽朝的边患不足以动摇自己的统治根基，而内心真正害怕的，是“内患”，是所谓“奸邪无状”。他没有说明“内患”和“奸邪”是什么，从史实上看，应是包括了赵匡胤的两个儿子和宋太宗之弟赵廷美，凡是可能祸及其统治者，都是奸邪。其中当然也包括猜忌武将。
1706931656
1706931657
宋太祖由于黄袍加身的经历，当然也猜忌武将，宋太祖是宋朝各代皇帝中唯一的天才军事家。他命将出师，只在临行前作简要的指示和告诫，故王禹偁称他“所用之将专而不疑”。[159]现代陆海空天电一体化的作战，是可以“将从中御”的，但仍必须发挥战役指挥官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在古代战争中，通信迟缓，而军情瞬息万变，“将从中御”，[160]犯兵家之忌。宋太宗运筹于深宫之中，而致败于千里之外，“每事欲从中降诏，授以方略，或赐与阵图”，[161]像宋太宗那样，简直把前方将帅变成了由他牵线的木偶，这在中国古代军事史上，可能是绝无仅有的。军事的失利，正确的反对意见，也并未使宋太宗改弦易辙。王安石后来曾感慨说：“若御将如此，即惟王超、傅潜乃肯为将。稍有材略，必不肯于此时为将，坐待败衄也。”[162] 宋太宗所以“将从中御”，其实无非是把将帅当作自己皇位的假想敌，正是守内虚外的具体实践。
1706931658
1706931659
如果说宋太宗是欲对辽求和而不可得，宋真宗终于迎来了屈辱的和平。他说：“方今四海无虞，而言事者谓和戎之利，不若克定之武也。”王旦说，“止戈为武，佳兵者，不祥之器”。“先帝（宋太宗）时，颇已厌兵。今柔服异域，守在四夷，帝王之盛德也”。“武夫悍卒”“凶於国而害於家，此不可不察也”。宋真宗“深然之”。[163]不但对辽，后来宋朝处理对西夏和金的关系，也往往依照战而后和，和而后安的格式行事。张方平说：“自古以来论边事者，莫不以和戎为利，征戍为害。”[164]“和戎为利”，这反映了赵宋历代多数统治者的主张。
1706931660
1706931661
宋高宗在登基之初，其立国规模，就是接受黄潜善和汪伯彦之议，准备割让黄河以北的土地，而对金乞和。他被金军一再追逐，仓惶奔命，流离颠沛，求和而不可得，因为当时金朝自认为可以吞灭南宋。待到金朝愿意媾和，实因宋朝的军力已增长到足以抗衡的地步。其时南宋即使对金保持一种不战不和，武装对峙的状态，也完全可以存活下去。但宋高宗出于猜忌武将的防内需要等多种考虑，宁愿接受极其屈辱和苛刻的和议条款，杀害和迫害抗战派，向杀父之仇称臣下跪，就将“守内虚外”的传统，发展到了“斥地与敌”，以求偏安东南的地步。正如一位文士指责他“偷安独乐”，“结胡虏之好，罢天下之兵，诛大将而挫忠臣之锐，窜元戎而销壮士之心”，“自旷古来，未有受辱如朝廷也！未有忍辱如陛下也”！[165] 如此作为，在中华古史上也仅有此例。
1706931662
1706931663
宋高宗为了降金乞和，编造各种口实，譬如说是为了尽自己所谓孝悌之道。待到母亲韦氏被放回，而难兄宋钦宗仍被金人扣押，分明悌道大亏。当时他所忧心的大将罢兵权问题亦已解决。有人建议对金出兵，救其难兄。宋高宗已经说不出任何其他理由，只能搬出祖宗家法，他说：“真宗皇帝澶渊之盟，敌人不犯边塞。今者和议，人多异论，朕不晓所谓，止是不恤国事耳!”[166]在他看来，只有向杀父之仇称臣，忍辱苟安，才算是继承“真宗皇帝”家法，而“恤国事”。
1706931664
1706931665
宋高宗后来当太上皇，八十寿诞时，对宋孝宗怒气冲冲地说：“杨万里殿策内比朕作晋元帝，甚道理！”[167]其实，将他比作晋元帝，倒是抬举了他。晋元帝虽然只能自守半壁江山，却并未斥地与敌，向杀父之仇纳贡称臣。
1706931666
1706931668
宋朝多元化士风的主流
1706931669
1706931670
春秋战国时代出现了所谓“士”，后世往往称文士、士人或士大夫。士人、士大夫等词沿用到宋代，其词义并无大的变化，看来与近代的知识分子一词有相近之处。一般说来，可以指有学问的读书人。宋人或可用“乡士大夫”和“卿士大夫”两词，用以区别有无官位。
1706931671
1706931672
中国古代儒家是十分强调道德和气节问题的。但既然是阶级社会，各种各样的私利必然影响和驱动士人们的立身行事。朱熹说：“聖人之教，必欲其尽去人欲，而复全天理也。”[168]历朝历代的士人尽管号称受“圣人之教”，然而在事实上，只有少量士人是可以完全履践“圣人之教”，多数士人决不可能履践或完全履践“圣人之教”。故研讨一个时代的所谓士风，就决不可能是单一的，而是多元化的。
1706931673
1706931674
人们强调宋儒风采，列举如范仲淹、李纲、宗泽、文天祥等一大批有志节之士人，是不难的。他们代表了忧国爱民、清正廉明、直言敢谏、举贤任能、忍辱负重、临危授命等优秀的政治传统，代表了中华民族的浩然正气。
1706931675
1706931676
但从另一角度看来，他们在成千上万的士人中，毕竟居于少数派的地位。翻开史料，宋人哀叹士风的言论不少。宋太宗时，孙何就提出“士风偷薄”的问题。[169]宋哲宗初，程颐说：“近年以来，士风益衰，志趣污下，议论鄙浅，髙识远见之士益少，习以成风矣。”[170]宋徽宗刚即位时，游酢上奏说：“臣闻天下之患，莫大于士大夫无耻。士大夫至于无耻，则见利而已，不复知有义”。“士风之坏，一至于此”。[171]蒋猷“论士风浮薄，廷臣伺人主意，承宰执风旨向背，以特立不回者为愚，共嗤笑之”。[172]南宋初，胡寅上奏说：“今士风陵夷，四维未张，惟利是从，不顾义理。利在（金朝完颜）粘罕，则欲以释怨悦其心；利在（伪齐）刘豫，则欲以友邦通其好；利在迷国之宰辅，则欲为之羽翼，以助其飞。”[173]宋孝宗时，张大经“陈士风掊克、偷惰、诞慢、浮虚四弊”。[174]宋光宗时，刘光祖说：“比年以来，士大夫不慕廉靖，而慕奔竞，不尊名节，而尊爵位，不乐公正，而乐软美，不敬君子，而敬庸人，既安习以成风，谓苟得为至计。”[175]南宋后期的魏了翁说：“士风偷薄，世道颓靡，面誉背毁，心私迹公。”[176]应当说，上述议论反映的是更多士人的情况。
1706931677
1706931678
南宋初，气节问题无疑是集中在反对降金乞和。当时一切有志节之士莫不反对屈辱媾和。李纲尽管被迫退闲，仍然上奏说，“原其所自，皆吾谋虑弗臧，不能自治自强，偷安朝夕，无久远之计”。“与其事不共戴天之雠，仰愧宗庙，俯失士民之心，而终归于亡，贻羞无穷，曷若幡然改图，正仇雠之名，辞顺理直，以作士民之气，犹可以履危而求安，转亡而为存”。[177]理学家程颐的弟子尹焞引《礼记·曲礼》之说，“父母之雠不与共戴天，兄弟之雠不反兵”。[178]按照儒家伦理，且不论割地、纳贡等问题，宋高宗向父母兄弟之仇下跪称臣，就是典型的丧失气节的行为。
1706931679
1706931680
宋高宗为了掩饰自己的无气节，施行“人知劝惩”[179]的清洗抗战派的政策。反对还是赞助降金乞和，成为官员们升迁还是降黜的首要标准。士大夫们要守节，就必然不能赞成降金乞和，就必然要降黜甚至受严重迫害；反之，要博取高官，就必须赞成屈辱苟安。杨愿是秦桧的一条凶狠的鹰犬，又是一个最工于柔媚的执政。他攻击抗战派说：
1706931681
1706931682
“多饰虚名，不恤国计。沮讲和之议者，意在避出疆之行；腾用兵之说者，止欲收流俗之誉。”[180]
1706931683
1706931684
然而在早年，杨愿并非没有激愤的正论：
1706931685
1706931686
“谋以活国者，国常存而身随之安；谋以活身者，国常亡而身随之危。今一举而迁金陵，求活身也，非活国也。虏既灭吾国矣，陛下将活其国以自存乎？将活其身而国终于亡乎？”[181]
1706931687
1706931688
这与前引的降金言论，简直判若两人，是什么使杨愿完成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呢？其实也无非是“利欲熏心”四字。
1706931689
1706931690
在宋高宗和秦桧的威逼和利诱下，正如朱熹所说，“向者冒犯清议，希意迎合之人，无不夤缘，骤至通显，或乃踵桧用事”。“士大夫狃于积衰之俗，徒见当时国家无事，而桧与其徒皆享成功，无后患，顾以亡雠忍辱为事理之当然，主议者慕为桧，游谈者慕其徒，一雄唱之，百雌和之”。[182] 大批的士大夫不能不失节。
1706931691
1706931692
当时通过科举当进士，可能还胜似今日当院士，成为文士们的头等大事。秦桧党羽汪勃上奏说：“陛下兼爱南北之民，力定和议，与天下更始，崇儒重道，同符祖宗。臣愚以为今年科场，当国学初建，万方多士将拭目以观取舍，为之趋向。欲望戒敕攸司，苟专师孔孟，而议论粹然，一出於正者，在所必取；其或采摭专门曲说，流入迂怪者，在所必去。”宋高宗看后说，“勃论甚善”，“此所以正人心也”，他下“诏有司，凡私意臆说尽黜之”。[183]士人们要得到金榜题名，就非附会降金政策不可。
1706931693
1706931694
绍兴十二年（公元1142）殿试，陈诚之的策文引证汉高祖、汉光武帝等事例说，“臣之深思，窃以休兵息民为上策”，“今陛下任贤（当然是指秦桧）不贰”，“行之以诚一，则振中兴之业，又何难乎”？得头名状元。第二名秦桧养子秦熺自不待论，第三名杨邦弼的策文说，“陛下躬信顺以待天下，又得贤相，相与图治，中兴之功，日月可冀”。[184]此后的科举就一直沿袭此例。
1706931695
1706931696
绍兴十八年（公元1148）科举，本拟定头名的董德元因为已有右迪功郎的官位，改为第二，他是个无耻之徒，后来当上秦桧独相时的末班执政，其策文说：“晋之失不在于虚无，失于用兵故耳；唐之失不在于词章，亦失于用兵故耳。”用以推崇宋高宗的对金政策。被定为状元的王佐的策文说，“王羲之言隆中兴之业，政以道胜，宽和为本，盖讥当时不务息民保国，而欲以兵取胜也”。“况陛下今日任用真儒，修明治具，足以铺张对天之宏休，扬厉无前之伟绩，则光武之治，不足深羡”。尽管王佐后来因不愿阿附秦熺，而被摈斥，[185]但他中举之时，仍不得不赞扬“真儒”秦桧。特别应当指出者，著名的理学家朱熹也是同榜中举者，然而今人再也找不到他当时的策文。
1706931697
[
上一页 ]
[ :1.706931648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