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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谈河北境内的辽宋时代古地道——兼说杨延昭抗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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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河北省境的辽宋时代古地道，除了本报2007年11月12日王春瑜先生《永清地下长城小记》，12月３日宗春启先生《永清地下长城是北宋修的吗？》两文外，如北京大学历史系刘浦江先生早在台湾《大陆杂志》第101卷第1期，2000年7月15日发表了《河北境内的古地道遗迹与宋辽金时代的战事》等文，均有研讨。在此愿谈一点不成熟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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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浦江先生已经指出，在周世宗率军收复三关之后，“今天发现的古地道就主要分布在永清至霸县和永清至信安镇之间，而这一带正是澶渊之盟前双方争夺最激烈的热点地区”。如宋雍熙三年（公元986年），即辽统和四年北伐，三月一度攻“入涿州”，辽军于四月“复涿州”， [192]却于三年后，方收复易州。 [193]今人所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第６册，辽宋边界是以辽天庆元年与宋政和元年（公元1111年）为准，距离澶渊之盟前双方的拉锯战已百年以上，因此，欲据此份地图集所标画的分界，判断地道为辽人所修，就缺少准确的依据。再说，分明位于宋境的雄县、蠡县、邯郸等地都有古地道，又当如何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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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辽宋双方的军事形势看来，除了宋太宗两次失败的北伐之外，宋朝一直居于消极防御、被动招架的态势，而辽朝居于主动进攻的态势。进攻者以骑兵为主，倏来忽往，似无修地道的必要；而防守者以步兵为主，倒是有修地道的可能。从今存史料看来，宋朝在河北西路开挖了不少塘泊，用以限制辽朝骑兵的奔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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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亡国后，大量文献散佚，今存北宋的史料中见不到有地道的记载。幸好《嘉靖霸州志》卷１《古迹》中有一小段重要记载：“引马洞：杨延朗所治，始自州城中，通雄县，每遇虏至，潜以出师，多获隽（隽获）焉。”杨延昭本名延朗，澶渊之盟后八年的大中祥符五年（公元1012年），宋真宗装神弄鬼，将道教传说中的赵玄朗冒充宋朝皇帝的“圣祖”，遂于当年闰十月，将玄、朗两字，定为御讳，“不得斥犯”。 [194]这就是杨延朗改名杨延昭之年，两年之后，杨延昭病死，享年五十七岁。《嘉靖霸州志》不称杨延昭，而称杨延朗，表明其所抄录的北宋史料，具有相当原始性，应是大中祥符五年之前的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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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宋朝史料记载，杨延昭著名的一战，是在宋真宗咸平二年（公元999年）的遂城之战，其官衔是保州（今保定）缘边都巡检使，而所守的城市是遂城。遂城本属后晋割让给辽的易州，时称威虏军，澶渊之盟后改名广信军。 [195]此战由辽朝主政的承天太后萧绰亲自督战，亦为所败。 [196]此后杨延昭任莫州（今任丘）刺史，团练使，保州、威虏、静戎军（今徐水）沿边都巡检使，宁边军（今蠡县）部署等， [197]其实都属小战区的司令。今存史料没有记载杨延昭镇守过平戎军（今霸县），《嘉靖霸州志》的记载正可补裰史之阙文，表明今存河北的辽宋时代地道，确与杨延昭的军事活动有关，地道用于“潜以出师”，是宋军抗辽的重要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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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家将的传奇故事偏离史实太远。杨业生前最高当过大战区的副司令，并且因他是北汉降将，而受岐视。直到战死后，宋太宗才为之痛惜，而以极高的规格封赠。他的军事活动是在河东（今山西）的代州等地，估计生前至多到开封朝见过宋太宗。当时京城百官，包括宰相，往往是租房居住，又何以来的什么“天波府”？杨延昭之子即是杨文广，所谓杨宗保和穆桂英又纯属杜撰。如前所述，杨延昭军事活动则在河北路的辽宋交界一带，但只是一个小战区的司令。直到澶渊之盟后，才升迁高阳关副都部署，为大军区的副司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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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延昭骁勇敢战，也有谋略。宋景德元年，即辽统和二十二年（公元1004年），辽朝大军倾巢而出，主政的承天太后萧绰，其后夫汉人韩德让（当时名德昌，战后改姓耶律）， [198]另加辽圣宗三个最重要的人物全在军中。辽军不善攻城，只是回避了一些重要城市的攻坚战，而悬军深入。这本是险棋，如果对手是个较高明的军事家，一方面避免硬拼，设法断其后勤供应，另一方面又乘虚直捣燕云，对辽朝是非常危险的。事实上，杨延昭就提出此策，他上奏说：“契丹顿澶渊，去北境千里，人马俱乏，虽众易败，凡有剽掠，率在马上。愿饬诸军，扼其要路，众可歼焉。即幽、易数州可袭而取。”此奏表明，他的军事谋略确是高明的，主张乘机歼灭辽军，袭取幽州（今北京）等地，但“奏入，不报”。鼠目寸光的宋廷习惯于被动招架，根本不可能有此深谋远略和军事气魄，不予理会。辽的军事部署固然不高明，却遭逢了更糟的对手。杨延昭只是一个小战区司令，不能左右战略指挥，仍主动“率兵抵辽境，破古城，俘馘甚众”。 [199]当时的前沿总司令是庸将、北面都部署王超，尽管他已有战败的记录，宋廷却仍委以重任，他“阵於唐河，执诏书按兵不出战”。 [200]唐河位于今唐县、定州一带，其按兵的具体方位不易确定。宰相寇准排除参知政事（副相）王钦若和主管军事的签书枢密院事陈尧叟的“南幸”之议，虽然力主亲征，只是把战战兢兢的宋真宗强行推到澶州，最终达成了对宋方无疑是吃亏的和议。在实行保守的文官政治的宋朝，“因循苟且”， [201]“上下偷惰取容” [202]的氛围笼罩一切，杨延昭的谋划化为泡影，也是必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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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从腐败走向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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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皇朝经历了一百六十余年的稳定发展，至宋徽宗时，进入了“太平极盛之日”，[203]“辇毂之下，太平日久，人物繁阜”，“不识干戈”。[204] 宋徽宗对国家的富盛，也颇为自鸣得意，他在御制《艮岳记》中说，“昔我艺祖，拨乱造邦”，“且使後世子孙，世世修德，为万世不拔之基”，“祖功宗德”，“社稷流长”，“足以跨周轶汉”。词臣奉命进谀诗说 ，“四海熙熙万物和，太平廊庙只赓歌”，“宵旰万机营四海，更将心醉六经中”，“吾皇圣学自天衷”，“子孙千亿寿无疆”。[205]得意的神情，跃然纸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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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面上看，宋徽宗确有其自我矜夸的资本，在人口和疆土方面，当时确实达到了极盛期。但是，从另一方面看，北宋皇朝的深刻危机，作为一股不可遏制的潜流，在日益剧烈地涌动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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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家园书声 宋徽宗是历代帝王中首屈一指的天才艺术家，他在音乐、绘画、书法、棋艺、诗词等方面的才华，与处置军国大事的昏愦，有机地融合于一身。天水一朝十五帝（南宋亡国时三个幼儿不计在内）中，真正算得上大纵侈心者，第一个是宋真宗，第二个是宋徽宗，并且后来居上，其奢侈和享受超过了宋朝任何一个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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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徽宗最初尚有所克制，“时承平既久，帑庾盈溢”，蔡京“倡为丰、亨、豫、大之说”。宋徽宗“尝大宴，出玉琖、玉卮示辅臣”，说：“先帝作一小台，财数尺，上封者甚众，朕甚畏其言。此器已就久矣，倘人言复兴，久当莫辨。”蔡京说：“事苟当于理，多言不足畏也。陛下当享天下之奉，区区玉器，何足计哉！”[206]启迪皇帝侈心者，自然决非蔡京一人。宋徽宗进行规模空前的宫殿、后苑、艮岳等建设，穷侈极丽，挥霍民脂民膏，用之如泥沙不惜。[207]宋徽宗酷嗜女色，“五、七日必御一处女，得御一次，即畀位号，续幸一次，进一阶。退位后，出宫女六千人”，其总数“盖以万计”。[208]浩大的宫廷开支，非原先划定的御前钱物所能维持，故另外创设如应奉司、御前生活所、营缮所、苏杭造作局、御前人船所、行幸局、采石所、延福宫西城所等诸局所，加强搜刮，竭泽而渔，乃势在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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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宋徽宗纵情声色狗马，竭天下以自奉，在口头上，却自诩“永惟继志之重，深念守文之艰”。“勤于政，庶以图天下之佚；俭于家，庶以资天下之丰”。“经营欲致黎元福”。他自称“不可以燕乐废政”，“言者”指责皇帝“金柱玉户”，皇帝反指他“厚诬宫禁”。[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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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徽宗周围的一帮宠臣，被太学生陈东指为“六贼”者，有蔡京、王黼、朱勔和宦官童贯、梁师成、李彦。[210]其实，当时的奸佞决不止上述六人，如宦官杨戬、兰从熙、谭稹等人，掌军的高俅，掌河防的孟昌龄和孟扬、孟揆父子，蔡京之子蔡攸之类，都是祸国的蟊贼，害民的大憝。人称蔡京为公相，童贯为媪相，梁师成为隐相。这帮奸佞既互相勾结，又互相倾轧。蔡京最初侍奉童贯，“不捨昼夜”，得以蹿升，但童贯后来又“寖咈京意”。蔡京与蔡攸居然“父子遂为仇敌”。[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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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帮奸佞窃据要津后，必然援引亲故，广结党羽。“蔡京拜相不数年，子六人、孙四人同时为执政、从官”。“诸孙生长膏粱，不知稼穑”，蔡京曾问他们：“米从何处出？”一人说：“从臼子里出。”另一人说：“不是，我见在席子里出。”[212]朱勔“子侄官承宣、观察使，下逮厮役，〔亦〕为横行，媵妾亦有封号”。童贯也是“厮养、仆圉官诸使者至数百辈”。[213]一时“乳臭童稚，目未知书，绮襦竹马，方务嬉戏，而官已列禁从”者比比皆是。[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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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权纳贿，货赂公行，是北宋晚期政治的一大特色，其奥秘正在于上行而下效。宠臣们懂得，其恃宠固位的主要手段，就是为皇帝搜刮钱财。蔡京巴结内宫，“宫妾、宦官合为一词誉京”，遂得以进用。他“拔故吏魏伯刍领榷货，造料次钱券百万缗进入”，宋徽宗大喜，说：“此太师与我奉料也。”童贯“颇疏财，後庭妃嫔而下及内侍，无大小，致饷无虚月，交口称誉一词”，故能“权倾四方”。[215]上有皇帝以身作则，宠臣辈贪污受贿自然成了家常便饭。王黼“公然受贿赂，卖官鬻爵”，时谚称“三千索，直秘阁；五百贯，擢通判”。童贯“庭户杂遝成市，岳牧、辅弼多出其门”。朱勔“与其子汝贤、汝功各立门户，招权鬻爵，上至侍从，下至省寺，外则监司，以至州县长吏官属，由其父子以进者甚众，货赂公行，其门如市”。[216]蔡京“暮年即家为府，营进之徒举集其门，输货僮隶得美官”。他本人“目昏眊不能事事”，仍贪恋权势，一应政务由幼子蔡倏处置，“代京入奏”，”由是恣为奸利”，“骤引其妇兄韩梠为户部侍郎”。宋徽宗“亦厌薄之”，命蔡攸和童贯往取蔡京辞职表 ，蔡京惊慌失措，说：“京衰老宜去，而不忍遽乞身者，以上恩未报，此二公所知也。”居然“呼其子为公”，左右“莫不窃笑”。[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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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官场中一片乌烟瘴气，宋徽宗仍标榜要惩治腐败，针对官员们“受赇作弊”，“非法受财，嘱托公事”，“货赂公行，莫之能禁，外则监司守令， 内则公卿大夫，讬公徇私，诛求百姓，公然窃取，略无畏惮”，“士庶之间”的“侈靡之风”等情况，屡下禁令。[218]宋徽宗也处分一批官员，如河北路转运副使李昌孺“廉声不闻”，滁州知州唐恪“於邻郡营私第，搔动一方”，贺希仲“任河北监司，凡所荐举，使其私仆干求百出”，提点江东路铸钱王阐“贪墨”，“巡历贾贩，盗取官钱”，汪希旦“贪污不法，狼藉有声”，都被贬黜。[219]但是，一批真正的大贪污犯，却备受皇帝的青睐，恩赏有加。因贪污而得利者甚众，而败露率极低，故装潢门面的禁约和惩罚，适足以助长贪贿之风，而成变本加厉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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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着隐伏危机的表面盛世，也有一些正直的官员和太学生，起而痛陈时弊。宋徽宗即位之初，李朴上奏说，“天下有事不足忧，无事深可畏”，“骄盈怠惰之气，亦能以治安而至於危乱”。赵鼎臣在对策中说，应“以长治为难”，“以居安为惧”。[220]宣和时，李纲上疏，认为“当以盗贼外患为忧”，但“朝廷恶其言，谪监南剑州沙县税务”。[221]太学生朱梦说屡次上书，指责“入仕之源太浊，不急之务太繁，宦寺之权太盛”，被“编管池州”。[222] 太学生雍孝闻”力诋“蔡京兄弟”及“时政未便者”，被流放而死于海南岛。另一太学生邓肃“上十诗，备述花石之扰”，其中有“但愿君王安万姓，圃中何日不东风”之句，“诏屏逐之”。陈禾力陈宦官之弊，说“陛下他日受危亡之祸”，贬降监酒官。[223]宦官邵成章“性特谅直，诸内侍皆不喜之，常出之于外”，他上奏历数“童贯五十罪，中外大骇”。[224]宋徽宗对此类忠言完全置若罔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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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帝国积累了很深重的矛盾，各地爆发了方腊等暴动，宋廷动用优势兵力，方能予以镇压。面对金朝的勃兴，宋徽宗君臣采取联金灭辽政策。因长期对西夏作战，陕西军成为宋军精锐。宋朝动用陕西军攻残辽，却反而被打得一败涂地。童贯和高俅长期主兵的结果，“军政大坏”，[225]整个庞大的军事机构被蛀蚀得千疮百孔，至此便暴露无遗。金军灭辽后，立即攻宋，宋军或一触即溃，或不战而溃。唯有王禀指挥的太原保卫战，有力地牵制了西路金军。太原最后陷落，宋军主力在救援时耗折殆尽，于是开封的失守便成定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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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金军进犯时，宋徽宗方下诏罪己，承认“言路壅蔽，导谀日闻，恩倖持权，贪饕得志”，“赋敛竭生民之财”，“多作无益，靡侈成风”，“众庶怨怼”等弊政，“凡兹引咎，兴自朕躬”。[226]他急忙传位于宋钦宗。平庸的宋钦宗面对险恶的局势，毫无措置能力，只是来回摇摆于投降和冒险之间。金东路军初攻开封时，宋军尚有抗击能力，但宋徽宗仓皇南逃，宋钦宗欲逃而被李纲制止。太原失陷后，宋钦宗却不听老将种师道临终的忠告，退避关中。靖康元年（公元１１２６）闰十一月，金军攻破开封，俘宋徽宗和宋钦宗，北宋灭亡。宋徽宗和宋钦宗分别在被俘后九年和三十年死去，时年分别为五十四岁和五十七岁。[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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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金时代开封的劫难和衰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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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封作为中国七大古都之一，其最辉煌的时期是北宋东京的一百六十余年间。由于黄河的泛滥，宋代的开封故城已经深埋地下。人们从著名的《清明上河图》，尚可窥见其繁荣的一角。然而从北宋末期到金朝末期，开封遭受了惨重的劫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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