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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金时代开封的劫难和衰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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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封作为中国七大古都之一，其最辉煌的时期是北宋东京的一百六十余年间。由于黄河的泛滥，宋代的开封故城已经深埋地下。人们从著名的《清明上河图》，尚可窥见其繁荣的一角。然而从北宋末期到金朝末期，开封遭受了惨重的劫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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靖康元年（公元1126年），金军两次进攻开封城。十一月，两路金军再次兵临城下，“大约不过八万人”。[228]金军对开封城不可能全面围攻，只能从东和南两个方向实行重点进攻。此外，金军的作战具有很强的季节性，一般是秋冬弓劲马肥之时用兵，夏季则女真人不耐酷暑，加之连续的夏雨，弓弦脱胶，战马易于得病，所以就必须撤往北方，避暑休整。只要开封城守御得法，挨过春天，金军就只能退兵，而无法实施长围久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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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的城墙是由土城演变为砖城。开封城就是一座土城，“取虎牢（关）土”建造的城墙，屡经加固，“坚密如铁”。[229]有宫城、里城和外城，形成了古时的纵深防御。外城周长五十宋里一百六十五步，[230]按现代的考古测量，东墙长７，660米，南墙长６，990米，西墙长７，590米，北墙长６，940米，略呈菱形。[231]城墙底部厚五宋丈九宋尺，高四宋丈，城外的护龙河阔十多宋丈。唯有东、西、南、北四座正门设两重直门，供御路通行，其余偏门都按边城的瓮城门规范修建，里外三门，门道弯曲，若干水门也都设有铁闸门。城上每百步设马面战棚，密置女墙，除城上的通道外，城墙里还有一条内环路，便于运兵。从古代的军事学的观点看，只要兵力和粮草充足，无疑是个易守难攻的庞大军事堡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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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致开封城失守的关键事件，一是部分护龙河被金军填平，二是郭京六甲神兵出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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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进攻，宋廷还是按以文制武的惯例，任命了四面城墙的提举官，中书舍人李擢负责南城。[232]金军设法填平护龙河。李擢根本“不介意”，“於城楼上修饬坐卧处，如晏阁宾馆，日与僚佐饮酒烹茶，或弹琴讌笑，或日醒醉”。南城偏东的宣化门（俗名陈州门）一带，已填了约一宋里。宋钦宗登南城发现此事，大怒，下旨将“李擢推勘远窜”。[233]当时在开封围城中，自然不可能流放远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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宰相何栗和执政孙傅在百般无奈之余，找到了妖人郭京，郭京自能施行六甲神法，招募七千七百七十七人，编组六甲神兵，就可将金军扫荡无余。“令于殿前验之。其法用一猫一鼠，画地作围，开两角为生死道。先以猫入生道，鼠入死道，其鼠即为猫所杀。又将鼠入生道，猫入死道，猫即不见鼠。云如此用兵，入生道，则番贼不能见，可以胜也”。何栗、孙傅等居然深信不疑。郭京率六甲神兵出战，命令守军全部下城，不得窥视。结果被金朝铁骑扫荡，大批神兵堕落护龙河，填尸皆满。郭京说：“须自下作法。”[234]下城率余众南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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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军乘胜，将并无斗志的宋军逐下开封外城。在平原旷野，女真骑兵纵横驰骋，比宋军步兵确有很大优势，然而若下城与开封大约百万军民巷战，则将是胜负难卜的消耗战。故史称宰相何栗“率百姓欲巷战，其来如云，由是金兵不敢下，乃唱为和议”。[235]他们只是占领外城墙，将开封军民实施紧密围困。六神无主的宋钦宗也果然中计，他认为只有订立屈辱的城下之盟，才是唯一的生路。金军不断扬言“欲纵兵洗城”，[236]进行勒索，而宋钦宗则是有求必应。首先是 “索马一万匹”，开封府“得七千馀匹，尽送军前”。接着又“索军器”，于是“凡甲仗库军器，以车辇去，或用夫般担，数日方尽”。[237]开封府的军民就被剥夺武装，无法自卫。接着，金军又向开封城里勒索财宝、工匠、女子等，宋方仍然不断满足敌人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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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久的腐败，加之宋钦宗君臣面对险恶局势，唯有惊惶失措，毫无应变能力，更兼胆怯而毫无抗敌的决心，才导致了开封的陷落和完全丧失抵抗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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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钦宗两次到金营求和，第一次金人有意放他回城，麻痹宋人，第二次就予以扣押。金人通过一些宦官、还有开封府尹徐秉哲等人，将赵氏皇族，包括时为太上皇的宋徽宗，也一网打尽，并于靖康二年（公元1127年）二月宣布废赵宋，三月立伪楚，于月末到四月初撤兵，回北方避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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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次历史巨变中，一些宋朝官员和宦官起了十分无耻而恶劣的作用。如王时雍时称“卖国牙郎”，[238]又称“虏人外公”，因为他“尽捜取妇女於虏人”。[239]实际上，为金人搜刮妇女者，还有徐秉哲。他一次搜捕女子一千多人，“自选端丽者”，“自置钗、衫、冠、挿、鲜衣，令膏沐粉黛，盛饰毕，满车送军中。父母夫妻抱持而哭，观者莫不歔欷陨涕”。[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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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封当年冬天奇寒，“雪雨不止，物价日翔，斗米一千二百，麦斗一千，驴肉一斤一千五百，羊肉一斤四千，猪肉一斤三千”。“城中猫犬几尽，游手冻饿死者十五、六，遗骸所在枕藉”。[241]开封府衙“觧内夫人及戚里、女使”，“以车载数百”。“女使辈车上斥骂，大呼曰：‘尔等任朝廷大臣，作壊国家至此，今日却令我辈塞金人意，尔等来何面目？’”[242] “哭泣之声遍于里巷，如此者日日不絶”。[243]即使以成千上万宋宫女俘而言，金左副元帅完颜粘罕 “宴诸将，令宫嫔等易露台歌女表里衣装，杂坐侑酒，郑、徐、吕三妇抗命，斩以徇”。“烈女张氏、陆氏、曹氏抗二太子（右副元帅完颜斡离不）意，刺以铁竿，肆帐前，流血三日”，于是宫妇“人人乞命”，只能听任金人蹂躏。[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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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到金军撤退时，“京城被围半年，至是斗米二千，斛麦二千四百，羊肉一斤七千，猪肉一斤四千，驴肉一斤二千五百，鱼亦如之，酱一斤五百，油一斤一千八百，他物称是。细民赖官卖柴米，稍能给。然饿殍不可胜数，人多苦脚气，被疾者不浃旬即死，目疾者即瞽”。这当然是缺乏“菜蔬”和维生素所致。[245]金人“放兵四掠，东及沂，西至濮、兖，南至陈、蔡、颍，皆被其害。陈、蔡二州虽不被害，属县焚烧略尽。淮、泗之间荡然矣。京城之外，坟垅悉遭掘，出尸，取其棺为马槽。杀人如割麻，臭闻数百里。以故数大疫，死者过半”。由于食物极端缺乏，开封城内“街巷有病气未絶者，俄顷已被剔剥，杂诸牛马肉卖之。菜蔬已尽，唯取软者啗之”。[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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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世界上最繁华的开封竟成了什么世界。更可悲的当然是女子们，自古代到近代，妇女和财宝总是一切掠夺战争的目标。可怖的劫难其实是残暴的金军和腐败无能的宋廷共同造成，虽然已时隔近九百年，但翻阅陈编，仍然使人有一种毛骨悚然的沉痛感，腐败之祸国殃民，一至于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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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建炎元年（公元1127年），由宗泽出任东京留守等职，方使这座城市稍为恢复生气，并击败金军的嚣张攻势。不幸宗泽忧愤成疾而死，继任的杜充放弃开封南逃。天会八年（公元1130年），即宋建炎四年二月十四日，开封终于被金朝占领。当时“粮食乏绝，四外皆不通，民多饿死”，“在京强壮不满万人”。[247]但到二十五日，开封市民仍进行反抗，并持续了一个月，而被金将 “大迪里复取之”。[248]成为宋朝开封史上最后的英勇悲壮、可歌可泣的扉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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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开封先后成为伪齐的国都和金朝的南京。即使到金朝中期，开封里“城外，人物极稀疏”，而“城里亦凋残”，但外城“北门内外人烟比南门稍盛”。[249]宋使范成大说，他途经“东御园，即宜春苑也，颓垣荒草而已”，“狐冢獾蹊满路隅”。从弘仁门入城，“弥望悉荒墟”。“过大相国寺，倾檐缺吻，无复旧观”。“旧京自城破後，创痍不复”。金海陵王“独崇饰宫阙，比旧加壮丽。民间荒残自若，新城内大抵皆墟，至有犁为田处。旧城内粗有市肆，皆苟活而已。四望时见楼阁峥嵘，皆旧宫观寺宇，无不颓毁”。他感慨地赋诗说：“梳行讹杂马行残，药市萧骚土市寒。惆怅软红佳丽地，黄沙如雨扑征鞍。”[250]后来周辉使金，也说“入大城，人烟极凋残”。[251]金朝的开封城虽为南京，却相当荒凉衰败，里城之内，大约还像个城市，而在里城与外城之间，其实已同荒郊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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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朝晚期，面对蒙古的强劲攻势，金宣宗逃往黄河以南的开封城，苟延残喘。由于大量人口的南迁，开封城内顿时“繁盛益增”，[252]但这种繁盛却是战乱期间的特殊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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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兴元年（公元1232年）三月，蒙古军开始猛攻开封城。蒙古军攻城，主要用石炮和火炮。“破大硙或碌碡为二、三，皆用之”。“城上楼橹皆”“大木为之，合抱之木，随击而碎”。但开封外城“坚密如铁，受炮所击，唯凹而已”。他们“驱汉俘及妇女、老幼负薪草，填壕堑，城上箭镞四下如雨，顷刻壕为之平”。[253]在这场残酷的攻防战中，主要还是无辜平民的牺牲。但金军依赖开封旧城，并使用震天雷和飞火枪的火器，居然暂时挫败蒙古军的进攻。但蒙古军已占领了河南的大部分州县，开封处于粮尽援绝的困境。当年夏，开封大疫五十天，大量人口死亡，“诸门出死者九十馀万人，贫不能葬者不在是数”。[254]金哀宗只能于十二月逃出开封。天兴二年（公元1233年）正月，开封城西面元帅崔立发动兵变，投降蒙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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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南的青城，当年是宋钦宗投降和被俘之地，如今金朝的皇族、后妃等也被押往此地，大多被杀。当时开封城内景况比北宋亡国时更惨，“米升直银二两。贫民往往食人殍，死者相望，官日载数车出城，一夕皆剐食其肉净尽。缙绅士女多行丐于街，民间有食其子。锦衣、宝器不能易米数升。人朝出，不敢夕归，惧为饥者杀而食。平日亲族交旧，以一饭相避于家。又日杀马牛乘骑自啖，至于箱箧、鞍韂诸皮物，凡可食者，皆煮而食之。其贵家第宅与夫市中楼馆木材，皆撤以爨，城中触目皆瓦砾废区”。开封投降后，市民们“得出近郊採蓬子窠、甜苣菜，杂米粒以食。又闻京西陈冈上有野麦甚丰，（崔）立请百姓往收之”。但蒙古军入城后，仍然“大掠”。[255] 由于最后不战而降，开封城内虽然“触目皆瓦砾废区”，却完整地保存了金宫，而北宋的遗迹主要只剩下了龙德宫的熙春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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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王出使和救援开封的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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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金军在靖康元年（公元1126）冬第二次南侵，十一月，二十岁的康王赵构奉命出使求和。宋代史籍对康王出使的始末，显然有所隐讳和掩饰。康王正式出使前，宋钦宗“赐以玉带，抚慰甚厚”，还特别将其生母韦氏由龙德宫婉容超升贤妃，进八阶，由嫔升为妃，[256]实际上应是强制畏缩不前的康王出使。康王一行出城时，王云对他说：“京城楼橹，天下所无，然真定城高几一倍，金人使雲等坐观，不移时破之。此虽楼橹如画，亦不足恃也。”[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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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王一行十六日出京，十九日到相州（治今河南安阳）。知州汪伯彦“禀曰：‘斡离不已於十四日由大名府魏县李固渡〔渡〕河矣，恐不得追，愿大王暂留，审议国计。’王曰：‘受命前去，不敢止於中道。’王雲、耿延禧、高世则等谓曰：‘兼程前去，渡河犹仅可及。’诘朝遂行”。[258]按宋钦宗的命令，康王一行出使的目标，正是找金东路军主将、右副元帅完颜斡离不（宗望）和谈。然而康王与王云等人明知完颜斡离不（宗望）已兵渡黄河，却并不改变行进方向，折回黄河以南，而仍然北上。显然，他们的目标其实已决非是找金人和谈，而别有居心。耐人寻味的，是《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等史书都没有上引这段记载，甚至删略了途经相州的事实，说明宋代史官明知其故，却只能为“中兴之主”的可耻行径避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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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月末到闰十一月，两路金军会师开封城下。宋钦宗派人向各地告急，武学进士秦仔“赍蜡弹”到相州，任命康王为河北兵马大元帅，中山知府陈遘为元帅，宗泽和汪伯彦为副元帅，火速发兵救援开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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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宋钦宗求援，心急如焚，但康王出任大元帅后的第一急务，就是考虑如何躲避金军，前往安全地区。有人认为，“相州严备”，“虏人至，必不可犯”，康王当即“叱之”。宋钦宗特使秦仔等人建议由滑州（治今河南滑县）“转战而南”，也被众人否定。康王在汪伯彦等人的怂恿下，决计逃跑。康王命刘浩率偏师南下，扬言要解开封之围，自己却与汪伯彦等率主力前往北京大名府（治今河北大名）。临行之际，仍对军士隐瞒真情，诡称南下汤阴，而实际的行军路线却是出相州北门。他们躲开李固渡的金营，偷偷摸摸进入大名府。[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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