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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鱼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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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中国的观赏鱼，一类属土生土长，如金鱼之类，别一类则是舶来品，如热带鱼之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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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读《宋史》卷３８７《汪应辰传》：“德寿宫方甃石池，以水银浮金凫鱼于上。”最初还以为“金凫鱼”是黄金打制的鱼。近偶而查到明杨慎《异鱼图赞笺》卷１《赤鲤》说：“一种通身红如金，曰金鲤，一种尾如凫，或三岐，或两岐，曰金鳬鱼。宋髙宗养之池中，置水银其下者也。”可知金凫鱼是一种观赏的鲤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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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高宗晚年当太上皇，退养德寿宫。尽管宋朝丧失三分之一的土地，对金朝之卑屈，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然而拥有当时全世界最富庶的长江三角洲等地，有足够的财力和物产，完全可以供应也许是全世界最高级、最豪华的享受。人们常会提到《红楼梦》大观园主人们的生活享受，却难以与这个极富极贵的太上皇相比，真可谓是德寿宫的人间天堂。太上皇别出心裁，居然想在鱼池底下铺水银。可以想象，在日光照射下，鱼之金色与水银之银色在水光中互相辉映，确是别有一番景致。《梦粱录》卷８《德寿宫》说，宋高宗的“金鱼池扁曰泻碧”。这也不过是德寿宫恣意挥霍民脂民膏的一斑而已。当然，依据现代科学知识，水银有毒，肯定不利于金凫鱼的生存。在德寿宫穷奢极侈的背面，当然是千百万劳苦大众饥啼寒号的生活。贫富之悬殊与对立，总是文明社会，即阶级社会的基本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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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今存史料看来，中国人驯养和培育金鱼，可能始于唐，但宋代记载较多。在秀州，即嘉兴府，据张尧同《嘉禾百咏•月波樓》的“附考”说：“楼在郡西北城上，宋元祐中，知州令狐挺建。政和中，毛滂重修，有记，下瞰金鱼池。唐刺史丁延赞养金鲫于此。”《至元嘉禾志》卷９记载，“月波楼在郡治西北二里城上，下瞰金鱼池”。但其考证不提唐朝养金鲫事。至少金鱼的培育更为普及，肯定是在宋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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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刻本的苏轼《东坡志林》卷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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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读子美《六和寺》诗云：‘松桥待金鲫，竟日独迟留。’初不喻此语。及倅钱塘，乃知寺後池中有此鱼，如金色。昨日复游池上，投饼饵，久之，乃略出，不食，复入，不可复见。自子美作诗至今四百（十）馀年，已有‘迟留’之语，则此鱼自珍贵盖久矣。苟非难进易退而不妄食，安得如此寿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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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舜钦的诗如今已成轶诗残句，在《东坡诗话录》中或作《六和寺》诗，诗句为“沿桥待金鲫，竟日独迟留”。以下所引记载的文句亦有不同。《东坡七集•东坡集》卷４《往富陽新城李节推先行留風水洞見待》诗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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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同文和标准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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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庞大、居住地辽阔的汉族，尽管各地的方言与风土人情有着千差万别，但在文化上，却始终维持着统一民族的心理。中国的国土面积同欧洲差不多，但欧洲最后形成几十个国家。不少国家和民族的语言差别其实又比中国各地同一汉族的方言差别小。但方言的差别从来没有成为分裂的因素，从文化上说，方块字确是起着维系民族统一的第一纽带的作用，这是不应低估的。此外，标准语，即语言学家们称之为汉族共同语的作用，也同样不可小视，在某种意义上，可说是第二纽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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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些迹象推论，夏代似应当有文字，但至少迄今没有发现，这不能不是一大遗憾，没有文字，就无以建立科学的夏史架构。目前所知传世最早者，还是商代的甲骨文，这是方块字的祖宗。由于方块字传字不传音的特点，上古华夏族的语音，如今已是过于邈远，而难以稽考。但方块字停留在表形和表意文字，而未向表音文字发展，似乎应与过多的同音字有关。中古时的契丹人既学汉字，自造类似方块字的契丹大字，又另外研制出拼音的契丹小字，但对汉字的发展似乎没有影响。过多的同音字和词，只怕是汉字改为拼音文字的根本障碍。即使如日本和韩国已经使用表音文字，还是感到同音字和同音词带来的麻烦和困难，而仍然需要借助汉字，藉以表达不同的词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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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字经历了几千年的发展变化。秦始皇时所谓的“书同文”，决不是把根本不同的文字统一为秦篆，而只是把七国相似的、互相也可以大致看懂的方块字统一为一种字体。方块字当然有天然的缺陷，主张文字改革的人们对此谈论颇多，但无疑也有其特殊的历史贡献，不仅成为统一民族的强韧的第一文化纽带，并且造就了中华的书法美，而最能反映方块字特色美的文学作品，大体有骈体文、古诗词和对联三类。骈体文往往被文学史家们评为束缚思想的文体，这是不错的；但从另一方面看，优秀的骈体文对仗工整、掷地铿锵的韵语，也更体现了汉字的特色，给人以美的享受，而为古代散文所不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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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借机对汉字改革唱一点反调。中国人养成一种很不好的习惯，凡事过分地权力化，有权就是有理，领袖和长官意志总是英明、伟大、正确，其实，这是完全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巴黎公社原则所规范的社会主人与公仆的伦理关系的。过去文字改革的缺点，正在于过多体现长官意志，上好之，下有甚焉。当时一个重要理由是唯有简化，方能普及。但是，香港和台湾的实践证明，汉字即使不简化，也并非就一定不便于文化的普及。生造了一大批简化新字，不适当地归并同音汉字，带来了汉文的错乱，却是非同小可。记得笔者在西元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与前辈语言专家周祖谟先生曾有一面之幸。一提起文字改革，他唯有摇头叹息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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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化字造成的错乱的事例，几乎是俯拾皆是。记得在无锡影视城，参观一批精美的宜兴陶瓷浮雕，不料其上的繁体汉字错别字之多，令人咋舌。主人说，其上的错别字，他们已经发现，却因工本太大，无法砸碎，重新烧制，真是大煞风景。现代繁体汉字中的“範”与“范”本来是不能假借的。改革者们非要将两字拉郎配。最近偶而看到电视剧《红色康乃馨》，就将“范先生”写成“範”，出了笑话。又如电视剧《日出东方》中，陈独秀看一国民党文件，开头就是繁体字“關于”，编导们已经不懂，此处的“于”是别字，当时只能作“於”。至于“后”和“後”两字的归并而造成的错乱，就更是不可胜数。“皇天后土”往往成了“皇天後土”。又如简体字中的“适”本来已有繁体，音kuo，如今又将此字作为“適”的简化字，于是人们往往将古人南宫适念成shi，在电视剧《封神榜》中就念成shi。至于因文字的简化，而乱改古人名、地名以至今人名的情况，也令人十分头疼。如台湾有一位前辈学者全汉昇先生，然而按照简化的要求，又须将他改名汉升，这当然是他根本无法同意的。现在行政命令是禁止用繁体字，但事实上，繁体字还是愈用愈多，而只要有繁体字的出版物，包括广告，就因电脑软件的转换关系，必有错别字。此种情况如何扭转，是值得研究的。依我个人之见，至少应当取消一批归并不当的简化字，如“后”与“後”就仍旧分为两字，不得通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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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笔者之见，认真纠正简化汉字所造成的错乱，是有利于加强汉文作为维系中国以至世界华人的第一文化纽带的作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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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汉族自古以来，尽管一直有许多方言，但既然有统一的文字，事实上也必然需要和伴随着一种标准语。用语言学家的规范称呼，是汉民族共同语，相对于方言而论的。古代标准语并非出自行政命令，进行推广，并且远不是各地的人都能听懂，却是自然形成的。它出于同一民族内部交流的需要，起着维系统一民族的第二文化纽带的作用，也十分重要，其作用亦非方块字所能取代。古代标准语的形成和变迁，自然是与政治中心的所在地有关。笔者个人对古代语言和方言没有什么研究，据前辈陈寅恪、周祖谟等先生的研究，还有另一位中年学者胡宝国先生的研究。在秦与西汉时，大致是以秦晋一带的方言作为标准语，而自东汉以降，又以洛阳一带的方言作为标准语。颜之推《颜氏家训》卷７《音辞第十八》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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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九州之人，言语不同，生民以来，固常然矣。……共以帝王都邑，参校方俗，考核古今，为之折衷。搉而量之，独金陵与洛下耳。南方水土和柔，其音清举而切诣，失在浮浅，其辞多鄙俗。北方山川深厚，其音沈浊而鈋钝，得其质直，其辞多古语。然冠冕君子，南方为优；闾里小人，北方为愈。易服而与之谈，南方士庶，数言可辨；隔垣而听其语，北方朝野，终日难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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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指出，在南北朝时，标准语是北方的洛阳语和南方的金陵语，即是以“帝王都邑”为中心。陈寅恪先生的《从史实论〈切韵〉》和周祖谟先生的《〈颜氏家训·音辞篇〉注补》对此段文字有精当的解释，他们说，“盖南朝疆域内，士族悉操北音，虽南士亦鲜例外，庶族则操吴语”。“盖韵书之作，北人多以洛阳音为主，南人则以建康音为主，故曰‘搉而量之，独金陵与洛下耳。’”“盖自五胡乱华以来，中原旧族，多侨居江左，故南朝士大夫所言，仍以北方音为主，而庶族所言，则多为吴语。故曰：‘易服而与之谈，南方士庶，数言可辨。’而北方华夏旧区，士庶语音无异，故曰：‘隔垣而听其语，北方朝野，终日难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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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之推的此段文字证明，尽管从东汉末和三国算起，存在着约四百年的南北分裂，但直到南北朝后期和隋朝，南、北方的标准语还是相同的，都是洛阳话，南方的建康话其实仍是北方士大夫带到江左的洛阳话变种。邵荣芬先生细致地研究《切韵》和《经典释文》的两个音系，认为两者正好代表了洛阳话和建康话，有相当差别。如果依颜之推之说，《经典释文》代表的当然是南方“冠冕君子”的语言，其实与民间口语颇有差别。是否可以说，《经典释文》音系与《切韵》音系的差别，犹如今天带上海腔的普通话、带广东腔的普通话与京腔普通话的差别。尽管带有方言的腔调，却仍是以京腔普通话为基准。由此看来，方块字和标准语无疑是隋代南、北方重新统一的文化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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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头语言与书面语言的关系，当然是源与流的关系。事实上，直到隋朝，北方“其辞多古语”，上层士大夫与下层民众的口语差别很小，以至于“隔垣而听其语，北方朝野，终日难分”。这其实也证明当时的北方的口头语言与书面语言差别不大。在士大夫辈听来，北方民间口语也似古语般典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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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及唐宋，即使在北方，口头语言与书面语言的差别显著增大了。富丽堂皇的唐诗中，已经采纳了一些当时的口语。宋代的汉文更出现了口语化的倾向。著名的大思想家朱熹的弟子所编的《朱子语类》，在很大程度上保留了朱熹使用宋代口语讲授和谈话的原貌。这证明即使像他那样文化修养很高的士人，尽管还是用古文写作，但平日的言谈，甚至讲授儒家经典，也已经不可能像六、七百年前的北方庶民那样，“其辞多古语”。今存有一篇王俊诬告岳飞的状词，全用当时的白话文。这表明由于古文与当时口语相差太大，文化水平不高的人，已经没有能力写标准古文式的书面语言。所以王明清《挥麈录馀话》卷２在转载状词时，称之为“甚为鄙俚之言”。元代的白话文又有进一步发展，当时的官方文件，如《元典章》，就是用白话文写的。但到明清时期，只有如小说之类被士大夫视为不登大雅之堂者，才使用白话文。白话文当然不能完全等同于口语，但自宋以降约八、九百年间的丰富白话文记录，还是为今人提供了此期间口语，特别是标准话变化的概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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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口语发生了很大变化，但因为北宋定都开封的关系，洛阳语作为标准话的地位并未改变，语言学家称之为准共同语。《耆旧续闻》卷７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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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音是处不同，惟京师，天朝得其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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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郛》卷５《谈选》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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