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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家园书声 [:1706931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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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同文和标准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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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庞大、居住地辽阔的汉族，尽管各地的方言与风土人情有着千差万别，但在文化上，却始终维持着统一民族的心理。中国的国土面积同欧洲差不多，但欧洲最后形成几十个国家。不少国家和民族的语言差别其实又比中国各地同一汉族的方言差别小。但方言的差别从来没有成为分裂的因素，从文化上说，方块字确是起着维系民族统一的第一纽带的作用，这是不应低估的。此外，标准语，即语言学家们称之为汉族共同语的作用，也同样不可小视，在某种意义上，可说是第二纽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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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些迹象推论，夏代似应当有文字，但至少迄今没有发现，这不能不是一大遗憾，没有文字，就无以建立科学的夏史架构。目前所知传世最早者，还是商代的甲骨文，这是方块字的祖宗。由于方块字传字不传音的特点，上古华夏族的语音，如今已是过于邈远，而难以稽考。但方块字停留在表形和表意文字，而未向表音文字发展，似乎应与过多的同音字有关。中古时的契丹人既学汉字，自造类似方块字的契丹大字，又另外研制出拼音的契丹小字，但对汉字的发展似乎没有影响。过多的同音字和词，只怕是汉字改为拼音文字的根本障碍。即使如日本和韩国已经使用表音文字，还是感到同音字和同音词带来的麻烦和困难，而仍然需要借助汉字，藉以表达不同的词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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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字经历了几千年的发展变化。秦始皇时所谓的“书同文”，决不是把根本不同的文字统一为秦篆，而只是把七国相似的、互相也可以大致看懂的方块字统一为一种字体。方块字当然有天然的缺陷，主张文字改革的人们对此谈论颇多，但无疑也有其特殊的历史贡献，不仅成为统一民族的强韧的第一文化纽带，并且造就了中华的书法美，而最能反映方块字特色美的文学作品，大体有骈体文、古诗词和对联三类。骈体文往往被文学史家们评为束缚思想的文体，这是不错的；但从另一方面看，优秀的骈体文对仗工整、掷地铿锵的韵语，也更体现了汉字的特色，给人以美的享受，而为古代散文所不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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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借机对汉字改革唱一点反调。中国人养成一种很不好的习惯，凡事过分地权力化，有权就是有理，领袖和长官意志总是英明、伟大、正确，其实，这是完全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巴黎公社原则所规范的社会主人与公仆的伦理关系的。过去文字改革的缺点，正在于过多体现长官意志，上好之，下有甚焉。当时一个重要理由是唯有简化，方能普及。但是，香港和台湾的实践证明，汉字即使不简化，也并非就一定不便于文化的普及。生造了一大批简化新字，不适当地归并同音汉字，带来了汉文的错乱，却是非同小可。记得笔者在西元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与前辈语言专家周祖谟先生曾有一面之幸。一提起文字改革，他唯有摇头叹息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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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化字造成的错乱的事例，几乎是俯拾皆是。记得在无锡影视城，参观一批精美的宜兴陶瓷浮雕，不料其上的繁体汉字错别字之多，令人咋舌。主人说，其上的错别字，他们已经发现，却因工本太大，无法砸碎，重新烧制，真是大煞风景。现代繁体汉字中的“範”与“范”本来是不能假借的。改革者们非要将两字拉郎配。最近偶而看到电视剧《红色康乃馨》，就将“范先生”写成“範”，出了笑话。又如电视剧《日出东方》中，陈独秀看一国民党文件，开头就是繁体字“關于”，编导们已经不懂，此处的“于”是别字，当时只能作“於”。至于“后”和“後”两字的归并而造成的错乱，就更是不可胜数。“皇天后土”往往成了“皇天後土”。又如简体字中的“适”本来已有繁体，音kuo，如今又将此字作为“適”的简化字，于是人们往往将古人南宫适念成shi，在电视剧《封神榜》中就念成shi。至于因文字的简化，而乱改古人名、地名以至今人名的情况，也令人十分头疼。如台湾有一位前辈学者全汉昇先生，然而按照简化的要求，又须将他改名汉升，这当然是他根本无法同意的。现在行政命令是禁止用繁体字，但事实上，繁体字还是愈用愈多，而只要有繁体字的出版物，包括广告，就因电脑软件的转换关系，必有错别字。此种情况如何扭转，是值得研究的。依我个人之见，至少应当取消一批归并不当的简化字，如“后”与“後”就仍旧分为两字，不得通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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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笔者之见，认真纠正简化汉字所造成的错乱，是有利于加强汉文作为维系中国以至世界华人的第一文化纽带的作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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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汉族自古以来，尽管一直有许多方言，但既然有统一的文字，事实上也必然需要和伴随着一种标准语。用语言学家的规范称呼，是汉民族共同语，相对于方言而论的。古代标准语并非出自行政命令，进行推广，并且远不是各地的人都能听懂，却是自然形成的。它出于同一民族内部交流的需要，起着维系统一民族的第二文化纽带的作用，也十分重要，其作用亦非方块字所能取代。古代标准语的形成和变迁，自然是与政治中心的所在地有关。笔者个人对古代语言和方言没有什么研究，据前辈陈寅恪、周祖谟等先生的研究，还有另一位中年学者胡宝国先生的研究。在秦与西汉时，大致是以秦晋一带的方言作为标准语，而自东汉以降，又以洛阳一带的方言作为标准语。颜之推《颜氏家训》卷７《音辞第十八》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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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九州之人，言语不同，生民以来，固常然矣。……共以帝王都邑，参校方俗，考核古今，为之折衷。搉而量之，独金陵与洛下耳。南方水土和柔，其音清举而切诣，失在浮浅，其辞多鄙俗。北方山川深厚，其音沈浊而鈋钝，得其质直，其辞多古语。然冠冕君子，南方为优；闾里小人，北方为愈。易服而与之谈，南方士庶，数言可辨；隔垣而听其语，北方朝野，终日难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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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指出，在南北朝时，标准语是北方的洛阳语和南方的金陵语，即是以“帝王都邑”为中心。陈寅恪先生的《从史实论〈切韵〉》和周祖谟先生的《〈颜氏家训·音辞篇〉注补》对此段文字有精当的解释，他们说，“盖南朝疆域内，士族悉操北音，虽南士亦鲜例外，庶族则操吴语”。“盖韵书之作，北人多以洛阳音为主，南人则以建康音为主，故曰‘搉而量之，独金陵与洛下耳。’”“盖自五胡乱华以来，中原旧族，多侨居江左，故南朝士大夫所言，仍以北方音为主，而庶族所言，则多为吴语。故曰：‘易服而与之谈，南方士庶，数言可辨。’而北方华夏旧区，士庶语音无异，故曰：‘隔垣而听其语，北方朝野，终日难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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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之推的此段文字证明，尽管从东汉末和三国算起，存在着约四百年的南北分裂，但直到南北朝后期和隋朝，南、北方的标准语还是相同的，都是洛阳话，南方的建康话其实仍是北方士大夫带到江左的洛阳话变种。邵荣芬先生细致地研究《切韵》和《经典释文》的两个音系，认为两者正好代表了洛阳话和建康话，有相当差别。如果依颜之推之说，《经典释文》代表的当然是南方“冠冕君子”的语言，其实与民间口语颇有差别。是否可以说，《经典释文》音系与《切韵》音系的差别，犹如今天带上海腔的普通话、带广东腔的普通话与京腔普通话的差别。尽管带有方言的腔调，却仍是以京腔普通话为基准。由此看来，方块字和标准语无疑是隋代南、北方重新统一的文化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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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头语言与书面语言的关系，当然是源与流的关系。事实上，直到隋朝，北方“其辞多古语”，上层士大夫与下层民众的口语差别很小，以至于“隔垣而听其语，北方朝野，终日难分”。这其实也证明当时的北方的口头语言与书面语言差别不大。在士大夫辈听来，北方民间口语也似古语般典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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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及唐宋，即使在北方，口头语言与书面语言的差别显著增大了。富丽堂皇的唐诗中，已经采纳了一些当时的口语。宋代的汉文更出现了口语化的倾向。著名的大思想家朱熹的弟子所编的《朱子语类》，在很大程度上保留了朱熹使用宋代口语讲授和谈话的原貌。这证明即使像他那样文化修养很高的士人，尽管还是用古文写作，但平日的言谈，甚至讲授儒家经典，也已经不可能像六、七百年前的北方庶民那样，“其辞多古语”。今存有一篇王俊诬告岳飞的状词，全用当时的白话文。这表明由于古文与当时口语相差太大，文化水平不高的人，已经没有能力写标准古文式的书面语言。所以王明清《挥麈录馀话》卷２在转载状词时，称之为“甚为鄙俚之言”。元代的白话文又有进一步发展，当时的官方文件，如《元典章》，就是用白话文写的。但到明清时期，只有如小说之类被士大夫视为不登大雅之堂者，才使用白话文。白话文当然不能完全等同于口语，但自宋以降约八、九百年间的丰富白话文记录，还是为今人提供了此期间口语，特别是标准话变化的概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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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口语发生了很大变化，但因为北宋定都开封的关系，洛阳语作为标准话的地位并未改变，语言学家称之为准共同语。《耆旧续闻》卷７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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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音是处不同，惟京师，天朝得其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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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郛》卷５《谈选》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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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寇莱公（凖）与丁晋公（谓）同在政事堂日，闲论及天下语音何处为正，寇言：‘惟西洛人得天下之中。’丁曰：‘不然，四远各有方言，唯读书人然後为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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寇准和丁谓并相是在宋真宗晚期。此后约一百七十年，南宋陆游《老学庵笔记》卷6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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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方之音有讹者，则一韵尽讹。如闽人讹‘高’字，则谓‘高’为‘歌’，谓‘劳’为‘罗’；秦人讹‘青’字，则谓‘青’为‘萋’，谓‘经’为‘稽’；蜀人讹‘登’字，则一韵皆合口；吴人讹‘鱼’字，则一韵皆开口，他放此。中原惟洛阳得天地之中，语音最正，然谓‘弦’为‘玄’，谓‘玄’为‘弦’，谓‘犬’为‘遣’，谓‘遣’为‘犬’之类，亦自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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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三条记载表明，由于开封与洛阳相近，两地方言至少是差别极小，然而谈论语音，仍然是以洛阳“语音最正”。但洛阳方言虽然是标准语的基础，并不就完全等同于标准语，“唯读书人然後为正”，两者的差别犹如今日的北京土话与电台、电视台普通话播音的差别。在魏晋南北朝时代，据《世说新语》卷中《雅量》，《晋书》卷79《谢安传》，《南齐书》卷41《张融传》，有所谓“洛生咏”，即“洛下书生咏”，作为一种社会上层的正规和高雅语言。时光流逝长达八百年以上，而洛阳话却仍然作为宋代“读书人”标准话。当然，读书人一般用标准语，即洛阳话说话，但也可能夹带一些各自的地方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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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子语类》卷138载朱熹与弟子问答，“因说四方声音多讹”，朱熹说，“却是广中人说得声音尚好”，“闽、浙声音尤不正”。朱熹长期生活在闽、浙，却说当地“音尤不正”，这是因为他是使用标准语说话，《朱子语类》所整理的白话文并不是闽、浙方言，而仍是以洛阳话为基准的标准语。朱熹所著的《诗集传》和《楚辞集注》中的反切，就被王力先生作为宋代音系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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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现代史学眼光审读《三国演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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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演义》当然是古人创作的一部最高明的历史小说，作者一般说法是罗贯中。此书对陈寿《三国志》及裴松之注、《后汉书》所载史实，进行巧妙的剪裁和捏合，又结合民间流传已久的三国传奇故事。此书的基本轮廓并未违背史实，却又铺叙了生动的故事，堪称是匠心独运。粗略看来，此书似乎是讲三国往事，但若依现代史学研究审读，其时代的烙印还是相当明显的。因为三国往事已时隔千余年，虚拟故事，就不免摭采作者耳濡目染的当代名物制度，掺入小说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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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刘、关、张的脸相：三国故事在民间流传已久，故在一般人的脑海中已牢不可拔。桃园结义的刘、关、张，民间印象最深者莫过于关羽和张飞的脸相。关羽红脸，丹凤眼，卧蚕眉；张飞黑脸，豹头环眼，燕颔虎；刘备则是白脸，两耳垂肩，双手过膝。其实，《三国志》卷32《先主传》只是说他“垂手下膝，顾自见其耳”，《后汉书》卷75《吕布传》载吕布临死前骂他“大耳儿”。较早的《三国志平话》中已说他“耳垂过肩”，其实是受佛教影响的夸张。《三国志》卷36只是说关羽“美鬚髯”，再无关、张其他脸相的记载。《三国志平话》和《三国演义》中，都找不出张飞黑脸的说法。但《全唐诗》卷541李商隐《骄儿诗》：“或谑张飞胡，或笑邓艾吃。”大致是南宋时成书的《玉管照神局》卷上说：“班超有豹头燕颔，果获封侯；张飞有环眼虎髭，岂不为将。”[1]无论是李商隐的诗，或是南宋的相面书所说，其实都是来源于民间传说。至于关羽，《三国志平话》说他“面如紫玉”，到《三国演义》第一回改为“面如重枣”，遂成不易之说。可见民间流传已久的关、张形象，其实没有历史记载的确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