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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家园书声 [:17069312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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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现代史学眼光审读《三国演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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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演义》当然是古人创作的一部最高明的历史小说，作者一般说法是罗贯中。此书对陈寿《三国志》及裴松之注、《后汉书》所载史实，进行巧妙的剪裁和捏合，又结合民间流传已久的三国传奇故事。此书的基本轮廓并未违背史实，却又铺叙了生动的故事，堪称是匠心独运。粗略看来，此书似乎是讲三国往事，但若依现代史学研究审读，其时代的烙印还是相当明显的。因为三国往事已时隔千余年，虚拟故事，就不免摭采作者耳濡目染的当代名物制度，掺入小说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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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刘、关、张的脸相：三国故事在民间流传已久，故在一般人的脑海中已牢不可拔。桃园结义的刘、关、张，民间印象最深者莫过于关羽和张飞的脸相。关羽红脸，丹凤眼，卧蚕眉；张飞黑脸，豹头环眼，燕颔虎；刘备则是白脸，两耳垂肩，双手过膝。其实，《三国志》卷32《先主传》只是说他“垂手下膝，顾自见其耳”，《后汉书》卷75《吕布传》载吕布临死前骂他“大耳儿”。较早的《三国志平话》中已说他“耳垂过肩”，其实是受佛教影响的夸张。《三国志》卷36只是说关羽“美鬚髯”，再无关、张其他脸相的记载。《三国志平话》和《三国演义》中，都找不出张飞黑脸的说法。但《全唐诗》卷541李商隐《骄儿诗》：“或谑张飞胡，或笑邓艾吃。”大致是南宋时成书的《玉管照神局》卷上说：“班超有豹头燕颔，果获封侯；张飞有环眼虎髭，岂不为将。”[1]无论是李商隐的诗，或是南宋的相面书所说，其实都是来源于民间传说。至于关羽，《三国志平话》说他“面如紫玉”，到《三国演义》第一回改为“面如重枣”，遂成不易之说。可见民间流传已久的关、张形象，其实没有历史记载的确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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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身高：《三国志》卷18《许褚传》说他“长八尺馀，腰大十围”，大致被抄入《三国演义》第十二回。《三国志》卷36注引赵雲《别传》，说他“身长八尺，姿颜雄伟”。《三国演义》照抄在第七回中。《三国志平话》和《三国演义》中另有一些身高记录，属后人杜撰，但也大致按上述记载而上下浮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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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了解古代的度量衡是件麻烦事，若刻意求精，或适得其反。有人说，考古实物不可能弄虚作假，此说也不能绝对化。例如以古代的银铤测量斤两，结果银铤的重量就有差异，其故在于铸造者宁愿略加份量，也不敢短斤缺两，以免受罚。一般说来，当时一尺约合0.23至0.24米。许褚和赵云的身高约为1.84米至1.92米，确是非常高大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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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地名和官名：演义第二回刘备除授定州中山府安喜县尉。按定州并不是三国时的古地名，定州升为中山府，更是北宋晚期的事。中山府的地名沿用到金元，明初又复定州旧名。第五回说公孙瓒路经德州平原县，德州也是同样情况。其他的后世地名就不再例举。但是，东汉末的州是作为最大的行政区划，其实相当于如今的省。演义中出现了古今地名混杂使用的情况，如荆州、益州等又是东汉时的行政区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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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志》卷36《关羽传》说：“先主为平原相，以羽、飞为别部司马，分统部曲。”然而演义第五回却说，刘德为平原县令，而“关羽为马弓手，张飞为步弓手”。元杂剧无名氏《张翼德单战吕布》和《关云长单刀劈四寇》已说两人为马弓手和步弓手。这当然又是以当时的制度改写三国故事。汉代无弓手，北宋的县尉下设弓手，用以捕盗，类似今武装警察。《金史》卷10《章宗纪》记载，金代虽沿用宋制，却分为马弓手和步弓手。从元杂剧看来，元代亦应是沿袭金制。当然，演义中也沿用许多东汉到三国的官名，古今官名混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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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剑履上殿、跣足和叉手：中国人自古是席地而坐，到唐宋之际，渐改为垂足而坐，造成了家具、礼仪等很多变化。《资治通鉴》卷59综合《后汉书》卷72和《三国志》卷６《董卓传》的记述，说他立汉献帝，“赞拜不名，入朝不趋，剑履上殿”。《三国志》卷１《武帝纪》载曹操在建安十七年，《晋书》卷１《宣帝纪》载，司马懿在小皇帝曹芳即位后，亦享有同样特权，成为后世权臣的礼仪模式。趋是入朝臣礼的急行姿态，因席地而坐，上殿脱鞋，亦不得带剑，臣子向皇帝跪坐而双手撑席称为拜，在殿上唱礼者一般须直呼臣子的名字。入朝不行趋礼，唱礼者不得直呼权臣的名字（古时有名讳的习俗），上殿不脱鞋，带剑，自然与众臣不同，大抵反映了古时席地而坐的礼仪。《三国演义》第四回、第五十九回就照抄史书上董卓和曹操的殊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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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时已有袜，但即使在社会上层，席地坐者往往有跣足的习俗，《世说新语》卷下《尤悔》记载曹彰被其兄魏文帝曹丕所毒，“太后索水救之。帝预敕左右毁瓶罐，太后徒跣趋井，无以汲”。当时的井都用瓦罐汲水。《三国演义》第三十回说曹操“闻说许攸私奔到寨，大喜，不及穿履，跣足出迎”。第六十六回说伏皇后被搜捉，“披髮跣足”。这是取材于《三国志》卷１《武帝纪》注引《曹瞒传》的记载，也是反映了三国时席地而坐的习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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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三国演义》第五回说十八路诸侯起兵，“玄德乃坐於末位，关、张叉手侍立於後”。第二十七回说关羽“叉手於车前问候”甘、糜二夫人。到胡华庄上，“关公叉手立於二夫人之侧”。这又都是反映了作者已处垂足坐椅的时代。按叉手礼大致是自唐以降的站礼，以左手中间三指握右手的大拇指，右手的四指伸直，稍近胸前，称为叉手，有以下事上的恭敬之意。当然不是三国时的跪坐礼节。《世说新语》卷中《赏誉》说许询与晋简文帝跪坐交谈，“不觉造膝，共叉手语，达于将旦”。此处是指两人跪坐时，以膝互相挨近，与后世的站立叉手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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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冷兵器：《三国演义》中最有名的兵器，是吕布的画杆方天戟、关羽的青龙偃月刀和张飞的丈八蛇矛。这在元杂剧中已是如此。从考古实物看来，商周时代的青铜兵器尚可保存，后世的铁兵器反而容易朽烂。《三国志》卷36《张飞传》说他在当阳“据水断桥，瞋目横矛”，挡住曹操追兵。依东汉孝堂山和沂南画像石中的矛的形制，与商周时的矛相近，并无缨的装饰，应非蛇矛。传世最早的兵器图已晚至北宋的《武经总要》，也不见有蛇矛的兵器。史称岳飞当小军官时，曾“持丈八铁枪”刺死金将黑风大王，但也无以考究是否即是后世所称的丈八蛇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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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经总要》的兵器图中刀有一种“掩月刀”，应是后世所谓“偃月刀”的鼻祖。《三国志》卷36《关羽传》并未说他使用什么兵刃，叙述斩颜良事，“羽望见良麾盖，策马刺良于万众之中，斩其首还，（袁）绍诸将莫能当者”。从今存的考古实物推测，能同时完成刺和斩首的兵器可能还是剑。实际上，剑并未如有的学者研究，已被刀所取代，自东汉末就退出军队的标准装备。这在后面还要举例。《三国志》卷54《鲁肃传》说到鲁肃与关羽为荆州谈判，“羽操刀起”，后来改编为关羽单刀赴会的传奇，与史实颇有出入。据考古资料，当时的刀一般约一米多长，为环首刀，用于砍劈的动作。古时武士也未必专用一种兵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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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志》卷７《吕布传》两次提到戟的兵器，董卓“尝小失意，拔手戟掷布”。吕布辕门射戟确有其事，“布令门候于营门中举一只戟，布言：‘诸君观布射戟小支，一发中者，诸君当解去，不中，可留决斗。’布举弓射戟，正中小支”。据东汉孝堂山和沂南画像石，还有武威雷台出土的骑马俑，当时戟的形制也与商周相同，有一直刃，另有一横刃，即是《吕布传》中所谓“小支”。戟的兵器当时较为流行，如《三国志》卷17《张辽传》载与孙权战，“被甲持戟，先登陷陈”，孙权军“走登高冢，以长戟自守”，卷18《典韦传》说他“好持大双戟与长刀等”，“提一双戟八十斤”，折合现代的市斤约不足四十斤，但也足见其双戟之重。晚至《武经总要》兵器图中另有一种戟刀，形似后世的方天戟，但北宋时列入刀一类。由此可见，《三国演义》中的兵器其实都是元明时代的冷兵器，而非三国时的兵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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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便谈一下海燕出版社的彩图版《中国通史》，为戴逸、龚书铎主编，又用了“中国史学会编”的名义。此书第１卷233页题为“华佗为关羽刮骨疗毒”，还有其旁的画，无疑是依据《三国演义》者，因为《后汉书》卷82，《三国志》卷29《华佗传》均不载此事，《三国志》卷36《关羽传》确有他“刮骨去毒”的记载，但并无医生姓名。《三国演义》将两事捏合，当然是小说家的巧妙，却非史实。第２卷第10页的“蜀汉桓侯张飞像”，又是仿照小说《三国演义》中的形象而画，黑脸虬髯，脚踏马镫，跃乌骓马，手挺丈八蛇矛。其实，作画者显然不知三国时至少还未发明马镫。依据考古资料，汉代骑士有鞍无镫，西晋时方有单马镫，位置较高，只是便于上、下马，东晋时才发明双马镫，与今马镫无异。作为应当向读者介绍准确历史知识的书，居然传奇与历史不分，这当然是极不负责，极不严肃的事，特别是用中国史学会的名义，更是不应发生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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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火药：三国时代只是冷兵器作战，而自宋以降，中国已进入冷兵器与火药兵器并用的时代。《三国演义》中记载战场指挥，如第一回有“鸣金为号”，第五回有“鼓声大振”，第三十回“土山上一阵梆子响处，箭下如雨”，第七十一回“鸣金收兵”，黄忠以白旗和红旗为号，“鼓角齐鸣”，斩夏侯渊。但许多处则是以号炮作为信号。如第七回袁绍战公孙瓒，“一声炮响”，第三十回“审配见曹军来冲阵，便令放起号炮”。又如第九十回更有诸葛亮以“地雷”火烧藤甲军，第一百三回司马懿被困上方谷，因下大雨，“地雷不震，火器无功”，都是将火药兵器用于战场。第八十四回陆逊破刘备，吴军“每人手执茅草一把，内藏硫黄、焰硝”，也是来源于作者的火药知识。号炮、地雷之类当然又是三国时不可能有的军事信号和兵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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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斗将与回合：《三国演义》中的战争场面，千姿百态，向来为人们所称道。但又以斗将为主，一般以斗将定胜负，而斗将的计量单位是合，少者一合、数合，多者一百余合。这与冷兵器时代的战争实况还是有出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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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战争与现代战争当然差别极大，但将是指挥者，兵是战斗者，是相同的。古代战争或有将领身先士卒、冲锋陷阵的情况，胜负或有单兵单将发挥个人武技的因素，但总的说来，主要仍然是依赖于军队作为有组织的武装力量，发挥整体作战的威力。恩格斯引用拿破仑之说：“２个马木留克兵绝对能打赢３个法国兵，100个法国兵与100个马木留克兵势均力敌；300个法国兵大都能战胜300个马木留克兵，而1000个法国兵则总能打败1500个马木留克兵。”（《马恩全集》第14卷第320页）这是指军队整体力量胜过个人武技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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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史书记载看来，古代战争有斗将，但不是战争的主要形式，也不一定决定战争胜负。《涑水记闻》卷12记载宋军郭遵与西夏军斗将，是较为典型的斗将记录，但斗将虽胜，宋军依然全军覆没。关于郭遵的斗将，《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26康定元年三月癸酉和《宋史》卷325《郭遵传》所载稍异。这是以剑上战场的一例，当时“夏国剑”被太平老人所撰《袖中锦》誉为“天下第一”的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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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将在军中的特殊地位，如何斩将，自然成了重要的战术手段。前引记载中，关羽是以麾盖为标识，方得以在万众中剌死颜良。《三国志》卷１《武帝纪》载曹操指挥斩文醜，文醜所统有“五、六千骑”，而曹操乘敌军“分趋辎重”之机，虽“骑不满六百，遂纵兵击，大破之，斩醜”。实际上应是根据某种标识，集兵突击文醜的所在部位。文醜非关羽所斩，而元杂剧关汉卿《关大王独赴单刀会》，已将颜良与文醜都说成是关羽所斩。《资治通鉴》卷292载赵匡胤攻滁州，南唐将皇甫晖“整众而出”，赵匡胤“拥马颈突陈而入，大呼曰：‘吾止取皇甫晖，他人非吾敌也！’手剑击晖，中脑，生擒之，并擒姚凤，遂克滁州”。这是战阵用剑的另一例。赵匡胤也应是利用某种标识，而直取皇甫晖。临阵斩主将，当然是取得胜负的重要战机，但传世的战例甚少，因为将的护卫总是较为严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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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三国演义》中的描写，如果两军列阵，两将出阵挑斗，尚合情理。然而当千军万马混战之际，两将相遇的概率自然颇低，小说中居然总是将与将遇，就不那么合于情理。《新五代史》卷25《周德威传》载，梁军“有骁将陈章者”，“常乘白马被朱甲以自异”，扬言与周德威挑战。“德威微服杂卒伍中”，“兵始交，德威部下见白马朱甲者，因退走。章果奋矟急追之，德威伺章已过，挥铁鎚击之，中章堕马，遂生擒之”。这其实还算不上是斗将的明枪交战，但陈章的白马朱甲却成了对方突击的标识。同书卷32《王彦章传》载，王彦章“骁勇有力”，“持一铁枪，骑而驰突，奋疾如飞，而他人莫能举也，军中号王铁枪”。但他最后“与其牙兵百馀骑死战。唐将夏鲁奇素与彦章善，识其语音，曰：‘王铁枪也！’举矟刺之，彦章伤重，马踣，被擒”。即使敌方仅百余人，还是利用语音，方能识别王彦章。这些记录其实都反映了两将相逢的概率之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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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冷兵器时代，如《三国志》卷14《程昱传》，称关羽“万人敌”，王彦章勇冠三军，但毕竟都成了败将。《新五代史》卷25称周德威“勇闻天下”，但后来与梁军接战时，“军乱”，“父子皆战死”。其原因都在于个人的武技虽高，在敌军的整体力量面前，还是微弱的。《三国志》卷55《潘璋传》载：“璋部下司马马忠禽羽。”这当然并非是马忠的个人武技胜过关羽，马忠也并未因此而遂成名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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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的将固然有如关羽、张飞，能亲上战阵格斗者。曹操本人，据《世说新语》卷下《容止》引《魏氏春秋》，长得“姿貌短小”，显然不宜亲上战阵格斗。但他无疑是三国时代一流的军事统帅。《晋书》卷34《杜预传》记载，灭吴的大将杜预“身不跨马，射不穿札”，札是铁甲的叶片。他还是有名的学者。可见古时将的概念只是指挥者，而文武区分并不严格。宋时文武区分严格，文臣统兵，也须带文臣的官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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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演义》中的回合，给人们印象极深，此书之前，大约属元代的《三国志平话》中，斗将即已使用“合”作为计量单位。其实，古代史书上的“合”，是指两军一次交锋。如《宋史》卷272《荆嗣传》载他率“勇敢五百人”，与北汉军“战数合”，后与辽军“接战十数合”，在唐河桥“整兵与战数合”。同书卷279《魏能传》说，他“遣其子正与都监刘知训间道绝敌行势，战数十合”。《宋会要》兵14之14，宋太宗说“至于合战还师之期”。合当是两军“合战”之意。南宋初，由于精悍的女真骑兵善于往返冲突，反复较量，故合、回合的概念使用更多，如吴玠、岳飞等军与金军鏖战，或称“血战三十馀阵”，或称“鏖战数十合”，都是同一概念。女真人自称“不能打一百余个回合，何以谓马军”。此处的回，作一次、两次的次之意，或作驰马奔回，再行合战，都说得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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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合、回合的名词使用多了，就被掺入平话和演义之中。话本《杨温拦路虎传》描写打斗，就有“使一合棒”，“手起不须三两合”，“战不得一合”等句。然而改为斗将的计量单位后，其概念今人也难以说清楚。合、回合的概念在演义中用以渲染斗将，还是十分有用，试想，如果《三国演义》中刘、关、张三战吕布，或张飞战马超等情节，如无合的计量，就会显得逊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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