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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现代史学眼光审读《水浒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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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浒传》当然不是一部历史小说。宋江在历史上确有其人，却称不上历史人物。有关他的史料，如前辈学者余嘉锡先生的《宋江三十六人考实》、张政烺先生的《宋江考》等早已作了整理。梁山泊是在五代后晋到北宋，因黄河屡次决口泛滥而形成的湖泊，据《金史》卷129《李通传》载，到金海陵王攻宋时（公元1161年），已是“梁山泊水涸”，其水量远非昔比，所以金军制造的战船无法通过，而运到大江北岸。梁山泊与宋江的活动并无多少关系。《水浒传》所述的虚构故事，自南宋到明朝流行了二三百年，经过说书人的不断加工，内容愈来愈丰富，由最初的三十六人发展到一百零八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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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浒传》主要是反映社会中下层的社会生活，如此广泛的、跨越几个朝代的生活面，在古典小说中是独一无二的。但对于此书究竟反映的是哪朝哪代的社会生活，文学史家们是不可能解决的。历史学家对此也有分岐。例如吴晗先生生前认为主要是反映元代的社会生活，前辈学者李埏先生特别在《〈水浒传〉中所反映的庄园和矛盾》[2]一文中指出，在全传第82回以上和第111回以下两部分成书较早，可以反映宋代社会。他特别将书中的庄园与宋代的庄园作了对比和考察。上世纪五十年代，何心先生著有《水浒研究》，[3]对于此书中的地名、官名、阶层、风俗等分别作了归纳和分析，给人们以相当大的启发，可惜编电视剧者没有参考此书，造成不少本可避免的错误。当然，何心先生不是专门研究历史的，我们还可在他的研究基础上再作一些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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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笔者个人之见，《水浒传》反映的社会生活是驳杂的，宋、元、明代都有，正好遗留下各代说书人对《水浒传》故事进行增补和加工的蛛丝马迹。本文所使用的是较早的百回本，一般研究认为，征田虎和王庆的内容是后来添加的，便成一百二十回本。今分述于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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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官制：小说第三回有“老种经略相公”和“小种经略相公”，按种氏是北宋三代将门，如依小说所述的宋徽宗时推算，有种师道和种师中兄弟。据《宋史》卷335《种师道传》和《种师中传》，北宋季年，种师道“天下称为‘老种’”，他曾任知渭州，按照宋制，必兼泾原路经略安抚使。种师中曾任知庆阳府和秦州，按官制必兼环庆路和秦凤路经略安抚使。“经略相公”确是保留宋人的称谓习惯。如岳飞当低级武将时，给大将刘光世的公文中称对方为“安抚相公”。[4]他任高官后，百姓或可称他“宣相”，[5]即“宣抚（使）相公”。小说第七十六回称童贯为“枢密相公”或“枢相”，这也是宋人的习惯官称。[6]相公一词，宋时是对高官的尊称，后代却愈来愈贬值。如元杂剧关汉卿《钱大尹智宠谢天香》中，称钱大尹为“相公”，就不算高官了。小说第十八回称郓城县的“知县相公”，第二十八回称施恩之父为“管营相公”，又是宋代社会不可能有的称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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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如小说第二回称高俅为“高殿帅”，第五九回称“殿司太尉”宿元景。殿司是殿前都指挥使司的简称。金朝改为殿前都点检司，而元朝不设。殿帅或殿司太尉都是宋时的习惯称谓。在此种场合下，太尉是作为武人的尊称。宋朝也设正式的高官太尉，但人们却习惯另呼为“两府”。如小说《碾玉观音》称太尉刘錡为“刘两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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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第二十回说济州府府尹更替，“新官取出中书省更替文书”，“新官宗府尹到任之後”，“一面申呈中书省”。第五十九回为骗贺太守，“将出中书省许多公文”，杀贺太守后，宿太尉“便叫本州推官动文书申达中书省起奏”。第八十三回“说中书省差到二员厢官”，克减酒肉。北宋后期到南宋，中央政府还是称三省，金朝改为尚书省，元朝则为中书省。可见是反映元代的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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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第十六回引“昔日吴七郡王有八句诗”。用排行加郡王也是宋人的习惯官称，如南宋初大将张俊称“张七郡王”。[7]此处似亦留下宋人说书的痕迹。按话本《菩萨蛮》有“高宗皇帝母舅吴七郡王”。但宋高宗的母舅应是韦渊，其皇后吴氏之弟见于史籍者，有吴益和吴盖。宋孝宗虽非吴后所生，但吴益和吴盖可称其母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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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第十二回有“北京大名府留守司”，“那留守唤做梁中书，讳世傑”。按宋时设东、西、南、北四京，知大名府必兼北京留守，这是符合宋制的。但应称梁世傑为“梁留守”，或官高者可称“留守相公”，决无称梁中书之理。按元代行政区划，大名府为大名府路总管府，其长官为达鲁花赤（宣差）和总管。小说中所以讹为中书，显然是受元代最高的地方政区为行中书省的影响。当然，电视剧《水浒》中居然出现了梁世傑自称“我梁中书”，更属不认真读小说造成的笑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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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第十七回有“缉捕使臣何涛”，人称“观察”或“缉捕观察”。按使臣又是宋朝特有的官名，是八、九品小武官的总称。有时又在“使臣”之上另加其职能称呼。如《宋会要》食货46之12—13载有“押纲使臣”或“部纲使臣”，是押送纲运者。同书兵11之７载有“捉贼使臣”。《永乐大典》卷14626《吏部条法》第25页就有“临安府缉捕使臣”。可知这确是宋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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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六回店小二介绍祝家庄：“庄主太公祝朝奉，有三个儿子，称为祝氏三杰。”古人有避名讳的习俗，尤其是店小二，不应直呼庄主名字。宋朝文阶官有朝奉郎，自金以后无此官名。“祝朝奉”应是官称，何心先生在《水浒研究》第十九章中认为，第五十回“祝朝奉坐在庄门上，左边栾廷玉，右边孙提辖”之描写不合情理，“朝奉只是富翁的尊称，并非现任上级官吏，怎能端坐正中，发号施令，而孙立反如偏裨牙将一般，在旁侍立”。实际上，此处应是留下了宋人说书的痕迹，祝太公有朝奉郎的官位，可以居中。当然，在往后的明人小说中，又将“朝奉”作为老板等的尊称。《二刻拍案惊奇》第二十八卷《程朝奉单遇无头妇》有一段解释：“成化年间，直隶徽州府有一个商人，姓程。他那边土俗，但是有资财的，就呼为朝奉。盖宋时有朝奉大夫，就是象称呼富人为员外一般，总是尊他。”此段解释显然有不确之处。宋朝文武阶官往往是官高者名大夫，官低者名郎。如朝奉大夫是从六品，朝奉郎是正七品。人们在称呼其官称时亦须有别。岳飞曾任亲卫大夫，则称“亲卫岳大夫”，[8]朝奉大夫的称呼亦当依此，故称祝朝奉者，应为朝奉郎。类似的实例不少，如《夷坚支乙》卷７《姚将仕》说：“姚将仕者，纳粟买官。”将仕，即将仕郎，为从九品末等文官。[9] 此外，第五十二回有柴进叔父“柴皇城”，此亦当是宋时官名皇城使或干办皇城司之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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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第五十回孙立说：“总兵府行下文书。”按总兵又是明代的官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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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的说来，小说中对官制的描述驳杂而不准确，但正好是跨越了宋元明三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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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吏制：小说中反映了不少基层和地方衙门的吏胥情况。例如保正，小说第十四回说“原来那东溪村保正，姓晁名盖”。第十八回宋江应对何涛说：“晁盖这厮奸顽役户。”保正是宋朝王安石变法后所设的基层政权头目。第三十一回武松在飞云浦杀人后，“飞云浦地里保正人等”向官府报告发现尸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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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涉及里正的记录最多，第二回说“史太公自去华阴县中承当里正”，后史进对陈达说：“俺家见当里正，正要来拿你这伙贼。”第十八回对里正的职能介绍更为具体，乡村中“但凡开客店的，须要置立文簿，一面上用勘合印信。每夜有客商来歇宿，须要问他，那里来，何处去，姓甚名谁，做甚买卖？都要抄写在簿子上。官司查照时，每月一次去里正处报名”。第二十三回景阳岗打虎，阳谷县榜文说：“见今杖限各乡里正并猎户人等，打捕未获。”武松打虎后，众人“报知本县里正”，“那上户里正都在庄前迎接”。看来里正一般都由上户充任。第二十七回武松杀西门庆结案后，“西门庆妻子羁管在里正人家”。第四十三回李逵刺虎，李鬼妻说破他的身份，“爹娘听得，连忙来报知里正”，“里正带人飞也似去县里报知”。第四十九回说登州捕虎，“仰山前山後里正之家也要捕虎文状”，解宝对毛太公说：“你家也见当里正，官府中也委了甘限文书。”第五十一回雷横打死白秀英，知县“拘唤里正、邻佑人等，对尸检验已了”。按宋朝也设里正，而到北宋中期即已废除。但金元都设里正，小说所描写的其实正是金元社会的里正，他们也负责治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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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加特别者就是社长。这是元代所特有者，杨讷先生曾著专文《元代农村社制研究》。小说第三十五回有“张社长酒店”，又有“东村里王社长”。第六十回李逵说：“我又不教哥哥做社长。”第六十二回燕青射死两个公人，“近处社长报与里正得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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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除了反映宋元社会的基层头目外，小说第四十六回说，当发现裴如海的尸体后，知府“委当方里甲带了仵作行人”验尸。里甲又是明代的基层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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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第十八回宋江出场时的身份是郓城县衙的“押司”。第八回在林冲冤案中，“有个当案孔目，姓孙名定”，救助林冲。第四十回蔡九知府办宋江一案，“当案却是黄孔目”。第四十九回登州“有个六案孔目，姓王名正”。第三十九回江州蔡九知府“便唤从人叫库子”。押司、孔目、库子等都是宋时吏名，但库子的名目沿用到元代。第八回说：“原来宋时的公人都称呼端公。”按宋元的吏胥或可分公人和吏人两类，合称公吏，其承前启后的中间环节应是金朝。第五十回孙立向祝朝奉介绍乐和说：“这位是此间郓州差来取的公吏。”公人称端公，倒是传世的史籍中不易寻找，可补史籍之缺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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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七回说阳谷“知县叫那令史先问了王婆口词”。按宋金时代都设置令史，但一般是中央机构的，如《金史》卷52《选举志》载有“省令史”，卷49《食货志》载有“部令史”，小说所反映的应是元明的情况。第三十八回“江州两院押牢节级戴院长戴宗。那时故宋时，金陵一路节级都称呼家长，湖南一路节级都称呼做院长”。参对《夷坚志补》卷８《临安武将》，“向巨源为大理正，其子士肃”，“呼寺隶两人相随，俗所谓院长者也”，可为印证。第四十九回解珍、解宝入狱有“包节级”，乐和充小牢子，为“小节级”。第五十一回朱仝升为“当牢节级”，他放走雷横到沧州府，“那沧州府里押番、虞候、门子、承局、节级、牢子，都送了些人情”。第五十四回高唐州有“当牢节级蔺仁”。第六十二回蔡福为大名府“两院押牢节级”。按将虞候、承局、押番、节级等一般是宋代低级军官名称或统称。“押番”一词较为少见，《宋史》卷191《兵志》记载施州等义军土丁，其军官就有押番。但到南宋后期，情况有所变化，如《梦粱录》卷19《顾觅人力》“又有府第宅舍”“顾觅大夫、书表司、厅子、虞候、押番”等，就不是军官。山西万荣桥上村后土庙宋碑中有“手力节级孟仲明”，[10]手力是吏胥名目，此处的节级亦非军官。元代的《通制条格》卷17《滥设头目》就提及“节级以下，更有所设乡司人员”。第五十九回宿太尉下有“客帐司”。按宋代吏胥有造帐司和客司，从语义上看，“客帐司”似为“客司”之讹。前引所谓“两院”，依个人的理解，是指宋时府州一级的司法机构有府、州院和司理院，但各地依实际情况，或是将州院并入司理院，或是司理院又分为左、右司理院，可参见《宋会要》职官47之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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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军制：小说第十六回杨志押送生辰纲，“点十个壮健的厢、禁军”，这当然是宋代特有的军队分类。第九回说“沧州牢城营内收管林冲”，充当“配军”，合于宋朝的史实。按牢城是厢军的一种军名，大致是收编罪犯充当此类厢兵。小说中将牢城营单纯描写为罪犯的集中营，第二十八回描写孟州牢城营，“一般的囚徒都在那里，担水的，劈柴的，做杂工的”，其实也兼厢军的军营。第三十九回江州蔡九知府“便唤从人叫库子取过牢城营里文册簿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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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第七回“八十万禁军枪棒教头”林冲，还有第二回的王进，当然是人们所熟知的。按宋朝各代禁军数不同，所谓“八十万”当然是号称。按宋朝军中确是设置教头，选拔武艺高强者充当，但教头一般作为吏，身份低微，宋时的官与吏身份差别显著，小说中其实是将两人的社会地位抬高了。至于第八十回说丘岳和周昂两将为“八十万禁军都教头”和“副教头”，更是夸大了教头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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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皇帝的近卫称诸班直，据《西湖老人繁胜录》等书记载，南宋时有二十四班，其中就有“金枪班”。小说五十六回说徐宁“做金枪班教师，这钩镰枪法，只有他一个教头”，须“随直”“伺候”皇帝，多少反映了宋朝的史实。第七十二回有“班直人等”，王姓为“王班直”，又显然不符合宋代的称谓。第八十回中提及龙猛、虎翼、捧日等军名，也确是北宋禁军的番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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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第十三回说郓城县“尉司管下，有两个都头：一个唤做步兵都头，一个唤做马兵都头。这马兵都头管着二十匹坐马弓手，二十个土兵；那步兵都头管着二十个使枪的头目，二十个土兵”，两个都头就是朱仝和雷横。第十八回又说朱仝和雷横“点起马、步弓手并土兵一百馀人”，前往抓捕晁盖。第二十四回和二十六回说武松在阳谷县当都头，手下也是土兵。第四十三回都头李云“点起三十个老郎土兵”，捕捉李逵。按照宋金制度，县尉手下有弓手，巡检手下有土兵，都负责地方治安。宋时弓手和土兵有“都”一级编制单位，都头是一都之长。但从金朝开始，弓手又分为马弓手和步弓手。《元史》卷101《兵志》载，元世祖时，设置马、步弓手。元杂剧《张翼德单战吕布》和《关云长单刀劈四寇》中说关羽充马弓手，张飞充步弓手。可知小说的叙述可能更近于元代的史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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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一回说欧鹏是“守把大江军户，因恶了本官，逃走在江湖上”。按宋朝实行募兵制，而元、明两朝都设置军户，世代服兵役。据《元史》卷99《兵志》，中统三年谕中有“守把南边”，大德元年河南行省称“大江最为紧要”。按元是自北而南，混一天下，故用心防范南方的汉人造反，这与明代自南而北，逐走元人不同。故欧鹏的出身其实应反映元代军制。但第四十八回又说：“原来欧鹏祖是军班子弟出身，使得好大滚刀”，第四十九回称孙新“军班才俊子”。“军班”是宋时指诸军、诸班直，《朝野类要》卷３《军班》说：“内外诸军兵并班直、军头司等人年劳或有功得官皆是。”《永乐大典》卷14622《吏部条法》第２页就载有“军班出身”，可知又使用了宋代的专门名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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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刑法：小说第九回管营对林冲说：“太祖武德皇帝留下旧制，新入配军须吃一百杀威棒。”第二十八回武松刺配孟州牢城营的叙述相同。从《挥麈后录》卷１、《宋史·太祖纪》等史料上看，宋太祖生前和身後的尊号与谥号中均无“武德”一词，但他是否立下一百杀威棒的规矩，在今存史料上已无法查核。第八回说林冲被“脊杖二十，刺配远恶军州”，“唤个文笔匠，刺了面颊”。第十二回说杨志被“断了二十脊杖，唤个文墨匠人，刺了两行金印，迭配北京大名府留守司充军”。这确是宋制。对罪犯、奴婢、军士、某些官府工匠脸部或手部刺字，是宋朝特有的制度。由专门的文墨匠，或称文笔匠刺字，第十七回中济州府尹“唤过文笔匠来，去何涛脸上刺下‘迭配……州’”。刺的字或称“金印”，第三十一回孙二娘说武松：“阿叔脸上见今明明地两行金印。”这在史料上反而缺乏具体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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