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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中国的改革：王安石及其新政 序【ix】(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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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联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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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子健教授对于王安石及其时代的最新评价是一项跨学科的研究，既基于最近的学术成果，又体现了他对这一问题的独到看法。说它是跨学科的，是因为其中融合了取自政治学、历史学和汉学的分析方法和技巧。作者对于材料的小心运用，达到了批判性人文研究的高标准；他对阐释的兴趣，显示出一种对任何政治学家来说都必要的敏锐的问题意识。本书由此展示出双重性：它借鉴了现代中国和日本学者大量具体的研究，有助于理解这一主题的各个方面；它为一项详尽而权威的工作奠定了基础，而这项工作当然需要更长的时间才能完成。通过整合这些研究者及其本人的相关研究成果，刘子健教授能够探索出新的研究角度并激发进一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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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中处理的问题，包括政治思想、中国官僚的行为模式和与国家权力的中央集权化相关的问题。这些问题的重要性，所有制度史和思想史的研究者都会欣然承认。为准备本书，作者小心翼翼，不使用不必要的细节或专业术语来增加读者的负担。另一方面，他也没有仅仅因为难以解释而回避复杂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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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如此，刘子健教授选择“为地方政府服役”作为王安石变法中的一个个案研究，在我看来尤其令人钦佩。【x】役法如果不是最复杂的制度的话，那么也一定是最复杂的制度之一。于是，作者用了一章，成功地为新募役法的背景、特点以及新旧制度的利弊描绘出一幅非常清晰的图景。这本身并不意味着完结。和东亚研究中心的其他成员一样，我很乐意赞助这本充满学术性和启发性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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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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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书方括号“【】”内数字为原书页码，以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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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中国的改革：王安石及其新政 自序【x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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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世纪的改革家王安石，是中国历史上的杰出人物。新政是他对时代挑战的回应，显示出与现代方案惊人的相似性；它们已经成为现代世界的灵感来源之一，不只是对于巨变时期的许多中国人来说，而且超越于中国之外——比如，对于远至美国的剩余农产品政策。毫不夸张地说，王安石理应在世界历史上占有一席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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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历史上的许多伟大人物一样，王安石不能被人完全理解，甚至往往遭受彻底的误解。在中国历史上普遍保守的发展进程中，王安石真的是一位卓越而激进的改革家么？或者说因为他拥有高尚的品格，所以仍然身处儒家传统的丰厚遗产之中？如仰慕他的人所宣称的，他是一个务实而有远见的伟大政治家？或者如其他许多认为他不值得称赞的人所坚称的，他是一位坚持乌托邦理念而误入歧途的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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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以及其他许多问题促使我尝试对这一不寻常的人物及其时代进行重新评价。几年前有限的计划初步形成时，目的只是为了一篇简单的专题论文。就目前的成果而言，大大超过了原来的预期。尽管如此，重新评价的任务仍旧刚刚起步。关于王安石及其时代的大量问题，需要许多学者从事新的研究，我们希望由此能够全面理解这一伟大的历史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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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哈佛大学“中国经济与政治研究计划”（Chinese Economic and Political Studies）的支持，【xii】本书很难这么快面世。对这一计划成员的感激之情，我的言辞不足以表达万一。感谢杨联陞教授最初对我的鼓励和不断的指导，以及贡献了本书的序言。感谢费正清（John K. Fairbank）教授和史华慈（Benjamin I. Schwartz）教授鞭辟入里的批评和有益的建议。与瞿同祖先生以前的两次共事及如今在哈佛结成的持久友谊，使我的研究工作更加愉快。马西森（Elizabeth M. Matheson）夫人的工作价值难以估量，她耐心地多次核对底稿。我还要感谢哈佛燕京学社图书馆不知疲倦的裘开明馆长和工作人员，我试图在那里通过暑期阅读来减少自己的无知。在陈述这些致谢时，我不禁回想起燕京大学的洪业教授，是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引导我从事历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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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子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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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匹兹堡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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匹兹堡，宾夕法尼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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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中国的改革：王安石及其新政 第一章 王安石生平及其新政简述【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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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很少有人像北宋杰出的改革家和最富争议的政治家王安石（1021—1086）那样重要。他主持的改革的非传统性质，其施行方式之彻底，以及其涵盖范围之广，几乎前无古人，直到最近一个世纪也没有什么改革可以与之媲美。这些特殊的改革举措，被总称为“新法”（hsin-fa）而为人所知。有时它们又被翻译为“新的法律”（New Laws），但这一译法过度限制了它的意义。实际上，改革举措远远超过颁布少数几项新的法律，也包括建立引起机构变革的新制度。或许用“新政”（New Policies）来描述它们更好一些，这一更综合性的名称更贴近事实。(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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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清代学者蔡上翔和近代学者如梁启超、柯昌颐、威廉森（H. R. Williamson）等人的研究，王安石已广为人知，没有必要对他的生平和改革举措做过多介绍。(2)王安石是临川人，临川在抚州，即今天的江西省。到北宋中期，【2】随着越来越多的一流诗人、作家、受人尊重的学者和政治家的出现，江西上升为具有全国性重要影响的地区。王安石的家族在其曾祖父时由务农而兴。在接下来的三代里，王家出了至少八位进士，包括王安石在内，遂成为官宦之家。王安石的父亲是一个下级官僚，携家眷在多个地方政府岗位任职。宝元二年（1039）他去世后，他的家人没有回到家乡，而是留在了江宁，也就是今天的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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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具有鲜明的个性。作为一个信念坚定的年轻学者，他往往只选择几位具有相似理想的亲密朋友。他们通常来自南方，尤其是江西和福建。这一倾向贯穿于王安石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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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的职业生涯开始得平淡无奇。从庆历二年（1042）中进士到嘉祐五年（1060），他选择在离南京不远的几个地方政府任职——江苏的扬州、浙江的鄞县、安徽的舒州和江苏的常州。他拒绝了在朝中任职的机会，那可以促进他的事业发展，却不能帮他免除家庭和经济上的责任。尽管如此，随着学识逐渐为众人熟知，以及行政管理能力的显现——尤其是在水利灌溉和财政举措上——王安石声誉日隆。嘉祐三年（1058），还在他的政治生涯早期，他向宋仁宗上了一道“万言书”。尽管这道奏疏没有产生立竿见影的效果，但它成为王安石政治理论的基石、之后发起改革的基础，也是中国政治思想史上的一份重要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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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的名字逐渐引起一些政治观念迥异的高级官员们的注意。尽管他们的不断推荐带来了晋升的机会，【3】但王安石总是出于家庭的考虑，一再拒绝他们。直到嘉祐五年（1060），王安石终于被劝服在京城任职。在短暂任职于三司之后，王安石迅速晋升，先供职于集贤院，随后担任知制诰。这些职位被认为属于“清白的、受人尊重的官职”（清望官），远离包括诸如财政或法律事务之类的“不清”的职责。不过，担任这些职位的官员很容易接近皇帝，不是因为其行政职责，而是在于传统上备受尊敬的顾问才能。这些职位通常会留给广受推荐的、有前途的士大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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