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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中的王安石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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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享有历史上极少数政治家才享有的罕见机会，可以将自己的许多想法付诸实践。从变法开始的1069年到他短暂从朝廷辞官的1074年之间，他享有宋神宗几乎毫无保留的信任。(70)唯一对他有所干扰的政治对立是台谏官员持续不断的批评，而他们在王安石的坚持下，陆续被降绌。(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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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主导改善风俗。王安石为自己定下的任务有四项：“人材练，财用足，风俗变，政令行。”(72)其中，最为根本的，是通过由政府制定的法度改善风俗。王安石在与宋神宗讨论政策时反复用“风俗”一词作为主旨，显然在其影响之下，宋神宗也同样如此。(73)但是，在王安石的著作中，“风俗”一词的含义明显有至关重要的改变。在他掌权以前的作品中，【53】该词指一般意义上的社会风俗。而在朝廷上的讨论中，所指的主要是官僚的实践与政治行为，换句话说，特指官僚整体的“政治风俗”。在他给宋神宗的大量上奏中，如下两篇尤为明显。一次，王安石就官僚中盛行的行为与态度发表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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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俗患不忠信、无廉耻至甚，如（常）秩美行，宜加崇奖。留之在朝，足以表励风俗。(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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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论与保守主义者的信念完全一致。但是王安石不止于此。另一次，他讨论了改善官僚作风与“富国强兵”之间的相对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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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起（战国时人）所为（务在富国强兵），自非君子之道……然先王既修政事，足以强其国，又美风俗，使后嗣至于朝委裘、植遗腹而不乱。若不务以忠、信、廉、耻厚风俗，专以强国为事，则秦是也。不务修其政事以强国，而专奖节义廉退之人，则后汉是也，是皆得一偏而已。(75)【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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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的观点非常清晰。功利主义政策是迫在眉睫的任务，但如所有儒家学者相信的那样，道德进步仍然是终极目的。二者都是良好政府的必备条件，仅靠任意一点又都是不够的。事实上，王安石不断提醒宋神宗，尽管所有的新政都已推行，一项最根本的改革却尚待实施——即向更高的行为标准转变。(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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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度（regulatory systems）与法律（laws）。王安石与保守主义反对派在其他方面也有所不同。他坚持认为，期待向更高行为标准的转变不可能单纯通过道德教育实现。民俗的改善必须靠更有效的制度控制来约束。政府应该积极地参与建立各种法度以及颁布好的法律。这实际上也是上古圣王所为，而且完全不应与法家所特有的单纯强调法或主要依靠赏罚相混淆。(77)事实上，从王安石掌权下的政府行为来看，更准确的说法是，改革强调对更好的行政管理制度而非更有效的法令的需求。在变法期间，政府会计制度进行了修订，编纂了四百卷的三司章程。(78)官员被要求学习行政诉讼程序（刑名）和断案。(79)政府还要求编纂新的法律汇编，但这一点没有被认为特别重要。(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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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法律的应用，王安石本人认为法典过于严苛，【55】死刑使用过度。(81)不可否认，在各项改革措施的推行过程中，许多违法者经常被依法惩处。但是这更多是由于官员们拒绝了以非法律方式进行劝诫的通常做法，而非由于新政或他们的目的。(82)还应注意到，在王安石首次辞官以后，吕惠卿接替了他，但吕惠卿从不讨论促进更好的行为习惯和良好社会风俗的长期目标。吕惠卿甚至没有在行政制度方面推行进一步的变革，而是直接把注意力集中在行政措施和法律上。(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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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王安石归为法家是个见仁见智的问题。一些他的反对派把他同汉代的篡位者和改革家王莽相比，王莽由对《周礼》的不正确阐释而偏离了儒家学说。另一些反对派将王安石视作一个不折不扣的法家人物，在富国强兵方面遵循了韩非子和秦国商鞅的政策。(84)然而，这在当时是少数人的意见。对王安石和变法最激烈的攻击针对的是国家财政政策，将其视为逐利的行为。唯利是图又寡廉鲜耻的官员在执行中藐视民意，给普通民众带来了巨大的骚扰和折磨。很多反对派，比如司马光，仍然将王安石视作一个儒家学者——尽管误入歧途——而非法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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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是南宋的学者形成了这一结论，即王安石不是伪装的法家，就是接近于法家。(85)即使在那个时候，不完全赞同新政的哲学家朱熹也表示了异议。(86)此时，【56】问题的关键在于术语的定义。一些王安石的批评者宣称，王安石经常使用的“法”或者“法度”，本质上指“法律”或者“法律和措施”，因此王安石应当被归为法家。但是，将王安石著作和口头上奏中的众多段落置于其语境中进行仔细检视时，很难将“法”这个词和“法度”这个表达的含义限定在这一特定意义上。更具包容性的“管理体系”（regulatory systems）这一翻译可能更接近王安石的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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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国强兵。孔子本人提倡国家给人民提供足够的食物，并有足够的防御力量（足食足兵）。到19世纪末，许多儒家学者也都重视这些需求。然而，即使不是全部，对大多数儒家学者来说，法家过于强调追求“富国强兵”，又通过权宜之计而非道德政策以谋求实现这一目标。这里的问题是，王安石在现实的行政实践中是否朝着法家的方向发展。王安石赞同通过各种财政手段使国家富强。(87)根据他的财政扩张观念，政府大量投入以促进整体经济增长，反过来会使财政收入超过支出，则完全“不患财不足”。(88)在新政之下，国家获得盈余资金，并用于资助额外的财政活动。王安石财政政策的根本目标，既不是农民的福利，也不是消除垄断性贸易利益，而是国家本身的财政安全。(89)王安石认为，政府是最能代表国家全体的组织机构。因此，【57】它的利益应居于作为个体的普通民众的利益之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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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富国非常重要，但它只是王安石众多任务中的一个。改革官僚体制，以保证所有措施更好执行，并通过道德影响改善风俗，具有更基础的重要性而不可忽略。不幸的，现实是王安石无法为实现这些长远目标取得更多进展。在其他原因之中，宋神宗给王安石施加了相当大的压力，迫使他主要关注国家财政这一迫切问题——首先要消灭赤字，继而要满足日益增长的资金需求。(90)王安石可能确实过于强调富国的目标，但这不完全是他个人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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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强兵方面，宋神宗与王安石显然不同。宋神宗总是就军事事务与部署问题提出讨论，他对帝国军事力量的衰弱相当敏感，迫切想要补救这一状况。(91)王安石赞同以牺牲西部、南部和西南地区少数民族为代价来实现领土扩张的愿望。但是他反对攻击西北的西夏和北方的辽国。在宋神宗多次开始讨论军队时，王安石则提出，财力必须居于军力之先，内部改革必须优先于外部扩张。(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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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甲法尽管意义重大，但对当时的政府政策来说，并非有时所认为的那么重要，也并非如一些解释所认为的，是征兵制度的前身。其最初施行原本主要是为了维持地方秩序和保护财产权。【58】一旦组织起来，保甲法也促进了户籍调查和税务征收，还有助于消除逃税。保甲作为战时预备部队的作用不久就发生了，但这从未成为其主要功能。(93)简言之，较之强兵，王安石更赞同富国。而这两者对于王安石的重要性，又不如官僚体制改革，以及官僚体制建立法度以最终改善社会风俗的努力。在实践中，王安石基本上忠于他的理论——我们将之描述为一种理想主义的表现，即希望利用组织有序的官僚体制以实现一个道德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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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第2编，第143—145页；钱穆《宋明理学概述》（一），第2—25页；何佑森《两宋学风之地理分布》，第352—360页。例如，哲学家周敦颐作为一个学者的名声就远逊于王安石，见蔡上翔《王荆公年谱考略》卷8第9页及《杂录》卷1第7—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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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张家驹《宋室南渡前夕的中国南方社会》，第39—40页；钱穆《宋明理学概述》（一），第1—8页；武內義雄《宋学の由来及び其特殊性》，第15页。根据朱熹的说法，胡瑗教学方法的细节不再为南宋学者所知（见《朱子语类》卷129第7页）。胡瑗和孙复这两位学者在庆历新政中发挥的作用，参费舍尔（Fischer）《范仲淹（989—1052）：一位中国政治家的传记》和刘子健《宋初改革家：范仲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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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牟润孙《两宋〈春秋〉学之主流》，第113—117页；武內義雄《宋学の由来及び其特殊性》，第27—30页；何佑森《两宋学风之地理分布》，第347页。胡瑗和孙复相互不和（见《朱子语类》卷129，第6—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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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钱穆《宋明理学概述》（一），第9—12页。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第2编，第145—149页；《续长编》卷237，第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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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諸橋轍次《儒学史上における李泰伯の特殊地位》。1074年，李觏的著作在其死后由变法的领导者进呈给皇帝（见《续长编》卷254，第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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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何佑森《两宋学风之地理分布》，第365页；青山定雄《五代·宋における江西の新興官僚》，第24—27页；周藤吉之《宋代官僚系と大土地所有》，第7—96、144—15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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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第2编，第181—189页；何佑森《两宋学风之地理分布》，第352—353、37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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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第2编，第170—178页；钱穆《宋明理学概述》（一），第22—33页；林语堂《苏东坡传》；武內義雄《宋学の由来及び其特殊性》，第27—28页；《朱子语类》卷129，第7页，卷130，第14—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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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宫崎市定《宋代の士風》，第139—169页；刘子健《范仲淹、梅尧臣与北宋政争中的士风》，第104—10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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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刘子健《宋初改革家：范仲淹》，第126—13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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