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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制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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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政府的运作也受到专制主义倾向的深刻影响。专制主义有两个基本特点：皇帝的终极权力和与之密切相关的宫廷政治与阴谋。这种终极权力通常并不暴虐，因为它受到各种限制：儒家传统的约束、习惯性的边界，还有与官僚不同程度分享权力的事实。北宋时期权力的分享尤其值得注意，其时皇帝经常听从高级官员们的意见。这些官员自视为儒学的鼓吹者，具有意识形态上的权威。此外，作为官僚中的政治领袖，他们确实以明确表达政治观点和施加政治压力的方式行使着相当大的权力。但是，【91】不论这些官员享有多大的权力，它都只是一种派生的权力，是君主让渡的，并且始终保持在专制主义加于其上的限度之内。在危急时刻，专制主义倾向于增强，相应地，它通过缩小这一限度来削减官僚的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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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推行全面的变法，克服官僚体制中强烈的反对意见，王安石不得不主要依赖宋神宗的支持。幸运的是，宋神宗尊王安石如师，让他不拘礼节，直言无隐，而且接受其意见。(44)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上（宋神宗）与安石如一人”，因为王安石说服宋神宗对他毫无保留。(45)此外，出于对变法的热情，王安石劝宋神宗“刚健”，希望以此压制反对派。(46)由此导致的朝廷高压效果显著。比如，司马光在变法之初从朝中被罢免，在之后的数年里，他避免公开批评现行政策。(47)就此而言，王安石进一步强化了专制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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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没有任何皇帝对任何官员的信任是无限度或持久的。专制主义伴随着对某一官员可能权力过大的担忧。宋以前五代时期篡弑频仍的先例使得这种担忧持续存在。(48)比如范仲淹的改革，当反对者警告皇帝，范仲淹的一些盟友可能得到辽国的帮助，涉嫌密谋叛国，改革便戛然而止。(49)对皇位任何潜在的、甚至是幻想中的担忧，总是使得皇帝不会给予任何一位官员以过多的信任。所有之前有关王安石的著作一般都认为，【92】至少在新政初期，王安石确实获得了宋神宗完完全全的信任。但是，这要服从两个条件。第一，尽管宋神宗未曾当真怀疑过王安石的忠诚，他可能担心赋予王安石过多权力会引起其他主要官员的不忠。当新政刚开始推行，就有流言传播称，在民众的不满之中，当时令人尊敬的政坛元老韩琦可能会通过武力干涉迫使这些新政废除。(50)这些流言的目的，毫无疑问是要引起宋神宗的担忧以挫败新政，就像类似的流言成功地驱逐了范仲淹，而且它们可能确实阻止了宋神宗完全支持新政。第二，存在有力的证据表明宋神宗对王安石的信任并不彻底。在新政时期，多年来他留用了王安石坚定的反对者文彦博作为枢密使，对于王安石对文彦博的抱怨置之不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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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宣仁太后和宫中其他人警告宋神宗，市易法和免行钱引起的极度不满可能会引发京城中的骚乱时，他对王安石的极大信任最终被削弱了。(51)当曾布执行的调查显示，与王安石的保证相反，确实存在很多正当的抱怨时，宋神宗的疑虑增加了。王安石感到不快，不久之后就要求解除职务。在允许王安石离朝到南京担任州长（知江宁府）以后，宋神宗第一次颁布专门诏书，命令对变法进行坦率的批评以图纠正错误，并暂时中止了某些改革措施。(52)不久他召王安石回朝再服务一段时间；【93】尽管宋神宗仍然相信变法在本质上是合理的，并在他有生之年乃至王安石退闲以后都保持了变法的施行，但他的热情明显减弱。在王安石第一次从朝中辞职时，宋神宗声称：“大凡前世法度有可行者，宜谨守之，今不问利害如何，一一变更，岂近理耶？”(53)因此，他因为不安而收回了对变法的全心全意的支持，而这种不安基本上源于对任何可能威胁统治安全的冲击的深切忧虑。缺少皇帝的全力支持，即使不是决定性的，也是对变法成效的沉重打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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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廷政治是专制主义孕育的寄生虫。宋神宗对王安石信赖的减弱影响到了宫内之人。王安石成功劝说皇帝压制官僚中的反对意见，但宦官、太后、其他妃嫔及其亲属除外。王安石与宦官之间的摩擦大体上未曾引起历史学家的注意。虽然宋代的宦官没有太大权力，但他们仍对皇帝有所影响。(54)王安石几次告诫宋神宗，宦官的不良影响可能会阻碍政府的政策。(55)但宋神宗回答说，他正是喜欢他们的“温柔”服侍。(56)王安石又建议他不要听信皇城司的不实报告(57)，但宋神宗似乎并没有接受这一建议。与此同时，市易法和免行钱断绝了商人和宦官之间的官方联系，使后者失去了受贿和其他贪污的机会。(58)皇城司中和服事于宫中的宦官要求更高的报酬以图弥补他们的损失，【94】并引吏的薪水增长为例。宋神宗想要用国家贸易和税收盈余来补偿他们，这似乎合情合理；但王安石的反对阻止了他。(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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宦官们对王安石的怨恨十分明显。司天监的宦官早先曾把某些征兆解释为在暗示有必要罢免王安石，代之以来自北方地区的某人。(60)他们现在试图通过违背惯例，让王安石在宫门之外下马来使他难堪。王安石的马在此事件中受伤。(61)怂恿宦官的，是王安石的两个政治对手文彦博和冯京。文彦博在枢密院的职责包括监管皇城司，他对宦官十分友善，经常使他们得到快速的晋升。(62)冯京也支持宦官，尤其是在提高他们的俸禄这一问题上。(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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宦官在皇后的亲属之中找到了不喜欢王安石的其他盟友，因为王安石改变制度以削减他们本有权得到的皇帝的恩惠。其中一些皇亲国戚还反对市易法和免行钱，因为这些措施不是与他们的经济利益相反，就是使他们与商人的来往不那么有利可图。(64)更为重要的是，土生土长的北方人宣仁太后，从一开始就不赞成变法，还为此与宋神宗发生争吵。(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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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这些因素结合起来，使得宫中之人警告宋神宗，市易法和免行钱引起的不满可能会引发京城中的骚乱。【95】当宫中之人反对变法的一些指控有一定根据之时，王安石的地位就变得岌岌可危了。在此至关重要之时，北方的饥荒加重了王安石在政治上的不幸。郑侠呈上《流民图》，大大震惊了宋神宗。历史上将此图视作王安石第一次降绌的主要原因。对《续资治通鉴长编》的仔细考察显示，由于宫廷政治尤其是宦官的影响，王安石的地位已经被削弱了，而《流民图》只是诱发因素。(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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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普遍低估的另一个事实是，宫廷政治的重要性和强度在反变法和后变法时期都有增长。元丰八年（1085）宋神宗驾崩，新政结束。继位的宋哲宗才十岁，由祖母宣仁太皇太后摄政至元祐八年（1093）她去世。在司马光的短暂领导下，宣仁太皇太后执行反变法的政策，让保守主义者掌权。这些保守主义者有许多跟她一样来自北方。(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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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她摄政时期，数名特别忠于先帝的宦官被贬黜。而她自己特别喜欢的宦官则被付托以玉玺以及在她生病时处理公文的权力。这些宦官也与朝中一些主要的保守主义者关系良好，表明后者并不如他们自己所宣称的那么理想主义。(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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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环境下，年轻的皇帝相当不满。他崇拜已故的父亲，同情变法，也记得自己得以登基是由于变法派人物章惇最初的建议。他不喜欢反变法派的领袖，因为他们请他的祖母对他施加压力，从而希望将来他也能延续她的政策。(69)【96】他的妻子昭慈皇后是由专横的祖母选择的，这也增加了他的不满。(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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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轻的皇帝自己大权在握后，后变法政策立刻被付诸实施。变法派被召回权力中心，但他们的理想主义热情大幅减弱。新政被恢复，但既无改进，也未更正错误。章惇以及其他一些变法派成员结成私党。他们显然对宫廷政治非常熟悉，很快便告诉皇帝，先太皇太后曾倾向废黜他的皇位。为了从有嫌疑的宦官处获取对这一阴谋的供认，一场调查受命展开。(71)先太皇太后时最有权势的宦官陈衍被处死，其他先太皇太后宠爱的宦官被流放。(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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昭慈皇后仍然是个阻碍。恰好尚无后嗣的皇帝喜欢上御侍刘氏，而她又诞下了皇子。一些倾向于刘氏的宦官指控皇后使用厌魅之术。这些宦官与朝中的变法派联手，在皇帝的准许之下，发起秘密的宫廷调查，用酷刑获得了支持上述指控的虚假招供。近三十名宦官、宫女遭受了酷刑，其中有一些人的舌头被割掉。皇后随即被放逐到一处道观中，刘氏则成为新的皇后，尽管她的小皇子不久就夭折了。(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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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明显宋哲宗做得太过头了。当他的弟弟宋徽宗于元符三年（1100）即位后，他听取曾布的建议，对反变法派采取“调停”政策。与这一政策一致，徽宗将昭慈皇后请回皇宫，其对手刘皇后无法接受这一逆转和羞辱而自杀。(74)【97】然而曾布的调停政策并没有持续多久，因为他很快就被弄权型官僚蔡京所取代。蔡京得以成功掌权的原因之一，是他与宦官童贯紧密勾结在一起，用来自长江三角洲一带的大量奢侈品迎合皇帝的喜好。利用皇帝对奢侈享乐的迷恋，蔡京和童贯得以长期保有权力。在蔡京几乎掌控了朝廷的政治权力的同时，童贯则控制了军队的指挥权，这是之前的宋代宦官从未做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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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而易见，宫廷政治不仅与王安石的倒台相关，也与反变法和后变法的激变相关，并最终导致后变法时期的堕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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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续长编》卷229，第17页；又见宫崎市定《科擧》，第233—2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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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续长编》卷256，第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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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宫崎市定《胥吏の陪備を中心として》，第10—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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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续长编》卷221，第17页；卷233，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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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续长编》卷232，第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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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曾我部静雄《宋代財政史》，第75—79页；《续长编》卷236，第12—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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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续长编》卷212，第5页；卷251，第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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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宫崎市定《王安石の吏士合一策——倉法を中心にして》。又见《续长编》卷214，第26—28页；卷228，第13页；卷235，第25页；卷242，第1页；卷246，第10页；卷248，第21页；卷265，第8—9页；卷271，第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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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75，第19—21页；又见第71页注2有关此点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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