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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募役法的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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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推行了一场关于役法的根本性的改革。从相对富裕的家庭轮流分配征发服役的制度（差役法）被王安石的募役法所取代。熙宁二年（1069），首先在都城开封开始试行。民众被允许表达意见，试行的结果被断定为是令人满意的。与此同时，单开封本府的役员即被裁减835人。(10)熙宁四年（1071）十月，在开封试行的办法经适当修订后成为国家法律。其要点如下：(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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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所有人户，包括那些从前无义务被征服役者，都要以货币形式缴纳服役豁免税（免役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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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免役钱分级管理，乡户根据每五年的财富核查分为十五等，从前免于服役的坊郭户（城市人户）根据每三年的财富核查分为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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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从前免于服役的官户、单丁、未成丁、女户及寺观，【104】需缴纳相应等级一半的税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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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税中包含一成的附加税，即“宽剩钱”。其本意是为了应付紧急情况下可能出现的欠税和赤字，但后来实际上用于国家财政的其他目的，比如给吏支付俸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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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免役钱，包括宽剩钱在内，每年支付两次，与土地税同时缴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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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收到免役钱后，地方政府以固定比例雇用役员。三种役员尤为重要：衙前，必须交纳保证金；弓手，必须通过射箭测试；典吏，必须通过书写和计算测试。其任期为两到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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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经过一定的削减后，官府原有的长名衙前被保留，但以领受俸禄为前提。地方政府本身代替之前的役人从坊、场、渡等处征取收入，并用来为役员支付报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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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特别需要注意的是，乡村职责既未折算成税钱，也不基于雇用。耆长从第一等到第三等人户中选取，为期一年。壮丁类似地于第四、五等二丁以上人户中轮替。户长每年两次从第四等有人丁物力者中选取，每个税期轮替一次。随后在熙宁七年（1074）改革中，废除了户长，【105】改为催税甲头；因为当时保甲制已将相邻户组织成甲，每甲包含二三十家。(12)简言之，乡村职责仍然是差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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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起初免役钱征收严格。不久，有些地区借口情况特殊，由中央政府同意，延迟收取或在一定时期内取消征税。(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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募役法遭到了无数官员的坚决反对和强烈指责。这其中有著名的保守主义者和温和派领袖，如司马光、张方平（1007—1091）、韩琦、苏轼苏辙兄弟、杨绘（1027—1088）和刘挚。他们的各种争论概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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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反变法派在原则上反对募役法，理由如下。(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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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它强加给所有人额外的税务负担，因此开了个坏头。（苏轼、苏辙、刘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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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免役钱外的宽剩钱最不合理。它是以弥补可能的拖欠和亏空为借口收取的，但被用作许多其他目的。不断扩大的国家财政除了欺骗和压榨百姓毫无意义。（韩琦、苏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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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免役钱的数额由中央政府根据统一规划确定，分配给每个地方政府一定数量，而几乎没有考虑到地区差异和当地的实际情况。（杨绘、刘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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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用钱支付造成货币短缺，即“钱荒”。为了缴税，所有农民不得不在同一时段内售卖产品以获得现钱，因此造成对他们不利的物价下跌。不只是农民，人们长期习惯于自给自足的家庭经济，【106】不懂市场运作或货币经济的方式，许多家庭因此而破产。（司马光、杨绘、刘挚、张方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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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反变法的领袖相信，从前差役从相对富裕的家庭中征发，更值得信赖，而雇来的人则不太可靠。后者希望被雇用，是因为他们没有稳定的职业。既然他们在社会中得不到尊重，其服役不可能有好的表现或效果。需要有足够高的报酬以吸引他们申请服役，然而他们还是经常背约逃亡。（司马光、苏辙、张方平、刘挚、杨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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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这些一般考虑，反变法领袖对免役钱还有具体的批评，如关于其管理和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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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确定纳税额等级的调查是不可靠的。（刘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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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官员急于取悦中央政府，有意展示他们自诩的行政管理能力，就会将许多人户置于他们所不属于的高等，因此征收远超出必要的税收。（司马光、刘挚、张方平、韩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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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税等过于僵化。如果遇到饥荒或其他困难，它没有提供蠲免或任何其他可能采取的措施。（刘挚、张方平、韩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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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税负是不明智和不公正的。它不一定会减轻上等户的负担，因为从前他们只是轮替服役。另一方面，重负也落在了从前无此负担的穷人身上。（所有的反变法领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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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那些过去免于服役负担的人仍然应该得到豁免。【107】单丁户、不成丁户、女户令人同情，寺观也应予以考虑。政府要意识到，很多场合及有不时之需时，它要依靠城镇居民的大量贡奉，尤其是大小商人。因此免除他们的服役征用是合理的，而强迫他们缴纳免役钱是不合理的。同样的，官户也应享有免税特权。（所有的反变法领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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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这些抱怨，王安石让主要负责起草募役法方案的曾布做出尖锐的反驳。曾布没有试图在所涉及的原则层面为新制度辩护。在这里，观点的差异是根本性的；既然皇帝已经批准了这些原则，再为此争辩实无必要。曾布只限于对免役钱的分等和管理这些具体的批评，逐点进行了反驳：(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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