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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经济与社会研究 内容提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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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是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张剑光教授二十多年来在唐五代经济、政治、人物、文化等方面部分论述的合编，共收论文24篇。这些文章的论述角度不一样，但内容比较接近，相互之间有一定的内在联系。其中尤以关于商人商业、江南区域经济文化、唐代官员致仕、杜佑史学思想等的论述，曾引起学术界较为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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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经济与社会研究 自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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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80年进入大学历史系算起，系统学习历史和研究历史，已经有三十多个年头了。这一路走来，碰到了很多帮助我认真读书的好同学，遇到了引导我走上学术研究的好老师、好同事，使我在历史研究的道路上一直走下去，没有停顿，没有彷徨。虽然，资质愚笨的我，在研究之路上走得很慢又很别扭，既没有学术理想，也没有什么学术建构，因而不可能取得什么大的成绩，但还是懒懒散散地写了一些小文章。聊以自慰的是，靠着程应镠、王永兴、王家范几位导师的指导，我对历史研究充满着兴趣，并把这当成了自己的爱好在消磨着时光。人的一生，如果能一直做着自己感兴趣的事，那真的是很美满、很幸福的，而我大概也能算作是一个很幸福的人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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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捧着一杯清茶，我能静静地翻阅着充满油墨香味的史书，与古人一起共进退、共患难，一旦有了些想法，就敲打几下键盘，码下几行字。每天，我能在教室里讲解着自己喜欢的课程，望着一张张渴望知识、充满稚气的脸，在他们的提问中自己开动脑筋思索，教学相长。能有这样平静而安谧、舒坦而美妙的生活，真的要感谢人类这个重视知识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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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年来，我做的研究全部是关于中国古代史的，写过一些疫病、丧葬陵墓、建筑、帝王生活等方面的书稿，但更多的精力是放在唐五代这个时间段内的历史研究上。以往关于唐五代史的研究成果，都正式出版发行，主要部分可参见拙撰唐五代江南工商业、农业思想和农业经济等论著。同时期我也撰写了数十篇学术论文，内容主要涉及唐五代经济、政治、人物、文化等方面。这些论文散见于各种书刊，有的当初发表时还用了化名，并不易搜罗，也不为人知。有些论文发表的刊物传播范围不广，即使连中国期刊网都没有搜录，辛勤写成的学术成果并没有引起学界的注意。一些同行和学生曾多次建议我将自己以往的成果结集出版，可以方便大家阅读、查检，可以让更多的人了解我的研究情况。因此，从去年开始我也思索应该将自己的部分论文集中在一起，既可以像古人一样编辑文集，满足自己的虚荣心，使这些年来写作的东西留下一点痕迹，同时又可以编辑成书后，送给学界同仁指正，方便学生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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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得到了上海市教育委员会重点学科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中国古代史专业的资助，我想编辑一本论文集的想法终于得以实现。展现在本论文集中的，是我这些年来思考和探索唐代历史的一部分书稿，我试图将自己各个研究时间段的一些论文都能选进这本论文集中，因而其中有的文章是我刚开始写作时的论文，发表在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思考不是十分成熟，而有的是近年来探索相对深入些的文章。同时考虑到所收的论文要将自己研究的几个领域都能涉及到，所以将论文集分为经济、政治与人物、文化三个方面。论文集共收录论文24篇。其中唐代经济的有11篇，主要是有关商人、商业和江南区域经济的内容。政治事件和制度的有4篇，人物研究的有3篇，史学史的有2篇，文化环境研究和教育研究的各1篇。关于仲雍和泰伯研究两文，是研究吴文化源的相关成果，因为内容与唐代研究较为接近，所以也收录在论文集中。附录是对自己江南史研究的回顾，可以看出我在江南史研究上所做的一些努力。这些文章论述的内容相对广泛，时间段比较明确，大体而言是能够归到“唐代经济和社会研究”这个题目之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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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在论文集中的有些论文，虽然论述的角度不一样，但内容有的还是比较接近的，因而难免会造成一些观点和资料上的重复，倘若因为收进集子而加以删改，并不利于保持各篇论文的相对独立性，所以收录时仍然保持了论文的原貌，敬请读者鉴谅。其次，这24篇论文发表于不同的书刊，原来的注释等体例各不相同，本次收录时尽量作了一些统一。此外，对个别论文的内容进行了部分改动，或增加和补充了史料，或在论述上作了一定的变动，这些在篇末都加以说明。收录时发现有的论文原发表时有错别字，标点符号使用不当，标题不统一，这次结集时直接作了改动，不另外加以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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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需说明的是，由于本人的理论水平以及掌握史料的能力有限，而且有的论文写作的时间较早，因而论文中的论述和探索还是很不够的，甚至有可能会出现一些错误，这些都得在以后的学习和研究中加以改进。同时也希望学界同道对我论文中的问题进行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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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这个序言时，编选论文集的工作大体已经完成。论文集中所收录的，是我以往历史研究成果的一部分，是对我研究工作的一个阶段性总结。兴奋之余，觉得还是要说明一下，这本论文集应该不是我学术研究的最终，相信在今后自己会加倍努力进行学术研究，能够不断开阔视野，拓展研究领域，取得更多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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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着论文集的出版，谨向长期以来所有关心帮助我的师长和同道表示感谢，向上海交大出版社的编辑致以谢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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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剑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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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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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经济与社会研究 经济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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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商人社会地位的变化及其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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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代统治者一般将属民划分成士、农、工、商四等，商人位居其末，地位最为低贱。然而，在唐代，这一划分开始有了松动，商人的社会地位有所提高。但以往学者对此注意不够，探索甚少。笔者试就唐代商人社会地位的变化、商人地位变化的原因及其意义作一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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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唐代商人社会地位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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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前期商人的社会地位基本上没有什么变化，而中唐以后商人的社会地位有了较大的提高，其具体表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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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扶商政策的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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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初立国，继承了中国传统的抑商政策。政府严格规定工商者不得任官，“士农工商，四人各业……工商杂类，不得预于士伍”[1]。即使是大功以上亲有经商的，也不准入仕：“凡官人身及同居大功已上亲，自执工商，家专其业，及风疾、使酒，皆不得入仕。[2]工商为国家作出了贡献，但不能授官，因而在唐前期我们是难以看到商人任官的例子。此外，衣着的质量、颜色、车乘和丧葬等，对商人控制也极为严格。商人常被称为“贱类”、“下人”，实际上与部曲、奴婢等贱民的地位相差无几。在经济方面，商人常受到不公正的待遇。例如贞观二年设立义仓，普通百姓亩纳二升，按当时实际受田每丁约六十亩为准，每丁须交纳义仓税一石二斗，而法律规定“商贾无田者，以其户为九等”出[3]，假定商人户均为中中等，则每户也须交三石地税，商人在地税一项上要比农户多交一半以上。这种政策一直延续到大历时，其目的就是为了“拯贫乏之人，赋役商贾，抑浮惰之业”[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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