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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经济与社会研究 唐代长安女性消费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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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是指人们在物质资料和劳务的生产、生活中，对物质产品和劳动力的消耗过程，包括生产消费和生活消费。消费与生产、分配、交换共同构成了社会再生产的整个过程。唐朝首都长安作为政治和文化中心，不但居住着众多的商人和手工业者，而且还聚居着大量的非生产性人口。长安作为全国政治和经济中心，也是全国城市消费的中心，即使是在安史之乱之后，其城市消费活跃程度也没有减退。据《唐国史补》载：“长安风俗，自贞元侈于游宴，其后或侈于书法图画，或侈于博弈，或侈于卜祝，或侈于服食，各有所蔽也。”[192]奢侈消费之风在唐后期的长安十分盛行，文化娱乐消费异常活跃，表明长安城市消费和商品经济的发展已经达到了较高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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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开放的社会风气使女性社会地位大大提高，妇女得到了后代难以想象的一些权利。尤其是都城长安的妇女，更是以思想开放、大胆前卫的个性积极参与到社会政治和经济活动当中。在长安的城市居民中，几乎有一半是女性，她们在社会经济活动中异常活跃，深入地介入进了社会生产和消费，对商业经济的发展具有极大的促进作用。在商品消费领域，长安女性的消费欲望被自由地释放，女性消费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兴盛。由于长安女性消费是促进商品生产的一种巨大推动力，因而对长安女性消费的探索就成为我们研究唐代长安城市经济发展状况的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环节，同时对唐代女性研究也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因此本文主要选取长安女性消费作为研究对象，来探索长安女性消费的内容、特点和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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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长安女性消费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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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安是全国最大的城市，也是人口最多的城市。学者认为长安城内人口至少有80万，最多时可能接近100万[193]。粗略推测，如果男女各占一半，那么城内女性达40~50万。这么众多的女性生活在城市内，必然形成巨大的消费需求，要求有大量的商品供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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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男性相同，衣食住行是女性的基本物质消费，但在显示性别特征方面的用品，女性的消费需求比男性更加强烈，而文化精神方面的消费比重在不断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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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女性饮食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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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安城内的饮食供应，主要是通过市场来解决的。长安有粮市，四郊百姓“多端以麦造面，入城贸易”[194]。在长安西市有专门出售面粉的“麸行”[195]。杜甫在大病初愈后，友人王倚“遣人向市赊香稉，唤妇出房亲自馔”[196]，说明主妇在厨房内烧煮的东西在市场上随时都可以买到。长安有一贾人之妻，“夫亡十年，旗亭之内，尚有旧业。朝肆暮家，日赢钱三百，则可支矣[197]。其家“丰俭得所”，每日买食米肉，且有财力雇买奴仆。这是一则反映女性商贾之家日常收入和消费较详细的记载，显然其消费已经达到了衣食无忧的温饱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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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的女性也有不少喜欢喝酒的。《全唐诗》卷5武则天《早春夜宴》云：“送酒惟须满，流杯不用稀。”唐代风气开放，所以在喝酒风俗上女性与男性一样，十分豪爽。杨贵妃也喜欢喝酒：“贵妃每宿酒初消，多苦肺热，尝凌晨独游后苑，傍花树，以手攀枝，口吸花露，藉其露液，润于肺也。”有钱的人家，不仅在家里设宴，还要将宴席搬到名胜之地：“都人士女，每至正月半后，各乘车跨马，供帐于园圃，或郊野中，为探春之宴。”[198]《全唐诗》卷280卢纶《春词》中的少女还喝醉倒在树下花丛中：“北苑罗裙带，尘衢锦绣鞋。醉眠芳树下，半被落花埋。”长安女性也有入酒店喝酒。同书卷695韦庄《延兴门外作》云：“芳草五陵道，美人金犊车。……马足倦游客，鸟声欢酒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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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女性衣饰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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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安居民对衣物的消费主要是从市场上购得布料，然后缝制成衣。社会上层人士及他们的妻女大多身着绫罗、丝绵等细致精美的丝织品，追求高贵、华丽和新异，而这要以花费巨资为代价。睿宗先天二年正月十五夜观灯时，“宫女千数，衣罗绮，曳锦绣，耀珠翠，施香粉。一花冠、一巾帔皆万钱，装束一妓女皆至三百贯。妙简长安、万年少女妇千余人，衣服、花钗、媚子亦称是，于灯轮下踏歌三日夜，欢乐之极，未始有之”[199]。宫中的女人衣服消费如此昂贵，而达贵官僚家里的女人也是身着罗、纱等丝织品，轻盈剔透，展示身材之美。元载的老婆天晴时晒衣服，用“青紫丝绦四十条，各长三十丈，皆施罗纨绮绣之饰”。其爱妾瑶英，“衣龙绡之衣。一袭无二三两，抟之不盈一握”[200]。因为是高官的妻妾，所以对衣服要求很高。唐代中后期，社会对衣服的追求更是有了新要求：“风流薄梳洗，时世宽装束。袖软异文绫，裾轻单丝縠。裙腰银线压，梳掌金筐蹙。带缬紫蒲萄，袴花红石竹。”[201]服饰开始加宽加大，其后果是带来布匹、用料和劳动力上的巨大浪费，显示出日渐奢侈的消费风气。当然，生活水平一般的普通百姓以及他们的妻女，则大多服布、麻之类的衣服，只求保暖和得体。如长安坊内有母女以缝纫为业，但“衣装蓝缕”，只能勉强维持生活[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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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长安女性十分看重妆饰。《唐诗纪事》卷3《徐贤妃》云：“长安崇圣寺有贤妃妆殿，太宗曾召妃，久不至，怒之，因进诗曰：朝来临镜台，妆罢暂徘徊。千金始一笑，一召讵能来?”贤妃徐惠对唐太宗解释耽搁时间的原因是在化妆，这使我们可以看到从初唐时起，女性在妆饰上的时间和金钱肯定是无限的。最讲究妆饰的当然是宫中的皇后和妃子们，玄宗时，“宫中嫔妃辈，施素粉于两颊，相号为泪妆”[203]。玄宗的江妃有诗云：“桂叶双眉久不描，残妆和泪污红绡。长门尽日无梳洗，何必珍珠慰寂寥?”[204]《旧唐书》卷17《文宗本纪》记录大和二年文宗给公主们下旨：“今后每遇对日，不得广插钗梳。”或许觉得满头的钗梳太奢华，就加以限制。上行下效，一般的女性自然是以宫中的美女们作为标准，化在妆饰上的钱财不计其数了。就连平民百姓在这方面也有不少追求。《全唐诗》卷670秦韬玉《贫女》云：“蓬门未识绮罗香，拟托良媒益自伤。谁爱风流高格调，共怜时世俭梳妆。敢将十指夸偏巧，不把双眉斗画长。”诗虽写的是贫女经济条件不允许，不能用绮罗绸缎以及脂粉香料来装扮自己，但贫女内心在说她并不是不会梳妆打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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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安女性的化妆品消费十分普遍，而且特别高档。玄宗时，特令每月给贵妃三姐妹韩国、虢国、秦国夫人钱千贯，专作脂粉钱[205]。诗人郑遨曾慨叹：“美人梳洗时，满头间珠翠。岂知两片云，戴却数乡税。”[206]元和以后，化妆更为夸张，出现乌膏注唇，脸涂黄粉的啼妆、泪妆等。《唐语林》卷6载有：“妇人去眉，以丹紫三四横约于目上下，谓之‘血晕妆’。”就连尼姑也对自己的脸大加修饰，长安上东门有二尼经过，“施朱傅粉，冶容艳佚，如倡人之妇”[207]。妆饰消费在长安城中异常活跃，成为唐代女性消费与以往不同的一大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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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女性居住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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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安这样的大城市中，房屋的建造或更换买卖是相当频繁的，一些富裕女性对房屋消费有着特殊的爱好。中宗安乐公主的园林十分壮丽。《全唐诗》卷71刘宪《奉和幸安乐公主山庄应制》云：“主家别墅帝城隈，无劳海上觅蓬莱。沓石悬流平地起，危楼曲阁半天开。”将别墅比喻成蓬莱仙境，内中有假山瀑布、危楼曲阁，这是公主耗费了巨资制成的人造景观。同书卷96沈佺期的《奉和春初幸太平公主南庄应制》述说了太平公主的别墅：“买地铺金曾作埒，寻河取石旧支机。云间树色千花满，竹里泉声百道飞。”卷344韩愈《游太平公主山庄》云：“公主当年欲占春，故将台榭压城。欲知前面花多少，直到南山不属人。”显然是一个有山有水种植着大量花草的十分奢华的园林。《明皇杂录》卷下谈到虢国夫人“恩宠一时，大治宅第。栋宇之华盛，举无与比。……虢国中堂既成，召匠圬墁，授二百万偿其值，而复以金盏瑟瑟三斗为赏”。《旧唐书》卷51《杨贵妃传》说天宝时杨氏姐妹“甲第洞开，僭拟宫掖”，“每构一堂，岁逾千万计，见制度宏壮于己者，即彻而复造，土木之功，不舍昼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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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安女性注重居住环境。玄宗时，“长安士女，春时斗花，戴插以奇花多者为胜，皆用千金市名花植于庭苑中，以备春时之斗也”[208]。她们非常着重生活质量，重视美化生活，因而花卉消费是生活中的一笔重要开支。《云仙杂记》卷4《偷花》云：“霍定与友生游曲江，以千金募人窃贵侯亭榭中兰花插帽，兼自持往绮罗丛中卖之，士女争买。”所谓的“绮罗丛中”，当是富人扎堆的地方，富裕的女性购买花卉以美化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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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显贵们在日常生活中追求奢侈消费的倾向十分明显，所造家具器物花费颇多。武则天时，张易之为母造七宝帐，“金银、珠玉、宝贝之类罔不毕萃，旷古以来，未曾闻见。铺象牙床，织犀角簟，貂之褥，蛩蚊之毡，汾晋之龙须，河中之凤翮以为席”[209]可谓奢华至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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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女性交通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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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安人出行往往使用代步工具如车、马、驴等，女性在交通工具的追求上也不弱于男性。唐文宗时曾说：“妇人本合乘车。”不过这肯定只有贵族、官员有钱人的老婆、女儿才能做得到，一般的平民百姓是没有财力的。玄宗时期，妇女盛行骑马。杨贵妃姊妹就曾“竞车服，为一犊车，饰以金翠，间以珠玉，一车之费，不下数十万贯。既而重甚，牛不能引，因复上闻，请各乘马。于是竞购名马，以黄金为衔笼，组乡为障泥”[210]可以说对女性骑马消费起了典范作用。长安城内居民出行频繁，使得交通工具的租借行业发展起来，而富裕女性是租用这些交通工具的重要群体。马震在长安平康坊居住，一日有人敲门，开门“见一赁驴小儿云：‘适有一夫人，自东市，赁某驴，至此入宅，未还赁价。’”[211]可见长安东市中有专门出租驴的称为赁驴小儿，而这位贵妇人是出钱租驴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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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畜力类的交通工具外，女性常常使用人力类的交通工具。在史籍记载中，我们经常可以看到皇后、妃子、公主们坐辇来往。《唐语林》卷1载唐德宗时李晟生日，其女为吏部侍郎崔枢夫人，也前来祝贺，因为家中婆婆生病，被李晟大骂一通，“遽遣走檐子归”。这是一种数人抬的类似后代轿子的交通工具。唐文宗时规定商人和庶民妻女不能乘檐子，只能坐兜笼，担的人不能超过二人[212]。这些女性使用交通工具，绝对是要摸口袋掏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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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女性医疗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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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长安有“宝货药肆”，东市有药行。《华严经传记》卷5记载了调露二年五月一日染患死亡的居士康阿禄山游地府死而复生：“尝时见东市药行人阿容师。师去调露元年患死。为生时煮鸡子，与七百人入镬汤地狱……又往东市卖药阿家。”[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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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则离奇故事提到的“东市药行”和“东市卖药阿家”，应该有一定的真实性。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卷5会昌五年正月道士求仙用药，“敕令于市药行觅，尽称无”。可知长安东市的药行是当时医药消费的重要地方。《全唐诗》卷386张籍《赠任道人》说：“长安多病无生计，药铺医人乱索钱。”医疗消费成为市民生活消费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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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视女性医疗，必然使医药消费在整个女性消费中占据重要地位。在孙思邈的《千金要方》中，特别重视妇、幼两科，“今斯方先妇人、小儿而后丈夫、耆老者，则是崇本之义”[214]，将妇人医方和小儿婴孺方置于书首。再如王焘的《外台秘要》中，同样有大量妇产方，有大量的医治例子是女性。有学者研究认为唐代有十四种医书是专题讨论妇科和产科的，在妇女求孕、妊娠恶阻、胎动不安、妊娠期间的生活调养等方面比前人都有了突破[215]。在长安市中经常会有一些专治某种疑难杂症的游医，“京城及诸州郡阛阓中，有医人能出蠱毒者……郎中颜燧者，家有一女使抱此疾，……偶闻有善医者，于市中聚众甚多，看療此病，颜试召之”[216]。永贞年间，东市百姓王布，藏镪千万，有女“鼻两孔各垂息肉如皂荚子……其父破钱数百万治之”[217]。这些都是长安女性医疗消费的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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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女性婚姻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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