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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经济与社会研究 略论唐五代江南城市的经济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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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作为封建国家统治的据点，在唐代以前主要表现在它的政治和军事性质上。至唐代，江南城市的这种特点同样也是存在，它们仍然作为观察使和刺史们的统治基地，代表着政府行使权力，它们是国家分支行政机构的巢穴。从这一点上说，唐代江南城市的主体性质并没有变化。不过，从六朝以来江南城市经济功能的增强却是渐渐明显，至唐五代时期，城市经济色彩更加浓重，个别城市中唐以后经济色彩甚至盖过了政治色彩，城市的经济意义超过了政治意义，城市经济功能与政治功能都在发挥重要作用，江南城市的发展演进到了一个较为突出的变化时期。本文所称的江南，主要指浙西、浙东、宣歙三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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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江南城市的经济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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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五代时期，江南出现了颇具规模的城市群，而且密度较高。不过，江南城市群的出现主要是对前代的继承，《隋书》卷31《地理志下》中，丹阳（江宁）、宣城（宣州）、毗陵（常州）、吴（苏州）、会稽（越州）、余杭（杭州）、新安（歙州）、东阳（婺州）、永嘉（处州）、遂安（睦州）等郡是隋代江南州郡的政治中心，而润州和湖州曾一度作为州行政机构设立。该书谈到各城市的商业时说：“丹阳旧京所在，人物本盛，小人率多商贩，君子资于官禄，市廛列肆，埒于二京，人杂五方，故俗颇相类。京口东通吴、会，南接江、湖，西连都邑，也一都会也。……宣城、毗陵、吴郡、会稽、余杭、东阳，其俗也同。然数郡川泽沃衍，有海陆之饶，珍异所聚，故商贾并凑。……新安、永嘉、建安、遂安……其俗又颇同豫章。”进入唐五代以后，江南城市的布局发生了变化。从数量上说，江南增加了一部分城市，城市的密度有所增高，布局渐趋合理。江南新增城市有台州（武德四年）、温州（上元元年）、衢州（垂拱二年）、明州（开元二十六年）、池州（永泰元年）、秀州（天福五年）等六个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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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的产生，自然条件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上述六个城市，江南东部沿海地区有台、温、明、秀四个，表明江南东部地区的开发已达到一定程度，城市的设立是当地经济日趋发展的结果，同时城市设立后反过来对当地经济或多或少会有一定的促进作用。衢州的设立，是衢江流域经济地位上升的结果，由杭州经浙江向南进入岭南和福建的江南重要水陆线交通线横穿这里，可以想见衢州城的设立与这一地区交通运输和商业的发展密切相关。池州的设立与当时刚平定农民起义相关，带有浓厚的军事因素，但此后池州的发展表明这个城市的兴旺主要依靠了长江这一重要水上通道，州城能够一直设立下去而且带动沿江地区的开发归根到底还是经济因素。至此，江南城市的格局已经形成，北宋以后的几个封建朝代，江南大体上不再增设新城市，这也反映了唐五代时期城市布局的相对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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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城市的经济实力是前朝所不能比拟的，城市对地区经济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可举几个主要城市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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昇州北濒长江，可以“西引蜀、汉，南下交、广，东会沧海，北达淮、泗”[371]，水路交通十分方便。昇州东邻润州，西邻宣州，位处经济发达地区。昇州本是南朝首都建康，隋亡陈后，一度遭到有意识的削弱，唐将其降为上元县后，经济地位更有所下降，但商业经营并没有停止。杜牧曾云：“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372]沿长江前来的商人熙熙攘攘，所谓“暮潮声落草光沉，贾客来帆宿岸阴”[373]。唐末五代，昇州地位上升，至南唐时，金陵的商业活动十分繁盛，成了江南西北部的政治、经济中心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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润州与扬州隔江对峙，是江浙地区粮食和各类物资北运的重要集散地。它处于运河的入口，既是军事重镇，又是漕运的关键部位，“东口要枢，丹徒望邑，昔时江外，徒号神州，今日寰中，独称列岳”，它是“三吴之会，有盐井铜山，有豪门大贾，利之所聚”[374]。润州是浙西观察使的治所，凭借了长江和江南运河而工商业发展较快。刘禹锡曾描绘润州的繁荣：“江北万人看玉节，江南千骑引金铙。”“碧鸡白马回翔久，却忆朱方是乐郊。”[3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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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州位于“三吴襟带之帮，百越舟车之会”的交通便利处，早在武则天长安间就被称为“毗陵大藩”[376]。常州城市经济作用比较重大，“当全吴之中，据名城沃土……吴中州府，此焉称大”，“江东之州，常州为大”[377]，商业十分繁荣。时人曾说：“常州为江左大郡，兵食之所资，财赋之所出，公家之所给，岁以万计。”[378]据笔者推测，常州城内最多时有13至14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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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城市的规模还是商业经营的蓬勃，苏州在江南城市中是少见的，“浙右列郡，吴郡为大，地广人庶”[379]。苏州处于江南运河的中段，面临太湖，北可出海，沿长江可到内地，因此被称为“雄郡”，“东吴繁剧，首冠江淮”[380]。苏州城内商业经营十分繁盛，“复叠江山壮，平铺井邑宽。人稠过扬府，坊闹半长安”，“处处楼前飘管吹，家家门外泊舟航”[381]。苏州市内，各类商人云集，“合沓臻水陆，骈阗会四方。俗繁节又暄，雨顺物也康”[382]。苏州城周长达42里，有人口约20至30万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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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位处江南运河和钱塘江、浙东运河的交汇处，“当舟车辐凑之会，是江湖冲要之津”[383]。杭州的商业相当繁荣，所谓“杭州东南名郡……咽喉吴越，势雄江海，国家阜成兆人，户口日益增……水牵卉服，陆控山夷，骈樯二十里，开肆三万室”[384]，行商坐贾，热闹繁盛。杭州是对外贸易的一个港口，沿海贸易的一个集散地。由于占有交通便利的条件，从福建、浙南、浙东来的商人都得通过杭州沿运河前往北方，“南派巨流，走闽禺瓯越之宾货，而盐鱼大贾所来交会”，“东眄巨浸，辏闽、粤之舟橹，北倚郭邑，通商旅之宝货”[385]。五代时的杭州，“邑屋之繁会，江山之雕丽，实江南之胜概也”，“轻清秀丽，东南为甲，富兼华夷，余杭又为甲，百事繁庶，地上天宫也[386]，是江南最大的城市，城周70里，有20多万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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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州西可至杭州进入运河北上，或进入浙江南下，东至明州后可出海，向北也可跨杭州湾到达嘉兴，交通占据了优势，商业比较兴盛。早在唐前期越州发展就较快，是“南越之奥壤”[387]。中唐设观察使后，越州“西界浙河，东奄左海，机杼耕稼，提封七州，其间茧税鱼盐，衣食半天下”[388]，是浙东七州的经济中心。唐后期崔元翰说：“越州号为中府，连帅治所，监六郡，督诸军。视其馆毂之冲，广轮之度，则弥地竟海，重山阻江，铜盐材竹之货殖，舟车包篚之委输，固已被四方而盈二都矣。”[389]越州商业的发展得益于交通的方便和物产的丰富，这是显而易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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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州城虽设立于开元年间，但由于海路交通的发达，适应了中唐以后交通发展的需要，使得经济实力大增，是唐五代发展较快的城市之一。唐代宗时就有人说：“浙右巨镇，甬东孤城。”[390]九世纪以后中日之间的交通大多通过明州来完成的。新罗与吴越国之间的交通，也常经明州至杭州。宋人总结了明州自唐五代以来的经济功能后，对明州作出了恰如其分的评价：“明之为州，实越之东部，观舆地图，则僻在一隅，虽非都会，乃海道辐凑之地，故南则闽广，东则倭人，北则高勾丽，商舶往来，物货丰衍，东出定海，有蛟门虎蹲天设之险，亦东南之要会也。”[3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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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州北临长江，从州城到长江有水道相通，“鱼盐满市井，布帛如云烟”[392]。元稹曾谈及宣州说：“宣城重地，较缗之数，岁不下百余万。管干剧职，灵盐近戎。分务简僚，不易宜称。”[393]宣州周围山地丘陵众多，物产特别丰富，商贸交易兴盛。薛邕任刺史时，“劝农殖谷，百谷年丰，通商鬻货，万货云丛，阐道都会，敦儒泮宫”[394]。至五代时期，宣州地位仍很突出，“宣城奥区，国家巨屏”，“宣城重镇，陪京之南，制天险之津梁，据三楚之襟带，境环千里，邑聚万民，我朝以来，戎寄尤切”[3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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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湖州、歙州、婺州、温州、台州、池州、睦州、处州、衢州等一批新老城市，在原有基础上继续发展，城市的商业作用都有不同程度的加强。如湖州是“十万户州，天下根本之地”，“土控吴兼越，州连歙与池，山河地襟带，军镇国藩维”。城中商业发达，交贸旺盛，“春桥垂酒幔，夜栅集茶樯”[396]。歙州，韩愈云：“歙，大州也；刺史，尊官也。由郎官而往者，前后相望也。当今赋出于天下，江南居十九。宣使之所察，歙为富州。”[397]衢州，贞元间曾被称为“浙东大郡”。温州和台州也成了唐末至五代沿海的对外两个重要港口，“控山带海，利兼水陆，实东南沃壤，一巨都会”[398]。这些城市，是本州的经济中心，对本州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农村经济作物的种植，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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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江南城市的经济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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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以往城市有所区别的是，唐五代江南城市的经济功能在日益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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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市场商业经济的普遍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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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大城市实行坊市制。坊市制也推行到江南的大城市中，苏州、润州、金陵、越州等都有专门的商业市。大中末，柳条青“乞食于苏市，尝击筇踏歌，得钱辄饮。……因雪冻死于市，市人具棺瘗于齐门之左”[399]。冻死一般都是在夜里，看来苏州市夜间并不清场，市内仍有人居住。五代时，卢文进为润州节度使，“润州市大火，文进使马步使救之，益炽，文进怒，自出府门斩马步使，传声而火止”[400]。润州市就在子城附近。江南市也按政府规定设立市令等官员。如天宝初，“会稽主簿季攸有女二人……市胥吏姓杨，大族子也，家甚富……”[401]路随为润州参军时，与观察使李锜不合，李锜“使知市事，随翛然坐市中”[402]。池州人胡澄“偶至市，见列肆卖首饰者，熟视之，乃妻送葬物也”，知市内商品也十分丰富[4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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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在长安京城以社会治安为主要目的设立的坊市制及只能白天经商的规定在江南显示出了比其他地区更高的灵活度。一方面有市的存在，主要商业活动在市中进行。另一方面，市制的规定并不严格，新的小规模经商市场的出现在一些城市中比较常见，加上对居民夜间活动较少限制，在城内随处可见夜间商业交换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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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江南的一些大城市中，新的经商场所不时涌现。湖州贞元时刺史李词开拓东郭门置阊门，“以门内空闲招辑浮客，人多依之”。门前的运河上，元和时刺史辛秘建了一座人依桥。之后，随着水陆交通的方便，这儿遂“集商为市”，成了一个自发的商品经营场所，而这一切都是与官员的努力有关[404]。越州靠近海边，“暮雪连峰近，春江海市长”，这个海市的形成主要与海上运输的便利和海上渔业有关[405]。润州紧逼长江，遂形成了“淮船分蚁点，江市聚蝇声”，江市的出现与江上来船经营密切相连[406]。徐知谔在润州时，“作列肆于牙城西，躬自贸易”[407]。这些列肆显然并不是在市中。杜荀鹤谈到苏州“草履随船卖，绫梭隔水鸣”[408]，可知小商品的出售在城区内并不受到严格的地域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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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间商业活动的出现，表明了江南城市商业交换的活跃，标志了城市作为政治军事中心实行的严格时间管理制度至这时由于城市经济因素的上升而渐渐松懈。富人贾三折，“夜以方囊盛钱于腰间，微行市中买酒，呼秦声女置宴”[409]。百姓夜间可进入市中，而且还可以购买东西，看来在一些比较发达的城市中，夜间经商是官府允许的，只是限于照明条件，夜晚做生意总不如白天来得兴盛。《稽神录》卷2载建康有一乐人，“日晚如市”，可知金陵市门到了晚上并不关闭，百姓来去自由。宣州也有夜市，张乔说：“暝火丛桥市，晴山叠郡楼。”[410]宣州的这个桥市是否就是州市并不重要，关键是夜间商业活动在郡楼底下是被政府允许的。苏州的夜间商业最为兴盛。白居易云：“皋桥夜沽酒，灯火是谁家?”[411]皋桥边白天商业活动兴盛，但到晚上仍有酒店在营业，作为刺史的白居易并没有下令禁止，看来夜晚经营是合法的事情，早已不受政府法令的限制。杜荀鹤曾云：“夜市桥边火，春风寺外船。”又云：“夜市卖菱藕，春船载绮罗。”[412]《吴郡图经续记》卷中认为杜氏所指，大概是指苏州市中的新河，据此，苏州市中夜间也有商业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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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总体上说，商业经营并不仅仅局限于市中，新的经营场所不断出现，甚至这种新场所是地方官员设立的，这在江南北部的一些城市中比较多见。夜间经营主要出现在北部交通要道旁的金陵、苏州等城内。这种夜间营业一直是允许的，从不见地方官员出面进行干涉。看来，在江南部分经济发达城市，市的商业发展跟不上城市发展的需要，商业经营范围的扩大遂成了合理合法的。这种变化，是城市经济功能增强后的必然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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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城市服务性行业的蓬勃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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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江南的一些大城市中，由于城市人口增多，城市居民的衣食住行需要大量各个行业的手工业工人来为他们服务，所以城区内生活着大量的手工业工人。城市建筑需要木工，日常生活家具要有人来制造，大量的木匠遂出现在城市各坊中。如温州城内有木工李彦等人在劳作，建康城内也有木工在做家具。有人送给建康人杜鲁宾三根木棒，杜“命工人剖之”[413]。大城市内已有专门的清洁工，《金华子杂编》卷下云：“咸通中，金陵秦淮河中有小民棹扁舟业以淘河者……”可能就是保养河道之类的工人。南唐周则，年轻时专以制造雨伞为业，李后主曾问及其事，周则说：“臣急于米盐，日造二伞货之，惟霪雨连月则道大亨。”[414]皮日休谈到苏州城内有大量制造金银器的工人：“吴中铜臭户，七万沸如臛。”[415]城市还需要大量的简单劳动力，于是就出现了劳动力市场。浮梁县令张某秩满到京师，在华阴碰到了一个黄衫吏，吏对他说：“吾姓钟，生为宣城县脚力，亡于华阴，遂为幽冥所录。”[416]这个脚力就是宣州的自由劳动力。而在延陵县，陈生欲“求人负担药物”[417]，到佣作坊中寻找人帮忙，想来这样的劳动力市场在大城市中都是存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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