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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经济与社会研究 唐代越州城市商品经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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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人云：“杭州在唐，繁雄不及姑苏、会稽二郡，因钱氏建国始盛。”[630]就今天浙江地区而言，在唐代最繁雄的是会稽郡。古代城市的繁盛，主要指人口的兴旺、城市规模的庞大和商业的发达，宋人之所以说越州比杭州更加繁雄，应该在这几个方面表现尤为突出。越州在唐代前期曾设总管府，后改为都督府，下督六州。中唐以后，越州是浙东观察使的治所，是整个浙东地区的政治和军事重镇。越州的地位能高居于浙东诸州之首，与越州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有关，其中商品经济的发展最为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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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越州的人口密度和州城人口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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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浙东北部是人口较为密集的地区。据史书记载，越州贞观十三年（639）有户25890，口124010，户数和口数排在浙东第二位，位于婺州之后。越州之所以户数和口数均少于婺州，其主要原因是婺州的地域较广，后来的衢州之地还没有析出，所以人口总数量超过越州。其次，越州东部后来析为明州的部分，其时地广人稀，影响了整个越州的户、口数量。据翁俊雄先生的研究，婺州每平方公里人数为10.81，越州为8.36[631]。实际上，越州西部地区的人口密度远远高于这个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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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元时期，越州户数达到107645户，超越江南的润、常等大州。此后，明州从越州析出，造成越州面积缩小，户口数字相应减少，如天宝元年（742）越州户为90279，口达529589。不过越州的人口密度却有较大的增加，翁俊雄先生研究的结果是每平方公里人数为57.51[632]。与贞观时期相比，越州的人口密度增加了好几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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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唐以后，越州户口减少严重。刘长卿曾说：“越州初罢战，江上送归桡。南渡无来客，西陆自落潮。空城垂故柳，旧业废春苗。”[633]元和时，户仅20685户。不过户口减幅如此之高，学术界产生了不少怀疑。安史之乱以后，浙东地区动荡不定，出现了不少叛乱，不仅规模大，而且覆盖面广。如永泰末年越州“妖贼杀郡将以叛”[634]，其他各州也是叛乱不断，相互诱引，这种复杂的地理环境对各种地方势力发动叛乱活动造成了便利，一些叛乱拥兵坐大，从而导致了唐政府对浙东地区控制能力的削弱，造成逃户众多，山区百姓数量没法很清楚地统计出来，从而使掌握在手的税户数量严重不实。因此《元和郡县图志》上记载的户数应该不是越州真实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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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时还有大量的北方人员南迁，越州发达的商品经济和温润的气候，是北方人比较喜欢的聚集之地，“自中原多故，贤士大夫以三江五湖为家，登会稽者如鳞芥之集渊薮”[635]。《唐国史补》卷下云：“初，越人不工机杼。薛兼训为江东节制，乃募军中未有室者，厚给货币，密令北地娶织妇以归，岁得数百人。”薛兼训任越州刺史在代宗宝应元年至大历五年（762~770），单单纺织妇女就有数百人南来，说明北方人迁到越州的数量不少。吴松弟先生在《中国移民史》第三册中认为越州是北方移民较为密集的一州，他编辑的《移民实例》中列出迁到越州的有6例。笔者另发现了北方移民到达越州境内的有9例，其中2例是定居到越州城内[636]。因此即使到了宪宗元和以后，估计越州人口仍有可能在缓慢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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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我们可以看一下作为一州的中心，越州城内的人口数量。越州城内的人口在南朝时比较有限。裴子野《宋略》谈到南朝刘宋朝会稽的户口说：“会稽山阴，编户三万，号为天下繁剧。”[637]当时的会稽县，相当于中唐的会稽、山阴、上虞三县之地，城乡编户有三万，但实际居住在会稽城内的人口应该不会很多，推测可能不超过一万户，也就是说最多就五、六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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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到了唐代，越州城内的户口有了急剧增加的迹象。《元和郡县图志》谈到开元间，越州户已达10万，由于其时越州已析分为六县，平均每县约有户17940。唐代的县据户口多少分成不同的等级，在越州六县中，会稽、山阴、诸暨为望县[638]，余姚和萧山、剡县为紧县，其中会稽和山阴为郭下县，因此会稽和山阴的户口数字必定是超过平均数，两县合计应该超过4万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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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在翻检《嘉靖萧山县志》时，我们于卷3《户口》看到：“唐开元户部帐，户凡二万五千八十有六。”这是至今看到的唯一记录一县户口的开元户部帐。按萧山是紧县，在越州六县中是户口较少的一县，就算上述萧山县的户数为平均值，这里也已多了7146户，推测两则资料的记述时间不同，开元户部帐所记的时间必在李吉甫之后。作为郭下县的会稽由于是望县，户数肯定会超过萧山，估计可达三万户。山阴县同是望县，户数估计和会稽差不多，不过会稽后来于贞元中析出一部分另置上虞县，因此猜测山阴县的户数可能比会稽略少，姑且大致当作与萧山相当，暂作25000计，如此会稽和山阴两郭下县合计户为55000户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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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越州城内的准确户口，由于没有具体资料的记载我们难以断定，只能以唐代苏州的一些资料作大体类比推断。唐代苏州的户口数字较为详细，我们曾推测苏州总人口为142000，而居住在城内的民户约为26000户至36000户之间，州城人口占总人口的18%~25%左右。又我们据苏州每乡户口平均数约为599户计，吴县和长洲县各有30坊和30乡，吴县有户38361，长洲县有户23700，推测苏州郭下县城内户口约占总人口的42%[6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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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录开元、天宝间越州户口资料主要有二：一是两《唐书》记载越州天宝年间的户数为90279，口为529589，每户约为5.87人；其次是《元和郡县图志》记开元户为107645。倘我们仿苏州居住在州城的民户为总人口的18%~25%比例，以越州最高的107645户计，居住在越州城内的户数约为19376至26911。倘以后一种郭下县城内户口约占总人口的42%的比例来推测，以越州城内55000户计，估计越州城内户数开元时达23100户左右。我们又以开元至天宝年间，越州每户5.87人推算，其时越州城内人口数按前一种方法大致在113737~157967人，按后一种方法大致为135597人。由于越州是浙东观察使所在地，各种官员、军人及他们的家属比一般州要多，而且越州还有大量的流动人口，因此我们认为整个城内人数可能少则14~15万人左右，多时或许可达16~17万人。即使在唐代一些特殊时期，有大量城外人口涌进州城内谋身，但估计常住总人口无论如何是很难突破18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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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州城市经济在唐代的发展，是与城市人口数量的增长分不开的。城市人口数量的增加，是城市商品经济发展的动力。人口越多，城市日常生活用品和奢侈品的消费量就会大增，为城市提供衣食住行服务的行业就能发挥更大的作用，这样就使更多的人卷入到商品交换和城市的服务性行业中来，城市经济就会不断得到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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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越州的交通与商业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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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州与四周各州有着方便的水陆交通网络，是浙东的交通枢纽，大量商品从各地运到越州，或者从越州运出商品至全国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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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政府在越州建有完善的驿路体系。如州城内有临江驿和镜波馆，迎恩门外有西亭驿[640]。离山阴县二十九里的迎恩乡有苦竹驿。此驿唐人常称作馆，《刘随州文集》卷2《晚次苦竹馆却忆干越旧游》云：“故驿花临道，荒村竹映篱。”在诸暨县，唐初有待宾馆，大历中改为诸暨驿；诸暨另还有使华驿，估计是在城外。萧山县有西兴驿。李绅《欲到西陵寄王行周》云：“西陵沙岸回流急，船到黏沙去岸遥。驿吏递呼催下缆，棹郎闲立道齐桡。”此外剡县有剡溪馆，会稽县另有小江驿[641]。越州至各县，都有驿馆制度的设立，交通十分方便。当然馆驿主要是政府的招待所，老百姓是不能借住的，但民间商业却是能依仗驿路运送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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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州到浙东各州有较为畅通的交通。《元和郡县图志》卷26谈到越州交通时说：“东至明州二百七十五里，东南至台州四百七十五里，西南至婺州三百九十里，西北至杭州一百四十里。”越州西可至杭州进入江南运河北上中原，或进入浙江南下到达岭南，东至明州后可出海，向北也可跨杭州湾到达嘉兴，交通占据了优势，形成网络状，商业运输比较兴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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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陆路而言，越州至杭州境内有南北二路。裘甫起义时，部下曾有人对他说：“宜急引兵取越州，恁城郭，据府库，遣兵五千守西陵，遁浙江筑垒以拒之。”并云如有机会，可“长驱进取浙西”[642]。这条通道比较平坦，是政府的驿路。白居易曾谈到从杭州至越州：“云树分三驿，烟波限一津。”[643]平均每40多里有一驿。南路是指到达杭州南部的山路，即从诸暨到富阳的路线。中和三年（883），浙西钱镠和浙东刘汉宏在杭越边界发生激战，“钱镠将八都兵自富春击之。……汉宏以精兵屯诸暨，镠又击破之，汉宏走”[644]。自富阳过江，经诸暨可直接到达越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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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州东经余姚可至明州，陆路十分畅通。其时官府有驿路从越州通向明州。李宗闵为明州刺史，曾“驰驿赴任”[645]，从长安通过来的驿路是先到越州再到明州。《乾道四明图经》卷1谈到元稹为浙东观察使之前，明州每年都贡海物，“走驿达于长安，邮卒不胜其疲，稹奏罢之”，据此明州到越州的陆上驿路十分完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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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州东至明州西至杭州的水路交通，对商业运输的作用更为突出，其中最为重要的是人工开挖和自然河道相结合的浙东运河。陈桥驿先生在《浙东运河的变迁》中，认为这条运河最早的开凿当从晋朝司徒贺循开始。为保证水位，这条运河在唐五代时设置了埭堰。天宝末年，余姚郡参军李惟燕北归，至上虞埭，正好碰上“塘破，水竭”，船无法行驶。“时塘水竭而塘外水满，惟燕便心念，塘破当得水助。斗夕之后，忽闻船头有流水声，惊云：‘塘阔数丈，何由得破?’久之稍觉船浮。及明，河水已满，对船所一孔，大数尺。”[646]可知运河两旁筑塘，塘阔数丈，十分坚固厚实。运河过曹娥江处筑埭，以保证河水不流入江中而无法通航。此埭筑于何时，史未明言，但天宝末年已有，估计修筑年代较早，至唐末仍在发挥作用。此外，唐元和十年（815），越州观察使孟简在山阴运河沿岸修建运道塘，有关专家认为：“运道塘即是运河沿岸的一条石路，它不仅便于船只的避风停泊，而且更便于船舶的拉纤。”[647]不过笔者认为孟简开凿的似乎并不仅仅是一条纤路。按《新唐书》卷41云：“（山阴）北五里有新河，西北十里有运道塘，皆元和十年观察使孟简开。”塘的确是指堤岸，但这儿新河、运道塘相对应，可以推测开凿的应当是一条河流。至于纤路，想必是开河以后的副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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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州西南经诸暨陆路可到达婺州。从诸暨进入婺州境后，细分有不同的两种走法，或经东阳至婺州，或经浦阳、义乌至婺州。昭宣帝天祐二年（905）十一月，淮南陶雅、陈璋攻克婺州后，“璋攻暨阳，两浙将方习败之。习进攻婺州”[648]。吴国军队从婺州向越州进攻，而防守的吴越军队则从诸暨向东阳、婺州反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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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州水路通过浦阳江可以到诸暨、浦阳再至婺州。《大清一统志》卷231云：“浦阳江，在浦江县南一里……经县郭南，又东北逶迤百余里入诸暨县界，始通舟楫。”李白云：“客有思天台，东行路超忽。涛落浙江秋，沙明浦阳月。”[649]陈尚铭先生云开元间，李白从杭州过钱塘江，“入浦阳江，寻访苎萝山。这条水路是到会稽的重要通道，而且最宜观赏越中山水的风情”[650]。水路的畅通，对商业运输的意义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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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州向东南经剡县可通至台州。越州至剡县有驿路相通。方干有诗云：“驿路古今通北阙，仙溪日夜入东溟。”[651]越州至剡县水路可从上虞江的上游剡溪直达，李白曾云：“试问剡溪道，东南指越乡，舟从广陵去，水入会稽长。”[652]他曾溯源剡溪，寻访天姥，登天台，游四明。剡县至台州唐兴县有陆路和水路相连。《剡录》卷6上引唐崔峒《送师弟往台州》诗云：“远客乘流去，孤帆向夜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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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州地处钱塘江南岸，从越州出发的海路有多条。由越州跨杭州湾可到达嘉兴，比从浙东运河经杭州走要近很多，但相对而言航行安全性差。由越州进入大海向东航行，再转而向南可到达浙东沿海各地。《隋书》卷48《杨素传》谈到杨素平定江南高智慧叛乱时，“智慧逃入海”，杨素“从余姚泛海趣永嘉”，可知余姚县是一个海船出海的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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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面这些叙述中可以看到，越州至四周各州、县都有顺畅的水陆交通，进而北可以至中原和关中，西南可以至江西和岭南，东可以至海外，这为越州的商品往来提供了便利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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