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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晋南北朝史（图文版） [:17069532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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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晋南北朝史（图文版） 第十一章 元魏盛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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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冯后专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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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魏之国情，实至孝文迁洛而一大变。【1】孝文之为人，盖全出文明大后所卵育，其能令行于下，亦大后专政时威令夙行，有以致之；故后实北魏一朝极有关系之人物也。欲知后之得政，又必先知其前此两朝继嗣时之争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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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书》：大武皇帝十一男：贺皇后生景穆皇帝。越椒房生晋王伏罗。舒椒房生东平王翰。（初封秦王。）弗椒房生临淮王谭。（初封燕王。）伏椒房生楚王建闾。（后改封广阳王。《北史》但名建。）石昭仪生南安王余。其小儿、猫儿、虎头、（《北史》作彪头，避唐讳。）龙头，并阙母氏，皆早薨；无传。《殿本考证》云：“凡十人，而云十一男者？盖其一不特阙母氏，并未有名，故木可得纪也。”案《北史》猫儿下多一真，则足十一之数矣。景穆帝为其子高宗文成帝濬即位后追谥。（庙号恭宗。）名晃。以大武帝延和元年，（宋文帝元嘉九年。）立为大子。（时年五岁。）真君五年，（元嘉二十一年。）监国。正平元年，（元嘉二十八年。）死。《魏书·阉官传》云：宗爱，不知其所由来。以罪为阉人。历碎职，至中常侍。正平元年，正月，世祖大会于江上，班赏群臣，以爱为秦郡公。恭宗之监国也，每事精察，爱天性险暴，行多非法，恭宗每衔之。给事中仇尼道盛，（《北史》作侯道盛。案此等系或从本姓或据后所改之姓追书。）侍郎任平城等，任事东宫，微为权势，世祖颇闻之。二人与爱并不睦。爱惧道盛等案其事，遂构告其罪。诏斩道盛等于都街。世祖震怒，恭宗遂以忧薨。是后世祖追悼恭宗，爱惧诛，遂谋逆。二年，（元嘉二十五年。）春，世祖暴崩，（二月甲寅。）爱所为也。尚书左仆射兰延，侍中和疋、薛提等秘不发丧。延、疋议以高宗冲幼，（时年十三。）欲立长君。征秦王翰，置之秘室。提以高宗有世嫡之重，不可废所宜立，而更求君。延等犹豫未决。爱知其谋。始爱负罪于东宫，而与吴王余素协。乃密迎余，自中宫便门入。矫皇后令（皇后赫连氏，屈丐女。）征延等。延等以爱素贱，弗之疑，皆随之入。爱先使阉竖三十人持仗于宫内，以次收缚，斩于殿堂。执秦王翰，杀之于永巷。而立余。余以爱为大司马、大将军、大师、都督中外诸军事，领中秘书，封冯翊王。爱既立余，位居元辅，录三省，兼总戎禁。坐召公卿，权恣日甚。内外惮之。群情咸以爱必有赵高、阎乐之祸。余疑之，遂谋夺其权。爱愤怒，使小黄门贾周等夜杀余。（事在十月丙午朔。）高宗立，诛爱、周等，皆具五刑，夷三族。（《余传》云：余自以非次而立，厚赏群下，取悦于众。为长夜之饮，声乐不绝。旬月之间，帑藏空罄。尤好弋猎，出入无度。边方告难，余不恤之。百姓愤惋，而余宴如也。宗爱权恣日甚，内外惮之，余疑爱将谋变，夺其权，爱怒，因余祭庙，夜杀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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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尼传》云：拜羽林中郎。宗爱既杀南安王余于东庙，秘之，惟尼知状。尼劝爱立高宗。爱自以负罪于景穆，闻而惊曰：“君大痴人。皇孙若立，岂忘正平时事乎？”尼曰：“若尔，今欲立谁？”爱曰：“待还宫，擢诸皇子贤者而立之。”尼惧其有变，密以状告殿中尚书源贺。（秃发傉檀子。本名破羌，大武赐姓，后又赐名。）贺时与尼俱典兵宿卫。仍共南部尚书陆丽谋。于是贺与尚书长孙渴侯严兵守卫，尼与丽迎高宗于苑中。丽抱高宗于马上，入京城。尼驰还东庙，大呼曰：“宗爱杀南安王，大逆不道。皇孙已登大位。有诏：宿卫之士，皆可还宫。”众咸唱万岁。贺及渴侯登执宗爱、贾周等。勒兵而入，奉高宗于宫门外入登永安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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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书·索虏传》云：初焘有六子：长子晃，字天真，为大子。次曰晋王。焘所住屠苏为疾雷击，屠苏倒，见厌殆死，左右皆号泣，晋王不悲，焘怒，赐死。（《魏书》：晋王死于真君八年，即宋元嘉二十四年。）次曰秦王乌奕干。与晃对掌国事。晃疾之，愬其贪暴。焘鞭之二百，遣镇枹罕。（见第五章第一节。）次曰燕王。次曰吴王，名可博真。次曰楚王，名树洛真。焘至汝南、瓜步，晃私取诸营卤获甚众。焘归闻知，大加搜检。晃惧，谋杀焘。焘乃诈死，使其近习召晃迎丧，于道执之。及国，罩以铁笼。寻杀之。（《通鉴考异》引《宋略》云：焘既南侵，晃淫于内，谋欲杀焘。焘知之。归而诈死，召晃迎丧。晃至，执之。罩以铁笼，捶之三百，曳于丛棘以杀焉。）以乌奕干有武用，以为大子。会焘死，使嬖人宗爱立博真为后。宗爱、博真恐为奕干所危，矫杀之而自立。博真懦弱，不为国人所附。晃子濬，字乌靁直懃，素为焘所爱。燕王谓人曰：“博真非正，不宜立，真懃嫡孙应立耳。”乃杀博真及宗爱，而立濬为主。《魏书》之非实录不俟辩，自当以《宋书》为据。《魏书·高允传》云：恭宗季年，颇亲近左右，营立田园，以取其利。允谏不纳，则恭宗颇好贿，私取卤获，说自不诬。仇尼道盛、任平城，盖即其左右之见亲者。秦王既为大子，则本所当立，薛提非持正之论，反为干纪之人，故兰延、和疋疑不敢应；高宗即位，乃以其有谋立之诚，特诏其弟浮子袭兄爵也。宗爱虽为郡公，究属阉宦，安能为所欲为？观《宋书》之说，则知南安之立，本由大武乱命，故虽据非其所，仍能绵历八阅月也。《魏书·本纪》：文成即位之后，以元寿乐为大宰，都督中外诸军，录尚书事。（寿乐，章帝之后。《传》云：有援立功。）长孙渴侯为尚书令，加仪同三司。十一月，二人争权，并赐死。是月，临淮王谭薨。平南将军宋子侯周忸进爵乐陵王。陆丽为平原王。十二月，以周忸为大尉，陆丽为司徒，杜元宝为司空。（遣子。遗，密皇后兄超之从弟。建业公陆俟进爵东平王。俟，丽之父。《丽传》云：封平原王。频让再三。诏不听。丽又启曰：“臣父历奉先朝，忠勤著称，今年至西夕，未登王爵，愿裁过恩，听遂所讲。”高宗曰：“朕为天下主，岂不能得二王封卿父子也？”乃以其父俟为乐平王。）广平公杜遗进爵为王。周忸有罪，赐死。濮阳公闾若文进爵为王。明年，正月，杜元宝进爵京兆王。是月，杜遗薨。尚书仆射东安公刘尼进爵为王。封建宁王崇子丽为济南王。（崇，明元帝子。）尚书西平公源贺进爵为王。二月，杜元宝谋反，伏诛。建宁王崇，崇子济南王丽为元宝所引，各赐死。三月，安丰公闾虎皮进爵为河间王。七月，闾若文、永昌王仁谋反，（仁，明元子永昌庄王健之子。）赐仁死于长安，若文伏诛。又古弼与张黎，恭宗摄政时俱为辅弼。吴王立，弼为司徒，黎为大尉。高宗立，二人俱以议不合旨免。弼有怨谤之言，家人告其巫蛊，伏法。黎亦同诛。凡此，皆当与当时争位之事有关，其详则不可考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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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成帝在位十三年，以宋明帝泰始元年五月死。大子弘立，是为显祖献文皇帝。时年十一。车骑大将军乙浑矫诏杀尚书杨保年、平阳公贾爱仁、南阳公张天度于禁中。侍中司徒陆丽自汤泉入朝，浑又杀之。（此汤泉在代郡，见《丽传》。）以浑为大尉，录尚书事。七月，为丞相。位居诸王上。事无大小，皆决于浑。《顺阳公郁传》云：（郁，桓帝后。）高宗时，位殿中尚书。高宗崩，乙浑专权，隔绝内外，百官震恐，计无所出。郁率殿中卫士数百人，从顺德门入，欲诛浑。浑惧，逆出问郁曰：“君入何意？”郁曰：“不见天子，群臣忧惧，求见主上。”浑窘怖，谓郁曰：“今大行在殡，天子谅阴，故未接百官，诸君何疑？”遂奉显祖临朝。后浑心规为乱，朝臣侧目。郁复谋杀浑，为浑所诛。（《宜都王目辰传》云：为侍中尚书左仆射。与兄郁议欲杀浑，事泄，郁被诛，目辰逃隐得免。）观此，则浑在当日，殆有废立之谋而未克遂也。至明年，正月，乃为文明皇后所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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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成文明皇后传》云：冯氏，长乐信都人也。父朗，秦、雍二州刺史。母乐浪王氏。（信都，见第四章第二节。乐浪，汉武定朝鲜所置四郡之一，治今平壤，此时已没于高句丽矣。）后生于长安。朗坐事诛，后遂入宫。世祖左昭仪，后之姑也。雅有母德，抚养教训。年十四，高宗践极，以选为贵人。后立为皇后。高宗崩，故事，国有大丧，三日之后，御服、器物，一以烧焚，百官及中宫，皆号泣而临之，后悲叫，自投火中，左右救之，良久乃苏。案此事极可异，其时殆有欲杀后者？其即乙浑邪？抑非也？《传》又云：显祖即位，尊为皇大后。丞相乙浑谋逆，显祖年十三，居于谅暗，大后密定大策，诛浑。遂临朝听政。《烈帝玄孙丕传》云：显祖即位，累迁侍中。丞相乙浑谋反，丕以奏闻，诏丕帅元贺、牛益得收浑诛之。乙浑事之可考者，如是而已。（浑妻庶姓，而求公主之号，为贾秀所拒，见《秀传》，其事无甚关系。）魏史之阙略，诚令人如堕五里雾中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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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文帝在位五年，以天安六年，（即孝文帝延兴元年，宋明帝泰始七年。）传位于子宏，是为高祖孝文皇帝。又五年而死。（孝文帝承明元年，宋后废帝元徽四年。）《文明后传》云：高祖生，大后躬亲抚养，是后罢令不听政事。大后行不正，内宠李奕，显祖因事诛之，大后不得意。显祖暴崩，时言大后为之也。（此十一字，《北史》作“遂害帝”三字。《通鉴考异》引元行冲《后魏国典》云：“大后伏壮士于禁中，大上入谒，遂崩。”李奕者，顺之子。其见诛在皇兴四年，即宋明帝泰始六年，献文传位之前一年也。奕兄敷、式，敷次子仲良，敷从弟显德，妹夫宋叔珍，同时俱死。敷长子伯和，走窜岁余，为人执送，杀之。惟奕别生弟冏，逃避得免；伯和庶子孝祖，年小藏免。实当时一大狱也。敷之获罪，由李䜣列其罪恶二十余条，大和初，大后追念奕兄弟，乃诛䜣而存问式子宪等焉。敷之诛，《帝纪》与慕容白曜连书。《白曜传》云：高宗崩，与乙浑共秉朝政。初乙浑专权，白曜颇所依附，缘此追以为责。及将诛也，云谋反叛，时论冤之。白曜之诛，非以依附乙浑，无待于言，或正以其与李奕等交关耳。白曜陷青、冀有功，在当时应有威望，然则奕之见诛，恐尚不仅以其为大后所宠也。）案高祖之生，在皇兴元年八月，（宋泰始三年。）其时显祖年仅十三，能否生子，实有可疑。后来后专朝政，高祖拱手不得有为，且几遭废黜，（《高祖纪》云：文明大后以帝聪圣，后或不利于冯氏，将谋废帝。乃于寒月单衣闭室，绝食三朝。召咸阳王禧，将立之。元丕、穆泰、李冲固谏，乃止。帝初不有憾，惟深德丕等。《天象志》云：大后将危少主者数矣，帝春秋方富，而承事孝敬，故竟得无咎。）然迄无怨言。比其死也，方修谅阴之仪，致史家讥其昧于《春秋》之义。（《天象志》云：献文暴崩，实有酖毒之祸焉。其后文明皇大后崩，孝文皇帝方修谅暗之仪，笃孺子之慕，竟未能述宣《春秋》之义，而惩奸人之党。是以胡氏循之，卒倾魏室。岂不哀哉？）又高祖之母思皇后李氏，绝无事迹可见。《文明后传》言：“迄后之崩，高祖不知所生”，夫后之于高祖，绝非如宋章献后之于仁宗，何以为此讳匿？思皇后为李惠女，惠家遭文明后屠戮，后死后绝无平反。且高祖于冯氏甚厚，李氏甚薄，至世宗时犹然。（李惠者，盖之子，盖即尚沮渠牧犍之妻武威公主者也。《外戚传》云：惠素为文明大后所忌。诬惠将南叛，诛之。惠二弟初、乐，与惠诸子同戮。后妻梁氏，亦死青州。尽没其家财。惠本无衅，天下冤惜焉。此事在大和元年，即宋顺帝之升明二年也。惠时为青州刺史。《传》又云：惠从弟凤，为定州刺史安乐王长乐主簿。后长乐以罪赐死，时卜筮者河间邢赞辞引凤，云长乐不轨，凤为谋主，伏诛。惟凤弟道念与凤子及兄弟之子皆逃免。后遇赦乃出。案凤之死在大和三年，即齐高帝建元元年也。长乐，文成帝子。《传》又云：大和十二年，高祖将爵舅氏，诏访存者，而惠诸从以再罹孥戮，难于应命。惟道念敢先诣阙。乃申后妹及凤兄弟子女之存者。于是赐凤子屯爵柏人侯，安祖浮阳侯，兴祖安喜侯，道念真定侯，从弟寄生高邑子，皆加将军。十五年，安祖昆弟四人以外戚蒙见。诏谓之曰：“卿之先世，内外有犯，得罪于时。然官必用才，以亲非兴邦之选。外氏之宠，超于末叶。从今已后，自非奇才，不得复以外戚，谬班抽举。既无殊能，今且可还。”后例降爵，安祖等改侯为伯，并去军号。高祖奉冯氏过厚，于李氏过薄，舅家了无叙用，朝野人士，所以窃议。大常高闾，显言于禁中。及世宗宠隆外家，并居显位，乃惟高祖舅氏，存己不沾恩泽。）其事皆不可解。然则高祖果思后子邪？抑非思后子也？窃谓文明后为好专权势之人，岂有因生孙而罢政？且亦何必因此而罢政？岂高祖实后私生之子，后因免乳，乃不得不罢朝欤？此事固无证据可举，然以事理推之，实不得不作如是想。此等事，固永无证据可得也。冯朗为北燕末主弘之子。冯跋，史虽云其家于昌黎，遂同夷俗，然观其政事，即知其大与胡虏不同。乐浪王氏，亦久为衣冠之族。《齐书·魏虏传》亦云：冯氏黄龙人。又载一异说云：“冯氏本江都人，（江都，汉县，今江苏江都县。）佛狸元嘉二十七年南侵，略得冯氏。濬以为妾”，其说恐不足信。即谓可信，其为以文明人入野蛮部族，亦与燕、魏之为婚媾同也。高祖之教育，盖全受诸文明后，与佛狸母虽汉人，教育则全受诸鲜卑者大异，此其所以能去腥膻之乡，践礼教之域，毅然独断，大革胡俗欤？《北史·薛聪传》云：帝曾与朝臣论海内姓地人物，戏谓聪曰：“世人谓卿诸薛是蜀人，定是蜀人不？”聪对曰：“臣远祖广德，世仕汉朝，时人呼为汉人。九世祖永，随刘备入蜀，时人呼为蜀臣。今事陛下，是虏非蜀也。”帝抚掌笑曰：“卿幸可自明非蜀，何乃遂复苦朕？”彼其胸中，盖无复丝豪以虏自居之意矣。谓非实有以吕易嬴之事，而彼且自知之，得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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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文受禅时，年五岁。史言献文本欲传位于京兆王子推，（景穆子。）以任城王云（亦景穆子。）及元丕、源贺、陆馛、（俟子。）高允、赵黑固谏，乃止。此自为表面文字。献文死，文明后为大皇大后，临朝称制。至大和十四年（齐武帝永明八年。）乃死。称制凡十五年。自乙浑诛至此，则二十五年矣。《后传》云：自大后临朝专政，高祖雅性孝谨，不欲参决，事无巨细，一禀于大后。大后多智略。猜忍，能行大事。生杀赏罚，决之俄顷，多有不关高祖者。是以威福兼作，震动内外。杞道德、（即抱嶷，见《阉官传》。）王遇、张祐、苻承祖等，拔自寒阉，岁中而至王公。（大后所宠阉人，尚有赵黑。尝为选部尚书。出为定州刺史。又为尚书左仆射。李䜣之死，黑有力焉。又有剧鹏、李丰、王质、李坚、孟鸾等，皆见《阉官传》。）王叡出入卧内，数年便为宰辅。赏责财帛，以千万亿计。金书铁券，许以不死之诏。（《叡传》云：出入帷幄，大后密赐珍玩、缯采，人莫能知。率常以夜，帷车载往，阉官防致。前后巨万，不可胜数。加以田园、奴婢、牛马、杂畜，并尽良美。大臣及左右，因是以受赉锡，外示不私，所费又以万计。至其子椿，《传》犹称其僮仆千余，园宅华广，声伎自适，无乏于时。叡弟谌之孙超，史亦称其每食必穷水陆之味焉。《阉官传》云：李丰之徒数人，皆被眷宠，积赀巨万，第宅华壮。文明大后崩后，乃渐衰矣。又云：张祐岁月赏赐，家累巨万。王遇与抱嶷，前后赐奴婢数百人，马、牛、羊他物称是。二人俱号富室。王叡疾病，高祖、大后，每亲视疾。侍官省问，相望于道。将葬于城东，高祖登城楼以望之。诏为叡立祀，于都南二十里大道右起庙，以时祭荐。并立碑铭，置守冢五家。京都士女，谄称叡美，造新声而弦歌之，名曰中山王乐，诏班乐府，合乐奏之。初叡女妻李冲兄子延宾，次女又适赵国李恢子华，女之将行也，先入宫中，其礼略如公主、王女之仪。大后亲御大华殿，寝其女于别帐。叡与张祐侍坐。叡所亲及两李家丈夫、妇人；列于东西廊下。及车引，大后送过中路。时人窃谓天子、大后嫁女。张祐，大后为造甲宅，宅成，高祖、大后，亲率文武往燕会焉。抱嶷，幼时陇东人张乾王反叛，家染其逆，及乾王败，父睹生逃避得免，嶷独与母没入京师，遂为宦人。大后既宠之，乃征睹生，拜大中大夫。赏赐衣马。睹生将退，见于皇信堂，高祖执手谓之曰：“老人归途，几日可达？好慎行路。”其上下渎乱如此，宜乎《天象志》谓大后专朝且多外嬖，虽天子犹依附之也。）李冲虽以器能受任，亦由见宠帷幄。密加锡赉，不可胜数。（《冲传》云：冲为文明大后所幸，恩宠日盛，赏赐月至数十万。密致珍宝御物，以充其第，外人莫得而知焉。冲家素清贫，至是始为富室。）后性严明，假有宠待，亦无所纵。左右纤芥之愆，动加捶楚，多至百余，少亦数十。然性不宿憾，寻亦待之如初；或因此更加富贵。是以人人怀于利欲，至死而不思退。外礼民望元丕、游明根等，颁赐金帛、舆马。每至褒美王叡等，皆引丕等参之，以示无私。又自以过失，惧人议己，小有疑忌，便见诛戮。如李䜣、李惠之徒，猜嫌覆灭者十余家，死者数百人，率多枉槛，天下冤之。案后奢侈之事见于史者，不可枚举。即以营建论：高祖尝为后经始灵塔；罢鹰师曹，以其地为报德佛寺。后与高祖游于方山，（在今山西大同县北）顾瞻川阜，有终焉之志。高祖乃诏有司营建寿陵于方山，又起永固石室，将终为清庙焉。大和五年起作，（齐建元三年。）八年而成。刊石立碑，颂大后功德。大后又立宣王庙于长安，（大后父。）燕思佛图于龙城；皆刊石立碑。后之侈，未知视胡灵后何如，杀戮则过之矣，而没身无患，至于孝文，犹称魏之盛世，岂不以距开创未久，兵力尚强，而代北之地，风气质朴，莫敢称兵以叛邪？至于南迁，而情势又异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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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孝文迁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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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初风俗至陋。《齐书·魏虏传》述其情形云：什翼珪始都平城，犹逐水草，无城郭。【2】木末（明元帝。）始土著居处。佛狸破凉州、黄龙，徙其居民，大筑城邑。（《魏书·天象志》：天赐三年，六月，发八部人自五百里内缮修都城。魏于是始有邑居之制度。天赐三年，晋安帝之义熙二年也。）截平城西为宫城。四角起楼女墙。门不施屋。城又无壍。南门外立二土门。内立庙。开四门，各随方色。凡五庙，一世一间瓦屋。其西立大社。佛狸所居云母等三殿，又立重屋，居其上。饮食厨名阿真。厨在西，皇后可孙，恒出此厨求食。殿西铠仗库，屋四十余间。殿北丝、绵、布、绢库，土屋一十余间。伪大子宫在城东，亦开四门，瓦屋，四角起楼。妃妾住皆土屋。婢使千余人，织绫锦，贩卖，酤酒，养猪、羊，牧牛、马，种菜逐利。大官八十余窖，窖四千斛，半谷半米。又有悬食瓦屋数十间。置尚方作铁及木。其袍衣，使宫内婢为之。伪大子别有仓库。其郭城绕宫城南，悉筑为坊。坊开巷。坊大者容四五百家，小者六七十家。城西南去白登山七里。山边别立祖父庙。城西有祠天坛，立四十九木人，长丈许，白帻、练裙、马尾被立坛上。常以四月四日，杀牛马祭祀，盛陈卤簿，边坛奔驰，奏伎为乐。城西三里，刻石写《五经》及其国记，于邺取石虎文石屋基六十枚，皆长丈余以充用。国中呼内左右为直真。外左右为乌矮真。曹局文书吏为比德真。檐衣人为朴大真。带仗人为胡洛真。通事人为乞万真。守门人为可薄真。伪台乘驿贱人为拂竹真。诸州乘驿人为咸真。杀人者为契害真。为主出受辞人为折溃真。贵人作食人为附真。三公贵人，通谓之羊真。佛狸置三公、大宰、尚书令、仆射、侍中，与大子共决国事。殿中尚书知殿内兵马、仓库。乐部尚书知伎乐及角史、伍伯。驾部尚书知年、马、驴、骡。南部尚书知南边州郡。北部尚书知北边州郡。又有俟懃地何，比尚书。莫堤，比刺史。郁若，比二千石。受别官，比诸侯。诸曹府有仓库，悉置比官。皆使通虏、汉语，以为传译。兰台置中丞、御史，知城内事。又置九豆和官，宫城三里内民户籍不属诸军戍者悉属之。其车服：有大小辇，皆五层，下施四轮，三二百人牵之，四施索备倾倒。【3】轺车建龙旗，尚黑。妃后则施杂采幰，无幢络。大后出，则妇女着铠骑马，近辇左右。虏主及后妃常行乘银镂羊车，不施帷幔。皆偏坐，垂脚辕中。在殿上亦跂据。正殿施流苏帐、金博山、龙凤朱漆画屏风、织成幌。坐施氍毹。褥前施金香炉、琉璃钵、金碗、盛杂食器。设客长盘一尺。御馔圆盘广一丈。为四轮车，元会日六七十人牵上殿。蜡日逐除；岁尽，城门磔雄鸡；苇索、桃梗如汉仪。自佛狸至万民，（献文帝。）世增雕饰。正殿西筑土台，谓之白楼。万民禅位后，常游观其上。台南又有伺星楼。正殿西又有祠屋，琉璃为瓦。宫门稍覆以屋，犹不知为重楼。并设削泥采，画金刚力士。又规画黑龙相盘绕，以为厌胜。其文化，盖兼受诸中国及西域，然究不脱北狄本色，（《魏虏传》云：“佛狸已来，稍僭华典，胡风、国俗，杂相揉乱。”此胡风指西域言，国俗则鲜卑之本俗也。【4】）欲革之于旦夕之间，固非迁徙不为功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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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文知北人之不乐徙也，乃借南伐为名以胁众。齐武帝永明十一年，虏大和十七年也。八月，孝文发代都，声言南伐。九月，至洛阳。自发代都，霖雨不霁，孝文仍诏发轸。群臣稽颡马前。孝文乃言：“今者兴动不小，动而无成，何以示后？若不南行，即当移都于此。”众惮南征，无敢言者。遂定迁都洛阳之计。其事详见《魏书·李冲传》。孝文此举，必有参与密谋者，今不可考，以意度之，必为汉臣，李冲当即其一也。当南伐时，即起宫殿于邺西，十一月，移居焉。而委李冲以新都营构之任。明年，（齐明帝建武元年。）二月，北还。诏谕其下以迁都意。闰月，至平城。三月，临大极殿，谕在代群臣以迁移之略。其事详见《魏书·东阳公丕传》。《传》谓孝文诏群下各言其意，然无敢强谏者，盖逆知其不可回矣。（当时赞孝文南迁，并为开谕众人，镇抚旧京者，有任城王澄、南安王桢、广陵王羽及李韶等，亦不过从顺其意而已，非真乐迁也。《于烈传》云：人情恋本，多有异议。高祖问烈，“卿意云何？”烈曰：“陛下圣略渊深，非愚管所测。若隐心而言，乐迁之与恋旧，惟中半耳。”似直言，实亦巽辞也。）明帝建武二年，大和十九年。六月，诏迁洛之民，死葬河南，不得还北。（《文成五王传》：广川王略子谐，大和十九年薨，有司奏王妃薨于代京，未审以新尊从于卑旧，为宜卑旧来就新尊？诏曰：迁洛之人，自兹厥后，悉可归骸邙岭，皆不得就茔恒、代。其有夫先葬在北，妇今丧在南，妇人从夫，宜还代葬。若欲移父就母，亦得任之。其有妻坟于恒、代，夫死于洛，不得以尊就卑。欲移母就父，宜亦从之。若异葬，亦从之。若不在葬限，身在代丧，葬之彼此，皆得任之。其户属恒、燕，身官京洛，去留之宜，亦从所择。其属诸州者，各得任意。）其年九月，遂尽迁于洛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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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寅恪先生复原的北魏洛阳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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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和十七年（493年）孝文帝由平城（今山西大同）迁都洛阳，仍然以汉魏洛阳为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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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文之南迁，旧人多非所欲也，遂致激成反叛。【5】《魏书·高祖纪》：大和二十年，（齐建武三年。）十有二月，废皇大子恂为庶人。恒州刺史穆泰等在州谋反，（道武都平城，于其地置司州，迁洛后改为恒州。）遣任城王澄案治之。（澄景穆子任城王云之子。）乐陵王思誉坐知泰阴谋不告，削爵为庶人。（景穆子乐陵王胡儿无子，显祖诏胡儿兄汝阴王天赐之第二子永全后之，袭封。后改名思誉。）《恂传》云：恂不好书学。体貌肥大。深忌河、洛暑热，意每追乐北方。中庶子高道悦数苦言致谏，恂甚衔之。高祖幸崧岳，（大和二十年八月。）恂留守金墉，（见第三章第二节。）于西掖门内与左右谋，欲召牧马，轻骑奔代。手刃道悦于禁中。领军元俨，勒门防遏，夜得宁静。厥明，尚书陆琇驰启高祖于南。高祖闻之骇惋。外寝其事，仍至汴口而还。引见群臣于清徽堂。高祖曰：“古人有言，大义灭亲。今恂欲违父背尊，跨据恒、朔，今日不灭，乃是国家之大祸。”乃废为庶人。置之河阳。（汉县，晋省，魏复置，在今河南孟县西。）以兵守之。服食所供，粗免饥寒而已。恂在困踬，颇知咎悔。恒读佛经，礼拜，归心于善。高祖幸代，遂如长安。（大和二十一年四月，齐建武四年。）中尉李彪，承间密表，告恂复与左右谋逆。高祖在长安，使中书侍郎邢峦与咸阳王禧献文子。奉诏赍椒酒诣河阳赐恂死。二十二年，（齐明帝永泰元年。）冬，御史台令史龙文观坐法当死，告廷尉：称恂前被摄之日，有手书自理不知状，而中尉李彪，侍御史贾尚，寝不为间。尚坐系廷尉。时彪免归，高祖在邺，尚书表收彪赴洛，会赦，遂不穷其本末。贾尚出系，暴病数日死。案恂死时年十五，废时年仅十四，安知跨据恒、朔？则其事必别有主谋可知。穆泰之叛也，史云：泰时为定州刺史，（魏于中山置定州。）自陈病久，乞为恒州，遂转陆叡为定州，以泰代焉。泰不愿迁都，叡未发而泰已至，遂潜相扇诱，与叡及安陆侯元隆、抚冥镇将鲁郡侯元业、骁骑将军元超，（隆、业、超皆丕子。）阳平侯贺头，射声校尉元乐平，前彭城镇将元拔，代郡大守元珍，镇北将军乐陵王思誉等谋，推朔州刺史阳平王颐为主。（朔州，魏置，今山西朔县。颐，景穆子阳平幽王新成之子。）颐伪许以安之，而密表其事。高祖乃遣任城王澄发并、肆兵以讨之。（并州治晋阳，今山西阳曲县。肆州治九原，在今山西忻县西。）澄先遣治书侍御史李焕单车入代，出其不意。泰等惊骇，计无所出。焕晓谕逆徒，示以祸福。于是凶党离心，莫为之用。泰自度必败，乃率麾下数百人攻焕郭门，冀以一捷。不克，单马走出城西，为人禽送。（《澄传》：高祖遣澄，谓曰：“如其弱也，直往禽翦。若其势强，可承制发并、肆兵殄之。”澄行达雁门，大守夜告：“泰已握众，西就阳平城下聚结。”澄闻便速进。右丞孟斌曰：“事不可量。须依敕召并、肆兵，然后徐动。”澄不听，而倍道兼行。又遣李焕先赴，至即禽泰。）澄亦寻到，穷治党与。（《澄传》云：狱禁者凡百余人。）高祖幸代，（《纪》：大和二十一年正月北巡，二月至平城。）亲见罪人，问其反状。泰等伏诛。（陆叡赐死于狱。）《新兴公丕传》：自高祖南伐以来，迄当留守之任。后又迁大传，录尚书。冯熙薨于代都，（熙，文明后兄。）丕表求銮驾亲临。诏曰：“今洛邑肇构，跂望成劳。开辟迄今，岂有以天子之重，亲赴舅国之丧？朕纵欲为孝，其如大孝何？纵欲为义，其如大义何？天下至重，君臣道县，岂宜苟相诱引，陷君不德？令、仆已下，可付法官贬之。”（《陆叡传》：叡表请车驾还代，亲临冯熙之丧，坐削夺都督恒、肆、朔三州诸军事。）又诏以丕为都督，领并州刺史。丕前妻子隆，同产数人，皆与别居，后得宫人，所生同宅共产，父子情因此偏。丕父子大意不乐迁洛。高祖之发平城，大子恂留于旧京。及将还洛，丕前妻子隆，与弟超等，密谋留恂，因举兵断关，规据陉北。（见第二章第二节。）时丕以老居并州，虽不与其始计，而隆、超咸以告丕。丕外虑不成，口虽致难，心颇然之。及高祖幸平城，推穆泰等首谋，隆兄弟并是党。隆、超与元业等兄弟，并以谋逆伏诛。有司奏处孥戮。诏以丕应连坐，但以先许不死之身，躬非染逆之党，听免死，仍为大原百姓。其后妻二子听随。隆、超母弟及余庶兄弟，皆徙敦煌。（见第二章第二节。）案冯熙死于大和十九年三月。是岁，六月，诏恂赴平城宫。九月，六宫及文武，尽迁洛阳。《恂传》云：二十年，改字宣道。迁洛，诏恂诣代都。及恂入辞，高祖曰：“今汝不应向代，但大师薨于恒壤，朕既居皇极之重，不容轻赴舅氏之丧，欲使汝展哀舅氏”云云。此与十九年六月之诏，当即一事，叙于二十年改字之后，盖《传》之误。《丕传》所谓高祖发平城，大子留于旧京者，当即此时。高祖若至代都，称兵要胁之事，其势必不可免，代都为旧人聚集之地，势必难于收拾，故高祖拒而不往；又虑群情之滋忿也，乃使恂北行以慰抚之；自谓措置得宜矣，然魏以大子监国，由来旧矣；禅代，献文又特创其例矣。泰等是时，盖犹未欲显叛高祖，特欲挟大子据旧都，胁高祖授以监国之任？（禅代盖尚非其意计所及。）高祖本使恂往，意在消弭衅端，不意恂亦为叛党所惑，还洛之后，犹欲轻骑奔代也。然此必非恂所能为，洛京中人，必又有与叛党通声气者矣，亦可见其牵连之广也。恂既废，叛党与高祖调停之望遂绝，乃又谋推阳平，亦所谓相激使然者邪？穆泰者，崇之玄孙。以功臣子孙尚章武长公主。文明大后欲废高祖，泰切谏，乃止。高祖德之，锡以山河，宠待隆至。陆叡，俟之孙。沈雅好学，折节下士。年未二十，时人便以宰辅许之。又数征柔然有功。实肺胕之亲，心膂之任，乔木世臣，民之望也，而皆躬为叛首。《于烈传》言：代乡旧族，同恶者多，惟烈一宗，无所染预而已。当时情势，亦危矣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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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门石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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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490年，24岁的孝文帝拓跋宏开始亲政，其当政后的第一件大事，就是迁都洛阳（493年）。龙门石窟始即开凿于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前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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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迁之计，于虏为损乎？为益乎？《齐书·王融传》：永明中，虏遣使求书，朝议欲不与，融上疏曰：“今经典远被，诗史北流，冯、李之徒，必欲遵尚，直勒等类，居致乖阻。【6】何则？匈奴以毡骑为帷床，驰射为糇粮。冠方帽则犯沙陵雪，服左衽则风骧鸟逝。若衣以朱裳，戴之玄冕，节其揖让，教以翔趋，必同艰桎梏，等惧冰渊，婆娑躃，困而不能前已。及夫春水草生，阻散马之适；秋风木落，绝驱禽之欢；息沸唇于桑墟，别踶乳于冀俗；听韶雅如聋聩，临方丈若爰居；冯、李之徒，固得志矣，虏之凶族，其如病何？于是风土之思深，愎戾之情动；拂衣者连裾，抽锋者比镞；部落争于下，酋渠危于上；我一举而兼吞，卞庄之势必也。”其于魏末丧乱，若烛照之矣。《魏书·孙绍传》：绍于正光后表言：“往者代都，武质而治安，中京以来，文华而政乱。故臣昔于大和，极陈得失；延昌、正光，奏疏频上。”今其所陈不可悉考，然谓武质而安，文华而乱，固已曲尽事情。离乎夷狄而未即乎中国，固不免有此祸。然遂终自安于夷狄可乎？子曰：“朝闻道，夕死可矣”，一人如是，一族亦然。鸟飞准绳，岂计一时之曲直？是则以一时言，南迁于虏若为害，以永久言，于虏实为利也。孝文亦人杰矣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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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昭成子孙传》云：高祖迁洛，在位旧贵，皆难于移徙，时欲和合众情，遂许冬则居南，夏便居北。世宗颇惑左右之言，外人遂有还北之问。至乃榜卖田宅，不安其居。昭成玄孙晖，乃请间言：“先皇移都，为百姓恋土，故发冬夏二居之诏，权宁物意耳。乃是当时之言，实非先皇深意。且北来迁人，安居岁久，公私计立，无复还情。陛下当终高祖定鼎之业，勿信邪臣不然之说。”世宗从之。《肃宗纪》：熙平二年，（梁武帝天监十六年。）十月，诏曰：“北京根旧，帝业所基。南迁二纪，犹有留住。怀本乐业，未能自遣。若未迁者，悉可听其仍停。”此可见孝文虽雷厉风行，实未能使代都旧贵，一时俱徙，且于既徙者亦仍听其往还也。然以大体言之，南迁之计，固可谓为有成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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迁都之后，于革易旧俗，亦可谓雷厉风行。大和十八年，（齐建武元年。）十二月，革衣服之制。明年，六月，诏不得以北俗之语，言于朝廷。若有违者，免所居官。又明年，正月，诏改姓元氏。又为其六弟各聘汉人之女，前所纳者，可为妾媵，事见《咸阳王禧传》。《传》又载：孝文引见群臣，诏之曰：“今欲断诸北语，一从正音。年三十以上，习性已久，容或不可卒革，三十以下，见在朝廷之人，语音不听仍旧。若有故为，当降爵、黜官。所宜深戒。”又曰：“朕尝与李冲论此，冲言四方之语，竟知谁是？帝者言之，即为正矣，何必改旧从新？冲之此言，应合死罪。”乃谓冲曰：“卿实负社稷，合令御史牵下。”又引见王公卿士，责留京之官曰：“昨望见妇女之服，仍为夹领小袖。我徂东山，虽不三年，既离寒暑，卿等何为，而违前诏？”案民族根柢，莫如语言，语言消灭，未有不同化于他族者，不则一切取之于人，仍必岿然独立为一民族。就国史观之，往昔入居中原诸族，及久隶我为郡县之朝鲜、安南，即其明证。人无不有恋旧之心，有恋旧之心，即无不自爱其语言者。孝文以仰慕中国文化之故，至欲自举其语言而消灭之，其改革之心，可谓勇矣。其于制度，亦多所釐定，如立三长之制，及正官制，修刑法是也，别于他章述之。史称孝文“雅好读书，手不释卷。《五经》之义，览之便讲。学不师授，探其精奥。史传、百家，无不该涉。善谈庄、老，尤精释义。才藻富赡，好为文章。诗赋铭颂，任兴而作。有大文笔，马上口授，及其成也，不改一字。自大和十年已后，诏册皆帝之文也。”此自不免过誉，然其于文学，非一无所知审矣。亦虏中豪桀之士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