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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鹿天下：北齐和北周四十年争霸史（526-581） 三十五 高洋成功的另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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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历代的暴君排行榜上，无论用什么标准，都会有高洋的一席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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骂高洋是个变态疯子，并没有辱没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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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是，人都是有两面性的。一面朝着阳光，正直善良；另一面则朝着黑暗，邪恶无耻。对于历史上的这个高洋，人们往往只看到他狂暴杀人的一面，而有意无意的忽略了高洋善于治国的另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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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东魏和北齐的前后延续性，加上之前并没有讲到高欢、高澄执政时期的社会发展和高氏父子所做出的历史贡献。历史上对（东魏）北齐王朝的关注度多集中在花边八卦和内部残杀上，北齐早期（包括东魏）的社会发展却很少提及，所以在本章，就将高欢父子三人在这方面所做出的成绩统一讲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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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记住高欢，往往是因为他和宇文泰气势磅礴的双雄决战，就如同历史记住高洋是因为高洋的另类行为一样。其实高欢的治政能力同样是一流的，并不逊色以治政闻名的宇文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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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北魏末年以来，天下连年战乱，农不得耕，商不得销，北方的天下一片破败景象。特别是东、西魏分裂后，高欢和宇文泰在河南附近地区经常群殴，社会经济发展几乎陷入停顿，百姓饿死无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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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这种悲惨局面，其实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北魏分裂后，高欢把洛阳的百万人口整体搬迁到邺都。对河南地区来说，洛阳就是一部输血机，现在输血机被搬走了，河南的灾情可想而知。当然这不能算是高欢的罪过，换成宇文泰统治东魏，他一样会掏空洛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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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东魏统治区内，河南是经济最落后的，粮食储备也基本没有。高欢采取的对应办法是对口扶持，即以经济发达的燕赵、山东地区向河南输送粮食，一方面保持军粮供应，一方面让河南百姓有饭吃。高欢的具体做法是：在黄河沿岸各州、郡、县的渡口附近设立粮仓，通过水路运输，把其他地区的粮食运到河南，保证军民两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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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魏的经济状况要好于西魏，但也只是横向上的对比，在纵向对比上，东魏的情况并不好于北魏极盛时期的东部地区。由于军费开支过大，高欢也感觉到了明显的经济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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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增加政府开支，高欢利用沿海的优势，在幽州、瀛州、沧州、青州的海边煮盐。沧州和青州的海盐生产最为发达，沧州有盐灶一千四百八十四，占四州盐灶总数的62％，青州有灶五百四十六，幽州有灶一百八十，瀛州有灶一百五十二。另外，在内地的邯郸也设有盐灶四处，应该是池盐。四州盐灶每年可生产食盐二十万九千七百零八斛四斗，一部分留用，一部分出售换钱，极大的缓解了东魏政府的财政压力。史称“军国所资，得以周赡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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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财政的充裕，也就意味着百姓的经济负担可以得到一定程度上的缓解。与宇文泰重征賦税不同，高欢采取的是“轻征”政策，尽可能的惠及百姓，维护社会稳定。地方州郡在向百姓征收绢帛时，背离朝廷政策精神，不断加重征收量，捞了不少私财，百姓怨声载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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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欢为了减轻百姓负担，在兴和三年（公元541年），以皇帝元善见的名义下诏，规定朝廷的征收标准是一匹布为四十尺，严禁多收。诏令一出，万民高呼万岁，史称“天下利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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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魏的土地分配制度相比于西魏要优惠一些，毕竟东魏的土地质量较好，高欢有足够的让利空间。东魏规定，平民男丁每人可授男八十亩，平民妇女可授田四十亩，身为奴隶者，同样有资格授田，条件和平民一样。如果谁家拥有耕牛，还可以多得到六十亩地，因为有了耕牛，就可以提高农业生产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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赋税方面，东魏规定有家庭者，每年要向朝廷上缴一匹绢、八两绵、二石垦租，五斗义租。另外，家中有耕牛者，还要额外加收绢二尺、垦租一斗、义租五升，毕竟有耕牛者比无牛者多了六十亩地，这些额外加租的负担并不算太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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垦租是中央征收的，所以要直接纳入中央的粮食储备计划。义租属于地方性征收标准，所收财物均由地方州郡自行调配。如果遇上荒灾年份，先用地方的储备粮救济，地方储备不足时，再从中央调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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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魏北齐的赋税征缴，根据家庭的经济情况，分为三个等级，即上户、中户、下户。为了保证地主豪强对政权的支持，东魏财政主要是面向中下户征收，上户所交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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垦租的征收，根据与中央储备库距离的远近是有区别的。如果在中央储备库五百里范围之内，要上缴粟，超过五百里的，则上缴米。而义租只收粟不收米。一般来说，上户垦租的上缴属于五百里范围之内，中户在五百里之外，下户的租子直接收入地方粮库。如果税户不想交粮食也可以，按当时的市场价格上缴铜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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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魏的赋税标准比起北魏时要高了一些，但却低于西魏的标准。不过西魏的赋税征收是可以根据年景的丰欠情况进行调节，这一点要比东魏的政策灵活。由于东魏的农业基础要好于西魏，高欢的起点远高于宇文泰，加上高欢的经济政策对头，所以东魏经济恢复的速度非常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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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东魏建立的第四年（公元538年）以后，东魏境内出现了自北魏孝文帝以来少有的盛世景象，“元象、兴和之中，频岁大穰，穀斛至九钱。法网宽弛，百姓多离旧居，阙於徭赋矣。”粮价最便宜的时候，一石粮食才要九个铜钱。高欢基本解决了老百姓的吃饭问题，这也是高欢在军事上屡败于宇文泰，而高欢在东魏统治依然稳如泰山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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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欢去世后，继任大丞相的高澄、高洋延续了高欢时代的利民政策。天保元年（公元550年）八月，高洋根据东魏时代的“三枭”之别，即上、中、下户，创建了九等户分法，根据不同的分户等级，富户出钱，贫户出力。北齐的九等分户法和元朝的四等人制完全不同，前者属于阶级范畴，后者属于民族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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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高洋时代，最值得一提的经济成就是高洋稳定了货币流通，这是后人很少提及的。高欢创建东魏初期，因为战事繁忙，无暇考虑铸币，依然沿用孝庄帝元子攸时期铸造的永安五铢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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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安五铢钱最大的失败之处不在于钱本身，而是北魏官方允许民间私铸，导致永安五铢钱泛滥成灾，真假难辨。各州情况不同，所以各州的私铸永安钱乱七八糟，有薄有厚，名字也五花八门，非常不利于商品流通，进而影响社会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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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欢决定把东魏境内的铜钱全部收集上来，然后统一铸造新的永安五铢。但民间贪利，新钱一出，民间依然仿造成风，假钱遍地都是，让高欢非常的头疼。这个问题直到高洋手上才算暂时得到解决，在天保四年（公元553年）正月，高洋下诏废止永安五铢钱的流通，改铸常平五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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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平五铢的质量非常好，用现在的话说，就是防伪技术非常好。但高洋还是小看了民间的仿造能力，常平钱甚至还没有上市流通，市面上就已经有了民间仿造的假钱。常平钱流通一两年内，大量假币充斥市场，社会上一片混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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