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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朝文明 中译本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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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朝文明》的写作几乎完全依赖于中国考古学者发掘和发表的巨量考古资料,令人欣慰的是,今天中国学者终于可以更方便地了解我对他们所作贡献的诠释,并指正我对他们工作的曲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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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然,中国学者的新作以及新一代学者的新发现必将修正和扩展本书的内容,我热切期待对本书内容的更多讨论,那将使我们这些研究六朝,但远离中国的所谓“椅子考古学家”们受益匪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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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特别感谢李梅田先生为方便中国读者所做的翻译工作,他为此付出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我也很庆幸李先生在六朝研究方面的专长,他不但使本书更便于中国读者理解,而且指出了我在英文版里的很多错误。当然,错讹之处一定还会有很多,责任全在于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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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还要感谢许许多多的老朋友,如宿白教授、田余庆教授、金维诺教授等,他们多年来热情地指引我、帮助我理解复杂无比的六朝;本书参考文献里还列有很多其他学者的名字,我因与他们的私交,或因他们的作品而受教良多,在此一并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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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爱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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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10月于旧金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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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朝文明 六朝简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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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朝文明 十六国简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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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朝文明 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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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是耶鲁大学出版社“早期中国文明系列”(Early Chinese Civilization Series)丛书之一,该丛书由张光直教授主编,他还亲自担任编者和译者。1980年,我对张光直教授说,中国的考古似乎不如以前那样令人激动了,现在多是些重复的发现。他说,那是因为现在处于研究的中间期,我们还没有足够充分的材料去做一些有意义的分析。张先生所言极是。不过,现在我们已经达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已有可能做一些这样的分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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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针对六朝物质文化的研究,主要基于中国大陆正式发表的考古报告。当我20多年前着手本书的写作时,几乎还没有一部类似的综合性研究论著可供参考,因此,为了掌握已有的资料,我感觉有必要建立一个考古报告的资料库,现在这个资料库已经收录了1800多座墓葬资料。尽管到目前为止,越来越多的综合性研究著作已经陆续出版,但这个资料库在本书的写作中仍然非常重要。例如,在对镜子的研究上,全洪对140面铁镜实物做了极有价值的考察(详见本书第七章相关注释),但要确定铜镜与铁镜因时代和地区不同而发生的比例变化,并考察铁镜的实际使用情况,就必须用到资料库里的一些信息。本资料库收录的六朝墓葬数量可能还不及1949年以来实际发掘数量的二成,而且在这部分墓葬的发掘报告中,有些还可能为了使考古发现更加引人注目而被刻意歪曲了,这就意味着我们并没有可供抽样研究的实例。此外,绝大多数墓葬都被扰乱过,这也可能导致考古资料的不真实;考古新发现层出不穷,新的资料也可能会改变已有的一些认识。尽管如此,有了这个资料库之后,我们还是有可能对这些材料进行综合研究,而不至于无从下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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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的引用,在某种程度上可为文物的来龙去脉提供线索。由于现在很多文献都能以电子方式进行检索,所以我们对文献的引用要更加审慎。我不奢望本书能达到谢弗(Edward Schafer)的唐研究那样的水平,其大作如Golden Peaches of Samarkand:A Study of Tang Exotics(译者按:1995年吴玉贵译为《唐代的外来文明》)、Vermilion Bird:Tang Images of the South(《朱雀:唐代的南方形象》),但也希望本书能让读者对六朝的物质文化有个初步了解,并加深对汉唐两大王朝之间所谓“黑暗时期”的中国社会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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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的写作,吸收了此前完成的Chinese Archaeological Abstracts(《中国考古文摘》,The Institute of Archaeolog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Los Angeles,1985)的成果,该项目由So-kam Ng,Wendy Wong和Rachel Sing等多人参与,本书的完成直接或间接地得益于他们在该项目中的贡献。斯坦福大学艺术与建筑图书馆的工作人员及馆长Alex Ross为本书的写作提供了周到的服务和帮助;Muriel Bell,Bruce Dien,Mark Hall,Harold Kahn,John Kieschnick,John LaPlante,Roger Olesen,Jeffrey Riegel,Audrey Spiro,Donald Wagner和Steve West等诸多学者的意见,也使我受益良多。罗文格林(Bo Lawergren)阅读了本书的第十一章“音乐和乐器”,并提出了大量宝贵的意见。Barbara Mnookin作为本书的初稿编辑,就材料的组织问题提供了细致入微的建议,Michael Ashby则进行了非常专业的终校。书中仍然会存在一些错讹之处,责任全在本人。斯坦福大学东亚研究中心慷慨资助了本书的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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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采用的插图资料,承蒙诸多机构的版权许可,在此我希望向相关的机构和个人谨致谢意:Artibus Asiae(《亚洲艺术》)、Bulletin of the Asia Institute(《亚洲研究所集刊》)和《华夏考古》的编辑们,东京美术出版社、波士顿美术博物馆(Boston Museum of Fine Arts)、陶步思(Bruce Gordon Doar)、美国中国研究所(China Institute in America)、《考古》杂志社、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刘淑芬博士、洛杉矶县立艺术博物馆(Los Angeles County Museum of Art),以及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我还要向耶鲁大学出版社的多位极具耐心的编辑多年来给我的鼓励表示感谢,他们允许我以蜗牛般的速度开展这项工作。我还要特别感谢玛丽·帕斯提的鼓励。每当电脑问题影响到写作时,我的儿子约瑟夫总是不厌其烦地花上数小时给予指导。最后要感谢的是我妻子丁淑芳(Dora),她多年来承担了大部分的家务杂事,使我有更多的时间花在本书的写作上,而她同时还得兼顾自己的教学和写作事业,在此我要向她致以深深的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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