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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朝文明 [:17069680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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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朝文明 十六国简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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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朝文明 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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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是耶鲁大学出版社“早期中国文明系列”（Early Chinese Civilization Series）丛书之一，该丛书由张光直教授主编，他还亲自担任编者和译者。1980年，我对张光直教授说，中国的考古似乎不如以前那样令人激动了，现在多是些重复的发现。他说，那是因为现在处于研究的中间期，我们还没有足够充分的材料去做一些有意义的分析。张先生所言极是。不过，现在我们已经达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已有可能做一些这样的分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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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针对六朝物质文化的研究，主要基于中国大陆正式发表的考古报告。当我20多年前着手本书的写作时，几乎还没有一部类似的综合性研究论著可供参考，因此，为了掌握已有的资料，我感觉有必要建立一个考古报告的资料库，现在这个资料库已经收录了1800多座墓葬资料。尽管到目前为止，越来越多的综合性研究著作已经陆续出版，但这个资料库在本书的写作中仍然非常重要。例如，在对镜子的研究上，全洪对140面铁镜实物做了极有价值的考察（详见本书第七章相关注释），但要确定铜镜与铁镜因时代和地区不同而发生的比例变化，并考察铁镜的实际使用情况，就必须用到资料库里的一些信息。本资料库收录的六朝墓葬数量可能还不及1949年以来实际发掘数量的二成，而且在这部分墓葬的发掘报告中，有些还可能为了使考古发现更加引人注目而被刻意歪曲了，这就意味着我们并没有可供抽样研究的实例。此外，绝大多数墓葬都被扰乱过，这也可能导致考古资料的不真实；考古新发现层出不穷，新的资料也可能会改变已有的一些认识。尽管如此，有了这个资料库之后，我们还是有可能对这些材料进行综合研究，而不至于无从下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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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的引用，在某种程度上可为文物的来龙去脉提供线索。由于现在很多文献都能以电子方式进行检索，所以我们对文献的引用要更加审慎。我不奢望本书能达到谢弗（Edward Schafer）的唐研究那样的水平，其大作如Golden Peaches of Samarkand：A Study of Tang Exotics（译者按：1995年吴玉贵译为《唐代的外来文明》）、Vermilion Bird：Tang Images of the South（《朱雀：唐代的南方形象》），但也希望本书能让读者对六朝的物质文化有个初步了解，并加深对汉唐两大王朝之间所谓“黑暗时期”的中国社会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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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的写作，吸收了此前完成的Chinese Archaeological Abstracts（《中国考古文摘》，The Institute of Archaeolog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Los Angeles，1985）的成果，该项目由So-kam Ng，Wendy Wong和Rachel Sing等多人参与，本书的完成直接或间接地得益于他们在该项目中的贡献。斯坦福大学艺术与建筑图书馆的工作人员及馆长Alex Ross为本书的写作提供了周到的服务和帮助；Muriel Bell，Bruce Dien，Mark Hall，Harold Kahn，John Kieschnick，John LaPlante，Roger Olesen，Jeffrey Riegel，Audrey Spiro，Donald Wagner和Steve West等诸多学者的意见，也使我受益良多。罗文格林（Bo Lawergren）阅读了本书的第十一章“音乐和乐器”，并提出了大量宝贵的意见。Barbara Mnookin作为本书的初稿编辑，就材料的组织问题提供了细致入微的建议，Michael Ashby则进行了非常专业的终校。书中仍然会存在一些错讹之处，责任全在本人。斯坦福大学东亚研究中心慷慨资助了本书的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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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采用的插图资料，承蒙诸多机构的版权许可，在此我希望向相关的机构和个人谨致谢意：Artibus Asiae（《亚洲艺术》）、Bulletin of the Asia Institute（《亚洲研究所集刊》）和《华夏考古》的编辑们，东京美术出版社、波士顿美术博物馆（Boston Museum of Fine Arts）、陶步思（Bruce Gordon Doar）、美国中国研究所（China Institute in America）、《考古》杂志社、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刘淑芬博士、洛杉矶县立艺术博物馆（Los Angeles County Museum of Art），以及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我还要向耶鲁大学出版社的多位极具耐心的编辑多年来给我的鼓励表示感谢，他们允许我以蜗牛般的速度开展这项工作。我还要特别感谢玛丽·帕斯提的鼓励。每当电脑问题影响到写作时，我的儿子约瑟夫总是不厌其烦地花上数小时给予指导。最后要感谢的是我妻子丁淑芳（Dora），她多年来承担了大部分的家务杂事，使我有更多的时间花在本书的写作上，而她同时还得兼顾自己的教学和写作事业，在此我要向她致以深深的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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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朝文明 第一章 六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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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当亚当和夏娃逃离伊甸园的时候，亚当安慰哭泣中的伴侣。“别哭，亲爱的”，他鼓励说，“一切都是暂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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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朝（公元3世纪至6世纪后期）是一个分裂和无序的时代，它处于汉、唐两个大一统王朝之间，以其在文化艺术上的伟大成就而著称。有人将中国与欧洲的历史进行对比，把六朝称为中国的“黑暗时期”，然而这个词所包含的负面意义很容易让人引起误解。实际上，六朝是在诸多方面（如文化、政治、社会、艺术与技术方面）都取得了巨大创新与成就的时代[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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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六朝并不是一个很受关注的时代，所以有必要勾勒一下这段历史的梗概。“六朝”之名来源于当时建都于今南京的六个政权。此前的都城都位于北方，主要在今天的西安和洛阳，但随着北方非汉民族迁入中国北方并建立自己的政权，原来的中原政权被迫偏安于南方，于是这个时代被称为“南北朝”。外来的非汉人统治的北方政权，与移民占主体的南方王朝之间的政治分裂是这个时期的最显著特征，不过我们也不能因此认为当时的社会已经支离破碎了。相反，当时的地方割据政权都在力图自保与扩张，正是由此导致的冲突形成了当时的混乱无序。在欧洲，政权的地方割据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事，而在中国，没有中央集权的政权会被视为反常的、暂时的。汉朝的成功大一统成为中国人心目中统一的典范，它通过近四百年的努力，在中国人心目中建立了一套完整的政治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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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末期，朝廷外戚与宦官集团之间的纷争，使得一些军事领袖成为独立的军阀，而皇帝成为这场新的政权争夺战中的傀儡。在北方，曹操于建安五年（公元200年）（译者注：中国历史纪年为译者所加，以下同）的官渡之战中击败袁绍，以胜利者的姿态脱颖而出，但他继续扩大胜利果实的企图受到了来自东南、西南地方军事首领的阻挠，紧接着是连年的军事行动与统一政权的行动。建安二十五年（公元220年）曹操去世后，汉朝终于从名到实都灭亡了，曹操之子曹丕即位，建立了新的王朝“魏”，统治着中国北方地区。此后，四川的刘备因其姓氏（与汉代皇室相同）而自称汉朝的合法继承者，后世为区分称其为“蜀汉”。不久，东南的孙权也自称吴帝。至此，魏、蜀、吴三足鼎立局面正式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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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操及其后继者统治下的北方政权巩固内部的进程并没有走得很远。汉末，中央政权由于衰微，不得不依靠地方势力来维护自身的稳定与安全，结果大型坞壁蜂拥而现。大型坞壁都拥有自己的武装（部曲）和家丁，他们是失去土地后依附于豪强的一群人，身份类似于佃农。数百年之后，中央政权的安全力量才得以重新建立，以家庭为单位、拥有小块土地的自由民形式也得以重新恢复。汉末，曹操还试图通过建立一套新的职官制度取代旧式的汉代官僚体系，以确保官员对社会制度的拥护，加强中央集权。他建立了一套乡里荐举体系，被荐举者分为一至九品，依品第高下委以不同的职务。为了确保优秀的候选人能够入仕，各州郡负责品第的中正皆由中央政府任命。但是，由于是家族而不是个人把持着品第大权，入仕的门路逐渐被地方门阀世族垄断，这个制度也逐渐失去了原有的活力，于是知识精英受到打压，而维护世族特权的制度则根深蒂固[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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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氏是北方曹魏政权里的显赫家族之一，泰始元年（公元265年），司马炎逼魏帝退位，自称皇帝（晋武帝），晋王朝成功地实现了中国的短暂统一。西晋政权建立之前，蜀国已被魏吞并，西晋建立之后，又于太康元年（公元280年）征服了吴国。新的晋王朝下达了“罢兵令”，曹魏的中央集权措施被搁置下来。尽管如此，西晋诸王还是保留了自己的私人武装，不久，严重的内战“永嘉之乱”（公元311年）爆发，并直接导致了晋王朝的瓦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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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掌权者内讧之时，权力势必旁落他人之手。西晋诸王之间的内讧导致中央军力的削弱，中央再也无力控制由半独立的军事首领控制的地方州郡，并最终导致饥荒、大规模的动乱和革命性的农民运动，这种现象正是汤因比（Arnold Toynbee）所称“动乱时代”的极好例证。在西晋政权里，外部的威胁来自疆域内外的诸多非汉民族，他们颠覆了西晋王朝，控制了中国北方地区。随之，驻守南京的司马睿于建武元年（公元317年）以晋室的继承者身份称帝，因此建武元年之前的晋朝被称为西晋，继之者被称为东晋。正是由于晋室的南迁，这个分裂的时期才成了“南北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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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与北方大不相同，南方空气潮湿、土地湿软、湖泊众多、气候温暖，主要作物是大米而不是北方常见的麦类和粟类谷物。当时的南方人口由三部分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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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世居民：傣族、瑶族、越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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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中原移民：很早就迁入了南方，其中可能也包括部分被同化的世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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