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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朝文明 第五章 皇室墓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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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汉代渊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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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朝时期极具特色的墓葬建筑的各方面在当时的皇室墓葬里都有所反映，并得到了扩展。尽管考古资料的不完整性妨碍了我们对六朝皇室墓葬发展情况的全面把握，汉末和三国之初的政治经济危机也给墓葬制度带来了一些突变，但六朝早期的皇室墓葬还是反映出汉代埋葬模式的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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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的帝陵以其高大的封土，以及妻妾和高官的陪葬墓为特征，西汉帝陵还以围墙将陵园、享堂及其他附属建筑包围起来，其中也包括侍奉死者的侍仆们的生活设施，侍仆们一如皇帝在世一样，事无巨细地侍奉着死去的皇帝，甚至包括日常的沐浴与更衣。东汉时，帝陵建筑简化，围墙被屏篱（行马）所替代，尽管在陵墓东侧仍有守陵者的住处，在封土之前仍立有石室，但所谓的陵域已经不复存在了。由于帝陵仍存在高大的封土，所以它们的位置很明确，帝陵本身都没有发掘，内部结构并不清楚，但应该与已经发掘的诸侯王墓如大葆台汉墓和满城汉墓非常相似[1]。有人认为帝陵是统治者权力的象征，因此，拥有广阔陵区和配套建筑的秦和西汉陵墓也反映出朝廷的强大实力。但是到了东汉时期，随着地方豪强势力的增长和朝廷权势的减弱，东汉帝陵的规模也有所缩小。也正因为朝廷的势衰，一些新的埋葬措施在此后的三国时期得以迅速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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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朝文明 二 三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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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我们对于曹魏墓葬的了解都来自文献记载。曹操（公元155～220年）在北方地区掌控政权后，曾试图对墓葬的规模和大小进行严格的限制，对自己的陵墓也不例外。他以国家经济凋敝为由，颁布了一系列的“薄葬”诏令。去世前曾预作终制，特别要求“敛以时服，无藏金玉珍宝”[2]。曹操的继承人、儿子曹丕（公元187～226年）曾预做了一份长长的详细的遗诏，指出厚葬之墓易于被盗，施行薄葬反而更能尽孝[3]。尽管曹操父子都不是这项理性的薄葬制度的首倡者，但他们可能很好地影响到了实际的埋葬行为。在整个六朝时期，包括皇室墓葬在内的所有墓葬，似乎都没有以前那么奢华了。当然，埋葬简化的原因极有可能是由于现实的经济状况，而不是由于朝廷的政令[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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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操和曹丕的遗诏都规定了陵寝的选址以及陵区内家属和近臣陪葬墓的安排。曹操葬于邺城之西，曹丕葬于洛阳旧城之东的首阳山下。这两座陵墓的具体位置都没有确定，可能由于以封土和树木为标记的习俗（至少秦始皇之时已经出现）都被曹氏父子禁止了。曹丕的陵园位于涧水西岸，在此区域内曾经发掘过一座墓葬，出土了一件纪年于正始八年（公元247年）的器物。该墓曾被盗，但仍出土了一件玉杯和铁帐钩，说明该墓应是统治阶层的墓葬，但很可能不是帝陵。不过，从墓葬中残存的极为普通的其他随葬品和墓葬规模来看，此时的埋葬规格与汉代相比，已经有了非常明显的下降[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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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思王曹植（公元192～232年）是曹丕之弟，是一位才华出众的著名文学家。他的墓葬在山东省西部的东阿县被发掘（图5.1）。这是一座带甬道的双室墓，前室方形，券顶高达8米，后室高3.31米，墓室总面积为26平方米。墓葬砖结构组成玉带式的图案，墓室与墓顶涂有一层灰泥。棺木安置在前室的中央，现已朽烂，包括三层遗迹：一层木炭，一层朱砂，最上一层为组成日月星辰图案的云母片，尸体陈于云母层之上。该墓出土了132件器物，大部分放置在棺木两侧，包括几件玉片、玛瑙、玻璃器、石器，以及89件陶瓷器，陶瓷器包括家禽、狗、灶、几案、勺、井、钟、磨等模型器和各种器皿。还出土了一件砖铭，据之可知墓主的身份。根据史料的记载，曹植曾于曹魏太和三年（公元229年）被封东阿王，实际上被流放于此，太和六年（公元232年）又被徙封于今河南淮阳地区为陈思王，不久在此地抑郁而终。显然，是按曹植生前意愿葬于东阿地区的[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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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1 曹植墓平、剖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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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时期，皇室墓葬形制上的另一个显著变化是，对祖先崇拜的关注由墓葬转向宗庙。追求简朴甚至平庸的埋葬形式可能是导致这种变化的一个因素。尽管为了举行一套精心的仪式，必须建造一系列复杂的建筑以引人注目，但到东汉时期，陵墓的附属建筑还是出现了明显的衰退迹象，它在以后的发展可能仅仅是那种信仰变化的一种延续。无论如何，曹丕确曾发布诏令，称墓祭只是近人的发明，而在宗庙内的祭祀仪式是一项旧制，应得到遵守。为此，他下令将曹操墓内的许多建筑予以拆除，并说这样更能体现他父亲的遗愿。此后，尽管偶尔还会有一些墓祭现象，但曹丕的法令在这段时间内得以普遍实施[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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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东吴的59年里，共有四位统治者，其中一位被废黜，最后一位降魏。按理说应该有两座东吴的帝陵，但其所在地点都无法确定。东吴的建立者孙权之墓，一说位于钟山南麓的孙陵岗，也有人认为明代开国皇帝陵墓之前的梅花山是孙权之墓。从东吴时期的大量小型墓例来看，东吴的丧葬形式延续了汉代的传统，只是奢华程度上有所减弱[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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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是蜀国，蜀汉时期仅有一座帝陵，即刘备之墓。刘备称帝两年之后去世，他自称为汉王室的继承者，正因如此，他的墓葬可能采用了汉代的埋葬模式，尽管一般认为成都武侯祠内一座15米高的封土堆可能是刘备之墓，但并没有进行发掘[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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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朝文明 三 西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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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少在西晋早期，统治者是遵循了曹魏丧葬制度的，也主张薄葬。之前，司马懿（卒于曹魏嘉平三年，即公元251年）对自己的陵寝也有详细而明确的指令，要求建造土坑墓、不树不封、“敛以时服”、不藏明器等[10]。他的继承者司马师（卒于正元二年，公元255年）和司马昭（咸熙二年，即公元265年卒）沿用了同样的政策。西晋另外两位统治者司马炎（卒于太熙元年，即公元290年）和司马衷（光熙元年，即公元306年卒）的陵寝情况并不见于记载。他们可能有陵寝，不过司马炎确曾严厉谴责过那些在墓前建石室，立石兽、石碑的行为，认为这是一种自大的、有误导作用的、对普通百姓无益的行为，并加以禁止[11]。因此，西晋统治者的墓葬应当是相当简朴的，也可能正因如此，陵寝所在位置很难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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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人们认为西晋皇陵的位置应该在当时的都城洛阳地区，依照惯例，文献中当备记各陵的名称，但只记载了司马懿的陵寝所在地——首阳山[12]。不过《文选注》里的一段话披露了较多的信息，里面提到五座帝陵的相对位置，仍没有提到准确地点[13]。20世纪初期发现的两方石墓志出自司马昭和司马炎的陪葬墓，当有助于最终确认此两座帝陵的位置[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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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座帝陵位于西晋都城洛阳西北不远处，坐落在邙山南麓的高地上，都分别有一些较小的墓葬陪葬，其中疑为司马昭陵墓的大墓有4座陪葬墓，而疑为司马炎陵墓的有22座陪葬墓。大墓都位于陵区最东部的山坡低处，而陪葬墓则成排分布于西部，并随着坡势的上升逐渐变小（图5.2、图5.3）。这些墓葬的形制可能相同，不同的只是大小规模。每座墓葬皆由三部分组成：墓道、甬道和墓室。长墓道都被挖成斜坡式，两侧凿有台阶，达到一定的深度后，再在土里凿出甬道和墓室。墓道均以夯土填实。疑为司马昭墓的墓道长46米，宽11米，最低处深11米，墓室规格为4.5米×3.7米×2.5米。它的4座陪葬墓墓道要小得多，平均长、宽、深度为21.5米×6.2米×7.6米，但墓室大小与帝陵大致相同。司马炎墓位于司马昭墓的西部，这样就将较为尊崇的位置留给了他父亲。该墓各部分的相对尺寸与司马昭墓相同，比帝陵次一等级的墓葬平均尺寸略大于帝陵之半，而帝陵和陪葬墓的墓室规格则大致相同[15]。陪葬墓中实际上只有两座被发掘了，都是东部大墓的陪葬墓，两墓的墓室均以砖铺地，甬道内设素面石门，墓室在土里挖成，壁面没有装饰（图5.4）。可以推测帝陵的内部结构可能也与此类似[16]。这两座墓葬发现的随葬品极少，没有任何迹象能表明墓主人的身份。从出土的司马炎贵人左芬（文学家左思之妹）墓志来看，这22座陪葬墓中可能有一座属于她，表明司马炎的其他配偶也很有可能葬于此处[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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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2 邙山枕头山墓地地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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