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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朝文明 [:17069680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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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朝文明 三 日用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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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用器物指的是在现实生活具有使用价值的物品，反映在墓葬中既有实用器皿和专为随葬而做的复制品（明器），也有旨在以多种方式服务死者的动物、机械和人物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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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钱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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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朝时期在墓葬中放置钱币的习俗是汉代传统的延续。盗墓活动势必影响到今天所见的墓葬钱币资料，不过似乎这种影响并不很严重。在大约20%的墓葬里都发现了一枚或多枚钱币，而在未被盗扰的墓葬中，则有36%发现了钱币。因此，尽管这些数字肯定不足以反映墓葬中随葬钱币的真实情况，但据此做一些基本的评估还是可能的，当然结论也是尝试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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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钱币随葬主要是长江以北地区的特征。随葬钱币的墓葬比例，在长江以北地区从23%（江苏和山西）至77%（甘肃）不等，而在长江以南地区，只有4%～16%。总体来说，江北平均值达到30%，而江南只有13%。发现钱币的墓葬比例并没有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发生大的改变，在晋以前的墓葬（包括所谓“魏晋”墓葬）中，39.5%发现了钱币，而隋代墓葬中也有33%发现了钱币。墓葬发现的钱币既有单枚铜钱，也有成串的钱，我在这里并不想统计钱币的总数，象征性的冥币显然也是存在的，比如曾经发现过以土钱随葬的例子[80]。在吐鲁番阿斯塔那墓葬的随葬衣物疏中列出了数量巨大的钱币，不过这个数量显然是虚构的，实际上只发现了极少量的钱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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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时期的货币体系颇为糟糕，很多地方在很长时间里，商业都是物物交换，以粮食、布匹，甚至食盐来代替货币。自很早开始，甚至在汉代灭亡以前，军阀董卓就废弃了汉代的优质五铢钱，而发行一种劣质的小钱，这是当时通货膨胀的结果。尽管曹操掌权之后废除董卓的货币体系，又恢复了五铢钱，但当时已经处于自给自足的经济状态。南、北方政府都长期面临着铜料短缺、钱轻质劣的困境（据说有的钱币轻得可以在水上漂起来），这些问题对当时的贸易、税收和日常生活都产生了影响，对私铸钱币真伪的鉴定也是一件难事[81]。日本学者川胜义雄提出，货币问题及其在地方上的不良影响正是导致南方政权衰落并最终被北方所灭的一个重要因素[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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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自窖藏[83]和墓葬的钱币是研究六朝经济史的重要资料，同时也能提供很多宗教信仰方面的信息。出土的大量六朝钱币都是剪轮的，据此可以推断很多早期钱币（如汉钱）在六朝时期仍然在流通，有学者认为这种情况表明当时的经济状况混乱不堪[84]。不过也有学者不同意这种看法，如刘建国和高岚指出，很多汉代钱币确实在汉代以后还在使用，但汉以后也铸造了很多新的钱币；尽管六朝末期墓葬中发现的钱币较少，但钱币的减少并不能简单归因于经济状况的恶化，因为富人墓中钱币的减少更加明显，这点看起来有悖常理。他们认为墓葬中钱币的减少表明丧葬习俗的改变[85]。这是一个很有价值的提醒，有助于反驳将六朝视为衰退时期的常规论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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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铜钱（严格地说是青铜钱），随葬衣物疏中还列有银币和金币，它们也是商业贸易中的流通货币，不过不是以硬币的形式存在。银币的度量单位是“两”，考古中发现了银锭和扁圆形的银饼[86]。布匹也曾用作通货[87]。此外，文献中还提到过铁钱，始铸于北魏正光四年（公元523年），不过并不成功，不久就废除了[88]。在墓葬中还发现了波斯和拜占庭的钱币，它们是经由丝绸之路传入中国的，由于非常珍稀，钱币上可能都带有某种特别的标记。在墓葬中发现的无论何种形式的货币应该都与后来的纸质“冥币”具有相同的目的，即为了死者的灵魂在阴间能够过得比较舒适[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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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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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朝早期的俑只是汉俑的简单延续，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俑的造型变得更加写实。关于这点，有些学者认为后者的艺术性值得关注[90]。只有15%的墓里发现了人物俑，而且这些墓葬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分布并不均衡，但是它们为研究六朝物质文化的方方面面提供了非常好的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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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便于对六朝时期的人物俑进行讨论，可以将它们分成三国俑、晋代俑、晋代以后俑，晋代以后的俑又可分为北方和南方风格。俑的工艺最终在隋代达到顶峰，为唐代俑的完美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这里对俑的分类还是沿用通常的分类法，根据它们在侍奉死者的阴间生活中所担任的角色来划分：男女侍者、男女奴仆、马夫（一般是外国人）、乐手和其他伎乐、武士（含骑马的和步行的）。除此之外，还发现了极少数的特例，如一座湖南六朝墓中发现了乳母俑；在湖北鄂城墓中发现了跪俑，嘴里伸出极长的舌头，可能是一件辟邪俑；在一座隋墓里发现了佛教僧侣形象的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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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时期的墓俑仅发现于湖北、湖南、江苏、河南和四川等地[91]。在四川以外，其他地区偶见于墓葬的陶俑都非常粗劣，有的只是用黏土随意捏成，或简单地模制而成，然后用低温烧烤。一般是站立的侍者形象，双手抱于胸前，下身呈圆锥形，这种造型与汉俑相似。这些地区的驱魔俑和武士俑极其少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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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地区的俑却大不相同，在忠县的15座崖墓里发现了约100件陶俑，其中65件出自一座随葬品特别丰富的墓葬，包括乐师、舞者、歌手、奴仆，既有男俑，也有女俑，它们在从事各种家居劳作和侍奉（含23件男俑和5件女俑）工作，只有一件是武士。这些俑的服装和发式非常引人注目，俑的高度一般在40厘米～60厘米之间，由红陶或灰陶制成（图6.25～图6.27）[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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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25 四川忠县出土陶俑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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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26 四川忠县出土陶俑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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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27 四川忠县出土陶俑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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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代墓俑的造型变得更加纤细。在当时两个主要都城所在的河南和江苏地区，约11%的墓葬里发现了俑。洛阳及其周边地区发现的俑与今天博物馆的藏品非常接近。墓葬的典型俑类组合中，有一种典型的驱魔俑，身穿短袖鱼鳞铠甲，头戴尖顶盔，有着奇特的外国人面相（图6.13）；此外，还有一对双手抱于胸前的侍俑，以及身穿及地长裙的女俑（图6.28）。南京地区出土的俑类组合也与此类似，一般包括一对侍者或奴仆，少见武士俑。这个时期的俑在甘肃、河北和山西等地也有零星发现，但制作较为粗劣（图6.29）。最有意思的俑出自湖南长沙的墓葬中，在三座墓葬中发现了116件俑，其中一座墓的明确纪年是永宁二年（公元302年）。这批墓俑包括6件骑马武士俑、14件文官俑、54件步兵俑、19件站姿男侍俑、23件跪姿俑，有些作书写状（图6.30～6.33）。尽管这批墓俑制作比较粗劣，但是为我们了解当时在这个地方性首府附近的生活状况，提供了一个很有意思的视角[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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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28 洛阳地区出土陶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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